第十一章

规划小康　设计中国

人民呼唤，党内交锋，坚冰终究得以打破，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政治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完结。饱尝动乱和贫困之苦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感受到了“翻身”的喜悦之情。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信中那一连串热烈的语言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然而，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经汪东兴转到华国锋的办公桌上后，华国锋却没有给予过多理会。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3天，当叶剑英得知华国锋将要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后，极为焦虑，认为会影响和阻碍邓小平恢复工作。于是，他于次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然而，华国锋的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立自己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和政治权威，而不是早日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鉴于华国锋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应，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叶剑英亲自过问此事。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启用的南楼5层。当然，安排有专人看守，甚至还将楼梯也锁上以防消息“走漏”。一到病房，早已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邓小平吗？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当时也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尽管外面一时传说，被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依然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与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面对这位特殊病人，李炎唐单刀直入地问诊：“首长，怎么样？哪里不舒服？”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接着，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和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了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李炎唐感到情况不妙，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的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的痛楚渐渐消失，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下来。为了减少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准备手术方案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批准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生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生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医生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这时，李炎唐向邓小平交代这段时期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坚定与镇定，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3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别人写的署名张孝骞的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就感到特别别扭，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那事的。”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很快炎症消失，邓小平康复得很好。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令人兴奋的抓“四人帮”的故事。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不多久，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与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一起，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从北京飞往南方，就如何促成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与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到武汉后，因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刚好出去开会，都不在家，罗瑞卿一行首先同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等交换了意见，大家都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些出来工作。

随后，罗瑞卿一行飞抵广州，先后与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进行了座谈，绝大多数人都提出应当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根据了解到的干部、群众意见，罗瑞卿和杨勇等郑重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前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一个住地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由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工作汇报时就提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社论让罗瑞卿与杨勇敏锐地嗅到了类似当年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火药味，看出了这篇社论的意图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他们又飞抵武汉，开始与杨得志、王平等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商谈，再次强烈表示希望邓小平出山。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邓小平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华国锋感到自己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但是，他附加了一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这年3月，华国锋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有利于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这些努力，都是在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旋涡中，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真可谓“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生活。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改革道路的试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未来的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去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深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好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犯上作乱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面，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观点——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过来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于是王强华说：“你帮我们写稿，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你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观点。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文章投出去后，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历史雄文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教研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化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

1978年1月下旬，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每回修改后会再寄回去。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有趣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胡福明后来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社，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我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4月2日哲学版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产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当时他就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写的时候，还没写完，差不多写完了，这个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他们的差不多一样，让我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捏成一篇。”

民族危难之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是南京的胡福明，他是独立地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必然性。”

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遂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不久，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文章发表之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汪东兴似乎嗅出了文章的味道，等不及华国锋回国，马上告诉他了。华国锋指示：“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汪东兴则要追查了，指示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17日，汪东兴公开点名批评此文，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6月15日，汪东兴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了胡耀邦，要他写文章要注意，要处理好个性与党性的关系，以免被敌人利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的一片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他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于是，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后来，他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嘛，驳不倒嘛！”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胡耀邦再次组织了中央党校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先后细看了三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求文章做到无懈可击。在他即将去联邦德国治病之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之前还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最后胜利。但是，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项政治活动，他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成为真理旗帜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时，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一回，又一次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也就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另外，毕竟是《解放军报》，有罗瑞卿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吱声。

当汪东兴见到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文章已经同时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虽然批判的是“两个凡是”，然而在当时不能不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却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回敬了“两个凡是”派。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的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响应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苦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人们笑称：“《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原来，《红旗》杂志是要成为坚守“两个凡是”的最后一块阵地。汪东兴曾要求《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红旗》置身局外，一声不吭。然而，这最后的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万分难堪。

在派人直接跟谭震林挑明态度而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熊复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也同意刊登。汪东兴无奈，说：“那只好这样。”

于是，熊复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由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回首往事，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考验方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起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预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即将来到。

陈云的率先“一炮”，临时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使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3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30年后，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当权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业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刚刚开始分组讨论，11月12日，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1978年，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钱嗣杰　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同时，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来，康生在3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6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然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三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反应，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提出了“文革”中遗留的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他的发言又引发出一系列“文革”遗留的诸多问题。种种问题，几乎桩桩件件都涉及毛泽东。只有冲破毛泽东当年“左”的种种批示，才能彻底加以解决。然而，“两个凡是”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推倒了“两个凡是”，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这许许多多的历史积案中，最为迫切、亟待解决、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很多人都知道，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他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将直接动摇自己的政治根基。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等。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不太确定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与会者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与会者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这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形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在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却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固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著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还很冷，邓小平夫妇在西山25号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

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大约一个小时，只是曾志母女俩说，邓小平一直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对妈妈说：“看来又白跑一趟了，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却不以为然——她知道，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复出呢。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三条要求：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我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11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不久，陶铸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路。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作出不公正的判断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上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了出来：“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还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过多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的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词：“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好事，是胜利！”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牵连的干部和群众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出最后的决断。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应该判刑的人中，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人的多少、判几个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写那么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等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是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几乎都聚焦北京。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主犯终审判决。这是大快人心的判决，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至此，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革”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文革”后，邓小平与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讨论教育发展大计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尚未复出之时，他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在京召开44天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之后，8月13日，正式推出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积压”了10多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问题，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1977年8月，邓小平与胡乔木、方毅、刘西尧等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四个坚持”以前都曾提出过，但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并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共和国大厦撑起了四根擎天巨柱，使共和国遇狂澜而不倒。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1980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了第2个年头。

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法拉奇以采访首脑人物著称，以报道世界风云闻名于世。法拉奇以提问尖锐而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避而远之，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他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显著特点，许多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而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等方式。当年毛泽东是这样，如今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时，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同时，他也深知，他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法拉奇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问候之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手势。法拉奇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她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一个火辣辣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近年来，披露开国大典盛事内幕的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可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了当年的详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大典筹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主席像正是人民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的红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又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解释道：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一条写“中国”，一条写“世界”，既有民族意义，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何时都是适用的。

而画毛主席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布置会场的他画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后，几代人为天安门主席像画像，每年至少一张，有时两张。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然而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邓小平拿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道：“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感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一个圈套接着一个圈套。如果说问及天安门毛主席像是牵连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言简意赅，他说：“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共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79年11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那时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三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邓小平看了几稿后，总感到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他在1980年12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了份厚礼。《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决议》全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并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样的错误，也是错误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拒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这么谈及自己拒绝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认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不变的情怀。毛主席那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在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变革。一位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后改为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之变幻。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着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地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小孩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没有被采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自己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老一病二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得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此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实现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再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但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在大会休息时，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双手赞成”。后来，万里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做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之类的醒目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向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他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之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而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镇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多得，为城镇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榜样，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树立了城市改革的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三至五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的成就所鼓舞。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正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间会谈戛然而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三年见成效，六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则。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用说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则。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朝着总设计师规划的蓝图，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而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1978年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十分之一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对外贸易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将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的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都不准确。邓小平在细细寻思。也许他早已胸有成竹，也许智慧的火花在刹那间碰撞而出，他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喜出望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它原来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落后的小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尽便可以兜遍全镇。它怀抱珠江口，但始终只是窥探着香港的繁荣，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它是偷渡香港的鬼门关。当办特区的大政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深圳拓荒者的队伍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百万人的劳务大军犹如狂涛叠浪，涌入深圳。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外来务工者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大胆想到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100多年的屈辱史常伴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出让给资本家，说不定会背上“卖国”的罪名。然而特区的建设又是刻不容缓的，这些深圳的开拓者们只得到马列著作中去找一点根据：“到宝书中去找答案。我们只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们就不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深圳特区同样需要它来保驾护航。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了“可以出租土地”。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于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宝贵，一河之隔的深圳，土地租价低得多，再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三年免关税，以及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免税等优惠政策，能不吸引香港投资人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来的“土地出租”的第一轮冲击波。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腾飞，其腾飞速度之快，被美国舆论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年10月、11月，设在山坡或荒滩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也分别动工兴建。至此，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特区建设走的路可谓荆棘丛生，关隘重重。对于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一位副总理在听说允许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后就说，广东如果那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他担心的是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来。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说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有的到特区“考察”的人手捧飘扬的国旗感叹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这面旗帜还是红色的。这些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喋喋不休地提出种种疑问。这些议论从南到北传播开来，特区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邓小平关注特区的命运，他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1984年1月，南方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早早盼望着邓小平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荣耀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期待着什么！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盼——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一晃几年过去，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他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岁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将是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国商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们。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

邓小平参观渔民村

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吴柏森家周围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和他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这时有位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深情地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20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走出渔民村，已时近中午，阳光特别温和、暖人。在村口告别时，吴柏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1月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着珠海经济特区驶去。梁湘等人在码头上不断挥手送行。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尽管他没有说多少话。

在珠海，邓小平一行先后参观了拱北工业区的建设、通澳门的口岸建设，巡视了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机场以及南山工业区。他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市委负责人了解有关情况。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他欣慰地笑了。他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赞赏。

1月29日，邓小平欣然提笔，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作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尽管在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或文字上的评论。

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今天，总设计师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张荣1月29日夜接受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第二天是农历大年二十九，深圳人在焦急地盼望着……

大年三十这天，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到处香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还是邓小平的家人最理解他的心思。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女儿邓楠等已将笔墨纸砚铺放在大厅的方桌上。邓小平先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非常激动，一边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一边说：“随首长吧，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略略看了看草拟的题词稿，随即把它推到一边。尔后，他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砚台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一气呵成，话语铿锵作响，振聋发聩，字字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礼节。张荣将题词先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后来，深圳市领导看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拍手庆贺。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呵！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

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邓小平、王震在福建省、厦门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浏览厦门鹭江两岸的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地区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

然后邓小平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抽着烟，望着薄雾迷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和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细嫩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岁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岸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邓小平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这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邓小平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的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却与之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年4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省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看到军姿雄壮的阅兵式，邓小平笑了。也许，日后那个犹如平地惊雷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裁军百万以“消肿”，锻造新时代的雄师劲旅。

1980年10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中心议题是探讨军事方针问题。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讨论热烈。10月15日，邓小平在作总结性发言时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

经过反复比较和科学分析，与会者一致拥护新的积极防御方针，并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新贡献和新发展。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要制订各种计划，要结合训练，要根据这次会议讨论，搞出一个作战预案来，包括全局，包括每一个战略区域。

这年12月，解放军总参、总政和总后联合发文，委托北京军区筹划和准备一次实兵演习，并结合演习，为战役集训编写一套理论材料。

1981年3月上旬，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有关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杨、张两人深知邓小平的工作作风，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说完就完，不必多寒暄。于是，杨得志开门见山地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搞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就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杨得志最后说：“到底怎么确定好，请您指示。”

之后，张震又就第一方案作了些补充说明。他说：“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听了汇报后，邓小平吸了口烟，直截了当地说：“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军也搞嘛！苏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说到这，邓小平看了看杨得志和张震，又说：“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只在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去了吧？”杨得志不无遗憾地回答：“我们当时在战役系学习，都没有去。”

“还有一点”，邓小平接着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回答说：“对立案、意图没有不同意见，只是觉得规模大，花钱多。”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

张震介绍说：“去年××演习××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应很好。”邓小平说：“××军搞了一次，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但规模不大。”张震接着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花油钱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多一些，我们对×反击作战，他们还不是打了更多的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对×作战，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说着，邓小平又点上一支烟，挥了一下右手，严肃地说：“就按第一方案搞，要力求节约。总参具体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于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军事大演习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由北京军区组织的方面军战役实兵演习，于9月13日在华北某地正式举行。这时，邓小平已是中央军委主席了，他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亲赴现场观看演习。演习持续了6天，参加演习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共11万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多门，飞机285架，汽车10万多辆。

华北大演习结束后，邓小平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并发表了激情满怀的讲话：“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

1984年10月1日，北京。溽暑尽消，天晴气朗。这一天，从黎明开始，由四面八方汇集来的人流，流向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欢快的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使东西两侧的长安街和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沸腾、欢乐的海洋。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广场，宽敞整洁，宏伟壮观。城楼上站立着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人物和许多南征北战叱咤风云的老帅名将，以及科技文教界的杰出人物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

城楼上，广场上，50多万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0时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大会开始。1200人组成的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国歌。1200人的乐队，是一支史上空前的乐队！气势磅礴的声浪使人激昂，使人振奋。接着28响礼炮轰鸣，这是东方巨龙的怒吼！

这是在中断了24年之后，举世瞩目的一次国庆阅兵。

当礼炮和乐声的余韵还在回响，一辆敞篷的红旗牌轿车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向列队的方阵缓缓驶去。车上站着一位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

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邓小平报告：“军委主席，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你检阅！”

弹指一挥35年，道不尽人间沧桑。祖国母亲从幼年逐渐成熟，我们的军队也同共和国一样，在曲折中前进，成长壮大。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进行拨乱反正，指明了军队和祖国一道向现代化进军的目标。今天，在邓小平检阅下，陆海空三军、武装警察和男女民兵、机械化部队，清一色的国产装备，组成整整齐齐的42个方队，以前所未有的英姿排列于长安街东侧，长达4华里。这些方队宛如棋盘，横看、竖看、斜看，全是一条线，像一座座威严的城墙。军威雄壮，气宇轩昂。

敞篷的检阅车由西向东，缓缓前行。神采奕奕的邓小平左手握住车栏，右手慢慢挥起，对这山一般挺拔、海一般壮阔的受阅方阵，亲切地致以问候：“同志们好！”方阵的官兵齐声回答：“首长好！”邓小平说：“同志们辛苦了！”精神抖擞的三军健儿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声音此起彼落连续不断，由一个方阵到另一个方阵。

检阅完毕后，邓小平回到天安门城楼，发表了简短的讲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这个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今天，邓小平在这个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更加强大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庆典上，邓小平乘敞篷车检阅部队

随后，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人民武装警察以及首都民兵的1万多名优秀儿女，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接受祖国、党和人民的检阅。坦克方阵、装甲车方阵隆隆地开过，大炮伸着长长的炮管，气势威严地开过，身躯庞大、摄人心魄的导弹在十轮大卡车的牵引下显示出无敌的力量，飞机编队从人们头顶呼啸着掠过。邓小平看到这支经过战火的洗礼、动乱的冲击而又重新迈开大步前进的英勇顽强的军队时，满意地点头微笑。

看到场面壮观的盛大阅兵式，举国振奋，世界震惊，邓小平也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也许，日后那个举世震惊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紧接着，盛大的群众游行开始了。在阵阵唢呐声中，“联产承包好”的标语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模型车驶来。邓小平向身旁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农业队伍。”西哈努克亲王说：“中国的农业搞得好，是因为阁下的领导和中国的政策好。”邓小平笑了笑，说：“标语写得清楚，是因为政策好。”

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当时有人打出了一条特殊的横幅“小平您好”，但少有人知的是这横幅出台的前前后后。其实在当时，游行指挥部三令五申：学生在游行时，除了纸花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进游行队伍。

事情是这样的：9月30日晚上9点多钟，北大生物系81级本科生郭庆滨、李禹在一起商议：光是呼喊口号、挥舞花束，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要自己制作一幅横幅来表达心意。这时同班同学常生、毛小洪等出于同样的目的找来纸笔。正在他们商量字幅之时，陆续又有20多名同学加入了讨论。最初，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等，但大家都觉得这些标语只说出了一个方面的愿望，不能充分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小平，想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大业以及拨乱反正。有人便提议写一幅“邓小平同志你好”。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同，但同时感到这7个字呆板不亲切。最后决定改为“小平您好”这4个字。

“小平您好”的横幅制作完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横幅裹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幅变成一把高大的花束。国庆这天，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进入了游行的“行列”。

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举着“小平您好”的横幅

当游行队伍到达关键部位——天安门城楼时，常生、于宏实等同学一下子打开了横幅。于是，“小平您好”的动人场景出现了。同学们感觉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这块横幅，情绪更加激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小平同志在城楼上向我们微笑招手呢！”并将鲜花抛上天空，真真实实地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小平同志的爱戴。

就在北大学生亮出横幅的一刹那，在金水桥前的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贺延光抓拍到了这珍贵的瞬间，也就成就了今天让世人难忘的历史画面。

直呼其名，平抒其意。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一下回到了人间。这一深刻变迁书写的是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成熟。

没有想到，13年之后，邓小平溘然去世。1997年2月24日，北大师生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寒风中送伟人西行。人们再次被震动了。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主要制作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赵为民说：“十几年来，‘小平您好’一直印在北大人的脑子里。小平同志逝世，北大师生都想为他远行做点什么，最后想到还是‘小平您好’可以涵盖千言万语，可以表达人们的感情。‘再道一声，小平您好’既饱含了人们对小平同志的感激之情和尊重，也体现了对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歌颂。”

1984年国庆之后的第4天，即10月5日，邓小平向参加受阅的陆海空三军、武警部队和民兵发布嘉奖令。他指出：这次阅兵，“你们以崭新的风貌、严整的军容、雄壮的气势显示了国威、显示了军威”，“亿万人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阵容，看到了我国巩固的国防，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爱国热情，增长了实现四化的志气”。

11月1日，正当人们仍旧为一个月前国庆阅兵盛大的壮观场面心潮澎湃的时候，中央军委座谈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召开。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当邓小平缓慢而坚定地提出裁军百万的决策时，在座的将军们心中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被邓小平战略家的胆量和气魄所深深折服。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这并非心血来潮，也并非为赢得国际好评而哗众取宠，而是出自这位以高瞻远瞩、清醒果断著称的最高统帅对世界大势、国家大局和军队建设大目标的科学把握，是这位世纪伟人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慎重抉择。

邓小平首先从部分高级干部年龄老化问题入手，他说：“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说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不错的，国际国内反应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表情严肃地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多达数十次。他指出，军队臃肿不堪，不仅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在此期间，解放军虽进行过四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对裁减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军队建设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时间，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北京、沈阳等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等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京城。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伸出一个指头，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等因素造成的世界战争一触即发的国际局势和严峻的周边环境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由于第三世界崛起，和平力量日益增长。对此，应如何认识？邓小平经过多年观察和思考，做出了全新的判断。他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应有所调整。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争霸不会终止，他们还要进行军备竞赛，而且还会升级，战争因素还会发展，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从总的世界形势看，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两国又都因具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和全球战略部署的受挫而不敢轻举妄动；和平力量在不断壮大，和平力量的增长要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上：第三世界包括100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80%的席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5%，他们深受战争的痛苦，不希望打仗，再也打不起世界大战；许多发达国家，即使是美苏两个政治集团中的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希望和平。

相对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寻求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这对矛盾的最佳结合点，一直是战略家们的关注点。对此，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百业待举的当前，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必须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军队装备要实现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为落实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会前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而制定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会后，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裁军百万的浩大工程在全军开始具体实施。

6月10日，新华社将“裁军百万”这一惊人决策公之于众，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裁军争吵多年，不见成效，两个超级大国明里裁军、暗里扩充军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裁军百万的决策犹如平地惊雷，震惊了世界，令全球瞩目。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一再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部队今年简编，明年增编；干部转业一批又再提一批，提了又转业，精简整编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或等于减员数的反常现象。如何摆脱这个怪圈，使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顺利进行，这备受关注，更使主管全军编制的领导们大伤脑筋。经过缜密思考，邓小平一语道破：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除了改制，还要建制，使编制成为法律，并切实遵守。短短的一句话，“山穷水尽”化作了“柳暗花明”。事实正是如此，前几次精简整编，只在减人上面下功夫，就减人而减人，好比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却不能落实。百万裁军，表面上是减人，实际上是一次大的革命，对人的革命，对体制的革命，靠修修补补、零敲碎打等改良办法根本行不通，即使一时把人减下去了，也巩固不住。历史教训有力地支持着邓小平的建议：减人“消肿”必须改革体制，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成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巩固减人成果。找到了症结，问题迎刃而解。《精简整编方案》以此为指导，大胆运用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用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大刀阔斧，多管齐下，收到了良好效果。

面对400万大军，先从哪里下手？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这样才能选好突破口。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在各级领导机关。“消肿”，机构主要是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人头，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帅机构、指挥机构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总部机关的“消肿”一直是精简整编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虽经过1980年、1982年两次精简整编，压缩了定额，合并了一些业务相近的部门，但组织编制仍不够科学合理，机关大、干部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邓小平曾在关于1982年三总部精简18.2%的草案上批示：“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要三总部带头，其一是因为总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只有总部机关精干了，才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便于军委更好地统率和指挥全军。其二是有利于发挥榜样的作用。总部机关带头“消肿”，就可以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全军的精简整编。据此，1985年的整编方案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一条原则列入。在三总部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处以上机关在整编中减少了六分之一，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一半，基本上改变了机构重叠、班子庞大、工作职责不清的状况。这既提高了三总部机关的工作效率，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军，保障了裁军百万顺利完成。

裁军百万，加上同时进行的体制改革，使这次精简整编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较广。从总部机关精简、大军区调整、部队裁减，到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等，都有比较大的改革。既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的等级，又要精干编制，减少干部，减少行政和生活服务保障人员，减少军队的社会性负担；既要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又要使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教育，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要淘汰陈旧落后的设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又要腾出一部分军事设施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军队这个庞大机体进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四分之一要撤销，这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在精简整编中，面对体制编制和人员的重大变动，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理，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裁军百万，最棘手的就是干部的安置问题。除少部分老干部、创建共和国的有功之臣离退休外，大部分“编外”干部只有转业一条路。几十万干部被推到社会，要想得到妥善安置，谈何容易。军队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编外干部工作，不把他们当包袱，坚决搞好编外干部管理工作，做到思想工作有人做，学习培训有人抓，生活福利有人问。同时，根据地方需要各类专业人员的情况，在资金紧张、训练任务重的情况下，尽量腾出人力物力，按专业开办各种训练班或速成学校，对要转业的干部进行专业培训。然而，60万干部要在3年之内退出现役，在地方得到适当安置，这不仅需要军队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地方的理解和支持。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诚意和决心。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悲壮的气氛中义无反顾地跨过了一道分界线，从旧的质与量走向新的质与量，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战时体制走向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大做文章，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当时，一小撮所谓的“精英”混杂在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和围观群众中间，先是鼓动游行，继而绝食，使天安门广场乌烟瘴气，交通中断，使国家不得不取消在广场上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仪式。

邓小平事后尖锐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人民日报》在4月26日的社论中，把这场风波的性质定为“动乱”。邓小平指出：“实际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

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邓小平所讲的“国际的大气候”，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以经济和贸易为筹码，施加政治压力；利用新闻等大众传播媒体为工具，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邓小平所指的“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愈演愈烈。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同时，他高瞻远瞩地看到：“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进，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全面科学地论述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目标、根本途径和具体措施，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

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握手言和，中苏对峙终归解冻，“世界公民”邓小平一次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传奇精彩的外交实践。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身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访问，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仪式。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邓小平首先对日本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几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结识，这次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却相知已久。有机会当面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福田首相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接着，两人共同回顾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经历、波折和困难。其实，早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在了两国政府的面前。

23日10时30分，在首相官邸的一楼大厅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日本外长园田直、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黄华并排坐在罩着绿色呢绒的桌前。仪式开始后，全体起立，乐队奏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签字。此刻，邓小平和福田相互举杯。随即，邓小平放下酒杯，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甚至有些狼狈。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看得有点愣神，没料到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

拥抱！这是中国外交仪式上少有的动作，这个动作本身是西方外交的传统。外交场合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邓小平是以此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走向开放，中国外交正在走向现代化。

下午，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福田首相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示：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副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他还说，特别是20世纪以来，日中两国连续发生不幸事情，自己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让历史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福田称，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同一切国家都友好相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外交是“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1978年,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

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听到“穷朋友”时，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邓小平还对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福田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非常了不起。总之，他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当天晚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福田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2000多年的友好交流史。他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但到了20世纪，却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抛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件遗憾的事情！”然后，他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它重演。这次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对于福田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他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几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辞中说道：“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25日上午10时，福田首相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连日来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意都没有。”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讲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接下来，双方就朝鲜问题、中国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为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而大笑起来。

25日下午4时，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400多名记者，这些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多少令那些企图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失望”了。但是，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已约定在这次会谈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邓小平说得如此轻松，态度自若，使园田直大为惊叹。此刻，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双方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容易并合情合理，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专程拜会了前首相田中角荣。随后，他又前往东京大仓饭店拜会了前外相、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同时，邓小平前往日本国会，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在国会，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6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和他们的恳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竹入委员长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吗？”邓小平看着竹入，微笑着点了点头。

197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东京拜会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40多位日本国会议员在田中住宅院内热烈欢迎邓小平一行（钱嗣杰　摄）

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还参观了日本的企业。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对日本企业界元老土光敏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世界落后20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20年。”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邓小平的这一坚强决心，给日本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年11月，邓小平在同日本朋友的一次谈话时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才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已有6年，但实现正常化则非常艰难。中美还要多久才能建交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以后，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总可以吧？！”

197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卡特上任。卡特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懂得把中国看作朋友。”2月，卡特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清楚地表示：“美国和中国不久将为建立正常关系做好准备。”8月，美国总统卡特派国务卿万斯访华，提出了美中建交方案，大意是：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驻台“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驻美联络处则升格为大使馆。邓小平明确地说：“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万斯的这次访华虽然没有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于是就有了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秘密访华。

5月21日，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一见面就问道：“一定很累了吧？”布热津斯基说：“我的劲头很足呢！来中国之前，我阅读了你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

话题马上转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面，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邓小平的答复很谨慎：“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问：“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作了长篇答复，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基本上阐明了美方对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还指出了日后谈判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表明症结还是台湾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表示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说：“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布热津斯基感到，会谈的整个趋势是积极的。他事后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邓小平乘坐的专机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此时，正是华盛顿最寒冷的时节，机场上空飘着小雪。经过一昼夜的长途飞行，邓小平走出舷梯时依然神采奕奕，情绪饱满。他身穿厚厚的深灰色大衣，没有戴帽子。

飞机比预定的时间到得稍晚了一些。严寒中，机场上有400多人前来迎接，其中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及旅美华侨，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邓小平即将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做出反应。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反华势力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旅美的“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极度关注，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

1月6日，外交部部长黄华通知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由凌云作为邓小平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赴美打前站。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京赴美。同行的有副总理方毅和外交部部长黄华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美国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邓小平抵美后，在次日的欢迎词中，卡特总统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邓小平祝酒致答谢词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79年1月31日，华盛顿，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接受媒体采访

2月2日18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用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中方的随行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凌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邓小平在中方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瞬息之间，化险为夷。事后，据美方通告，这人是美国最老的种族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当晚，凌云约请美国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喝咖啡。凌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访问期间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对邓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一定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一个个手拿木棍，还配有催泪弹，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

在访美的9天中，75岁高龄的邓小平不知疲倦地走访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美国著名城市，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企业家和教育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随行的中国官员同美国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签订了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议并就此进行了商谈。2000多名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近20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1989年5月16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气氛温馨而热烈。厅内布置着中苏两国国旗，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鲜花。100多位中外记者聚集一堂，翘首以盼，等待报道一次非同寻常的高级首脑会晤。在香格里拉饭店中国新闻中心，还有数百名中外记者早就抢好了座位，焦急地等待着新闻发布会。要知道，为了抢先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已有1200多名中外记者云集北京。这一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

上午10时05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东大厅门口。邓小平身着整洁、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上前去说：“怎么样，过得愉快吗？”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地笑道：“在北京一切都好。”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着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90秒。稍停片刻，邓小平又扬手，指着正在手忙脚乱揿动快门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热烈握手的场面被中外记者纷纷抢拍下来，新闻、消息、评论、图像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以最快速度发往世界各地。记者们只注意到眼前这精彩的一幕，他们何曾知道，这是一次被推迟了三年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为了争取这一天的到来，则整整进行了七年多的不懈努力。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两个月前，邓小平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国门的敞开和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苏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方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心存四大愿望：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这四大心愿中，就其复杂性而言，恐怕要首推中苏关系了。

苏联早年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具规模和实力的时候，表现出“老子党”作风，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撤走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签订的协定，废除有关项目，造成中国建设的巨大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赫鲁晓夫下台后，当政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丝毫不改善中苏关系，反而加强对中国的威胁，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毛泽东在世时，为了摆脱同时与美、苏为敌的不利局面，决定采取“一条线”战略，即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结为“一条线”，侧重反对苏联的威胁和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这一战略的实行，对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的一页虽然已经翻了过去，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旧账、新账、恩恩怨怨并未了结，改善两国关系谈何容易？自从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吹风”后，调整中苏关系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邓小平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这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症结是什么，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认识。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早在20年前就相识了，因此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并很快将话题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恢复谈判。”“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8月，邓小平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但是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再一次来到北京，邓小平仍旧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宾主阔别3年再度相见，话题自然很多，然而一个重要话题仍是中苏关系。邓小平细细地向齐奥塞斯库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段时间观察，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很快话锋转到中苏关系，邓小平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首要问题，他很直率而幽默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

邓小平略加思索，又说：“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该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

信息递过去后，苏方作出了反应。11月下旬，李鹏副总理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路过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先决条件。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下来。

1986年9月，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再一次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的迫切心情，同时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邓小平的两次倡议，尽管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然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排除三大障碍上作出了让步姿态，却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虽然美苏两国在军事上保持着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但在经济上已受到严重挑战，政治上影响力也显著下降，美苏的对抗态势日益不利于苏联。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顺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

于是，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9年1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宣布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越南在柬驻军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解决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2月，在中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双方经磋商确定，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揭开了中苏关系史新的一页。这是邓小平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留下的叱咤风云的另一外交大手笔。

邓小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锋芒毕露的“铁娘子”在会谈中碰上硬钉子，以致神情恍惚而在人民大会堂门外摔了一跤。绵里藏针的“钢汉子”义正词严地表明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

1974年5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英国贵宾！”

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月24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希思。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这时，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毛泽东用把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把收回香港列上议事日程，而是把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

希思首次访华那一年，邓小平已是70周岁。按照孔子的格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邓小平此时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能胜任毛泽东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出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的首次亮相选择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足球比赛的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出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他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行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与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相识，但这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邓小平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邓小平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邓小平为什么要选择在有香港队参加的足球赛上与人民见面呢？香港问题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

在有香港足球队参加的赛场上首次亮相，这也许并无什么特殊的原因。但邓小平对香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较早时就提出了香港问题，而且把它与三大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1997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地区。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长级官员。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香港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的态度。

1979年3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之前，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港人尤其投资者的信心不久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一个“定心丸”。

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我来之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这年9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为制订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亲自做调查研究，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不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政策制定出来了。

这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收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4月上旬，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在这种背景下，被媒介称为“铁娘子”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撒切尔夫人对自己的外号并不恼火，相反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好赞扬。”“他们说对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次会谈极为关键，因此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穿着一身蓝底红点的丝质西装套裙，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手提一只黑色手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高贵动人。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先聊了一下轻松的话题。他们说起了在伦敦住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另一个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此，邓小平重申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他说，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就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语所震撼，以至于神思恍惚，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个字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哟，邓小平真残酷啊！”从此，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年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次年6月，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新任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与会者都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柯利达不赞成她的提议，而是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谈判原计划于6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同意会谈于7月开始。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所谓的“民意”“经济”两张牌。于是，中英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却又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为此，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态度。8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会谈再次面临危机，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9月10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当时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指第四次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策略。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早来的春天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4月中旬访华。豪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豪回答，议会九十月份要休假，11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两个小时的会谈，取得重大的成果。中国新闻媒介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中英双方经过22轮的谈判，直到1984年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在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起观礼团代表们最关心的中国对香港政策（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的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一派热烈气氛。这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的一个场面。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屏幕上，观看了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关系发展史上闪光的一刹那。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令世界瞩目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精辟阐述：“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邓小平提醒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1990年4月4日，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终于诞生。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3个附件。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一内部问题反应强烈，迅速采取对华制裁措施。英国也积极加入西方特别是欧共体制裁中国的行列，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多年来的合作态度，从多方面对中国政府设置障碍。英国朝野人士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也产生了争论，并充分运用港人“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做那些在香港问题谈判期间未能办到的事。

1991年以后，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剧变，英方对中国形势作出新的估测，对华政策向对抗的方向急速转变。彭定康走马上任为末代港督后，推行“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导致中英之间异常激烈的争论。为此，香港后过渡期出现惊涛骇浪。

虽然邓小平在1989年11月已经正式退休，但他仍然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和香港后过渡期的动态，并在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建议，在战略上为党中央出谋划策。在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激烈交锋的时刻，朱镕基副总理于1992年11月15日抵达伦敦开始访问活动。朱镕基在访英之前，曾得到邓小平的指示，要他坚决反击彭定康提出“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对抗姿态。11月16日，朱镕基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说回答提问时表示，英方挑起了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对抗，这是中方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但是，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次日上午会见梅杰首相和赫德外相时，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坚定立场，希望英方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大局和两国共同利益为重，回到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磋商和合作的轨道上来。朱镕基的演说和声明引起强烈反响，英国上下为之震撼，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赞成朱镕基的立场，敦促英方和中国重新磋商香港政改问题。

1993年1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而引发中英对抗向有关方面发表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你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他最后提出，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抗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邓小平坚信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里，彭定康挑起政改对抗不得人心，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从1993年4月至同年11月，中英又就香港政改问题举行了17轮会谈。但由于英方没有诚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彭定康操纵香港立法局，于1994年上半年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针对港英当局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中国政府在内地和香港人民的支持下，果断地“另起炉灶”，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方针，使我方立于主动的地位。

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9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发布公告：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港部队由陆、海、空部队组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12月11日，是香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推选的最高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0时，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然而，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离开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但他的夫人卓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带去了邓小平对香港的深情和厚爱。

香港回归祖国，它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1997年6月30日下午，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代表“一国两制”构想的创建者邓小平，实现了小平同志生前“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的愿望

197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葡双方达成谅解：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暂由葡萄牙管理，双方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澳门问题。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葡萄牙国家元首。在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与埃亚内斯就澳门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双方认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在会见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没有矛盾，更没有必要吵架。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在1979年解决。”埃亚内斯也表示，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从1986年6月30日开始，到1987年4月13日，历时9个月又14天，中葡双方共举行了四轮会谈，最后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当然，在中葡谈判期间也不是中国拿出“本子”，葡方只说“好，好，好”照单全收。谈判过程中，双方也曾就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和部分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等有过争论。但在双方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顺利地解决了。

“百川终入海，九九归其宗。”1999年12月20日0时，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一个地方：中国澳门。在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喷薄而出之际，澳门这个历经沧桑的游子，也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那一刻，多少炎黄子孙为伟大祖国的强大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同样，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的卓琳难以抑制眼角的泪水。83岁的她替邓小平踏上了澳门的土地。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由他精心设计的“一国两制”的蓝图在祖国南海之滨的濠江也付诸实施。真可谓“大手笔纵横捭阖，庆回归水到渠成”。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之后，解决台湾问题成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结局问题。台湾问题是20世纪中国内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最大的岛屿——台湾岛，实际上它是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地方当局。但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它始终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1973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关注台湾问题。从1974年11月起，他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反复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与台湾“断交”，使得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于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从“叶九条”到“邓六条”再到“江八条”及胡锦涛、习近平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无一不体现了中共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使“一国两制”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海峡两岸不会永远分离下去，台湾问题不允许无限期地拖下去。炎黄子孙相信台湾问题的解决、完成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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