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理万机掬心智

一生中没有到过西藏，但西藏的解放与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把国民党反动统治驱逐出中国大陆之后，他设法把五星红旗与八一军旗插到“世界屋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获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正积极筹划在大西南聚积力量，伺机反攻。因此，必须迅速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粉碎敌人的复辟梦想。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考虑由谁率军挺进大西南、谁进驻上海的问题。陈毅出于对刘邓的敬重，提出让刘邓进驻上海，因为刘邓跃进大别山消耗太大，而由他率部进军大西南。邓小平和刘伯承则表示，他们对西南更熟悉，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留驻华东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刘邓。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未及洗去仆仆征尘，邓小平和刘伯承就率部进军大西南，开始了新的战斗。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蒋介石企图依靠残存在西南的45万正规军队与地方杂牌军，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凭借川滇黔边的险峻地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如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康、滇，进而逃窜国外。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的“西南防线”，以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敌人认为我军从川北方向入川可能性最大，而川东地势险要，大兵团行动困难，解放军难以由此进川。

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刘伯承的战略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我军的计划是以二野为主力采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位于川东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陇海路西段的我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川北地区，待二野主力入川切断敌退路后，再迅速入川，协同聚歼川境之敌。

按此计划，我军于11月1日发起川黔战役，突破敌军防线，于11月15日一举攻克贵阳，16日解放彭水，突破乌江防线，向重庆挺进。

就在刘邓大军向重庆挺进之时，蒋介石带着钱大钧、蒋经国、毛人凤等一批随员突然飞到重庆。此行极为秘密，不准见报，不准宣传，到机场迎接也不准安排。在黄叶扫阶、日暮钟声中，蒋介石来到重庆，一下飞机便直奔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立即召集军务紧急会议，发出指示。

在向重庆挺进时，刘邓除命令各部队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外，还强调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同时展开。11月23日，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两天后，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一军解放了重庆南部的南川县城。26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二野第十一军、十二军，四野第四十七军发出“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的指示。

1949年，邓小平与刘伯承、张际春等研究进军大西南问题

11月27日，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二军解放了离重庆不远的綦江县城。二野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在南川以北山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3万余人。这时，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为协调一致，全歼四川、西康地区之国民党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建制指挥，军委不再直接指挥，以免分歧。接着，贺龙、李井泉向其时正在秦岭地区的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发出入川作战命令，强调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及扫清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结合工兵，尾敌前进，主力待命出动。

11月30日晨，曾计划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蒋介石，从官邸坐汽车直奔重庆白市驿机场，乘飞机逃往成都。由于连日来刘邓大军神速的行动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力配合，重庆守敌很快就土崩瓦解。下午，二野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解放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

12月1日，野战军冒雨在山城举行入城式，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在重庆解放的当天，刘邓大军另一部又占领川南重镇叙永县城，歼敌第六编练司令部，俘中将司令萧以觉及其所带2000余人。到12月7日，赤水、泸县、富顺、自贡、隆昌、纳溪、江安、荣县、内江、资中等县城均获得解放。

重庆是邓小平早年读过书的地方，他的老家广安县离重庆不太远，坐汽车半天就能到达。邓小平就是1920年在重庆读书时考取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屈指一算，离开家乡已近30年了。邓小平对重庆的一山一水非常熟悉，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重庆后不久，邓小平便派了西南军区的几个同志去看望他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汪云松。可汪云松不知吉凶，没敢见。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接他到军区。他下车后才知道，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他当年的学生邓希贤（邓小平曾用名）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汪云松后来说，当初他办学，原本不是想培养共产党，只是想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没想到学生中竟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邓小平后来有一次曾深情地对重庆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同志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这便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邓小平，无暇思虑顺路回家看看。重庆解放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逃到成都的蒋介石，这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南线白崇禧集团大部覆灭后，他更加没有指望了，只好命令胡宗南聚集在成都附近的部队，准备最后来一次决战。当时他还抱着另一线希望：由西昌退向云南。但几天之后，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的长期争取和刘邓“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分别在昆明、彭县（今彭州市）地区宣布起义。蒋介石得此消息之后，“气得捶胸顿足”，也无可奈何。见大势已去的他，唯恐自身难保，便把大权统统交给胡宗南，于13日深夜在铁甲车的护卫下，带着他的“政府”和美国顾问，狼狈从新津机场登机飞逃台湾。在飞机着陆台湾时，他和儿子蒋经国唱了几句“中华民国国歌”，颇具悲壮之味道。

这时，我各解放大军根据刘邓的指示，及时调整了部署，整顿了组织，认真研究了战术。同时，运用战场喊话、广播、遣俘、送信等各种形式，对敌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12月21日，被我军严密包围的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敌人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于第十六兵团起义的第二天在新津召开了紧急的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他故作镇静，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并表示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而且还作了向雅安、西昌突围的部署。哪知会议的第二天（23日），这位两年前因占领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长官”，也像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登上早已准备好的飞机溜走了。

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敌人更加混乱动摇了。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攻击并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接替胡宗南指挥的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垂死挣扎，虽多次组织突围，均被我军击溃。决定李文兵团覆灭命运的，是刘邓指挥我军完成了战略上的包围部署，将李文所部7个军，分割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里的地区内。26日拂晓，我各路大军发动了全面总攻。

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们一面作战，一面高喊：“同志们，我们要在大陆最后一次作战中立功啊！”战士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人纵深猛插、直冲。除少数残敌逃往西昌外，李文部下5万余人被捉。至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到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昌。至此，除西藏外，西南四省已解放。这些地区相继解放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深谋远虑，把握全局，适时提出新的任务，使西南的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50年春，担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在重庆主持召开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到会讲话。老部下们都很熟悉自己的老首长，知道老首长讲起话来向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句子，而且老首长讲话时，眉宇间总是透出一种特有的力度。这一次，邓小平讲话一反惯例，他先问：“同志们，你们说仗打完了没有？”台下坐着的团以上干部们面面相觑，弄不清老首长问这句话的目的。不少干部回答说：“仗打完了！我们胜利了！”

待会场静下来，邓小平笑着说：“你们说仗打完了，可是在我看来，仗还没有打完。”台下便议论起来。邓小平接着侃侃而谈：“为什么我说仗还没有打完呢？虽然重庆解放了，四川解放了，大西南基本解放了，但是，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比打几个仗要复杂和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保留着，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这一斗争，要到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阶级后才能获得基本胜利。这个斗争极端复杂，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比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坚定勇敢，更要有智慧、策略、方法，也就是要用党的政策安定一方。”

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当时的政治任务精练地概括为“90万”“6000万”和“60万”。他说，第一个任务是“90万”，即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要下苦功夫，对他们做工作，把这“90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人民军队，有的经过教育后，安置到家乡去生产，不使其流为游民和土匪。第二个任务是“6000万”，即如何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春耕，完成减租退押，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第三个任务是“60万”，即提高现有60万部队的质量，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90万”和“6000万”的任务都靠这“60万”去完成，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在改造“90万”和发动“6000万”的斗争中磨炼，使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邓小平的一席讲话，震撼了与会者的心灵，使二野团以上干部豁然开朗，人人目的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改变蜀道难的状况，是四川人民长期的梦想。然而，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没能在成渝之间铺上一根枕木。生于斯长于斯的邓小平主政西南后，决定修筑成渝铁路，以“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6月15日，下着细雨，邓小平与1万多军民冒雨出席了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以后，在邓小平的安排下，西南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3万多人，组成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同地方恶霸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3万多西南工兵部队，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也是保护工地安全的武装力量。

邓小平、贺龙在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

为了建好成渝铁路，邓小平提出，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照顾。在修建过程中，邓小平虚心听取专家建议，对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周到细致。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邓小平在出席重庆举行的通车典礼时，拿起如椽的大笔，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当时，人民群众也由衷地打出了这么一副对联：“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铁路连川陕，蜀道从今不再难。”

在重庆的历史上，有过两份《新华日报》：一张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领导的《新华日报》，人称老《新华日报》；一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宋任穷等领导的《新华日报》，人称新《新华日报》或西南《新华日报》。重庆解放后出版的《新华日报》，继承老《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在宣传报道中，无愧地起到了党的耳目和喉舌作用，成为西南人民心目中一份有威信的报纸。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初期，报社日常的清样终审按照规定要由书记签发。邓小平日理万机，工作太忙，便委托西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张子意代管，但一遇重大问题、重要稿件，他毫不推托，即使再忙，也亲自审改或指示如何进行宣传报道。报社提出不少要求，邓小平总是开“绿灯”。报社要修建办公大楼，向西南财委写了请示报告。邓小平当时还兼任西南财委主任。为此，他约见报社秘书长毛伯浩，表示同意报社意见，但同时要求报社坚决实行经营企业化。允许《新华日报》以一定版面刊登广告，以保证报纸事业向前发展、增加报社收入、改善报社职工生活福利待遇。从当时全国的报业情况来说，这是一项大胆的改革。由于工作关系，《新华日报》不少记者见过邓小平，或采访、或请示、或送审稿件……每个记者对邓小平的印象都十分深刻，说他一点不像大首长，一件白布衬衣或一套布军服，态度既严肃又和蔼，提问时话不多、很谦虚。有一天西南局开干部大会，记者写了消息，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本来是第一个讲话，他在审稿时把自己的名字圈到刘伯承、贺龙之后，并且将自己的讲话内容全部删除，只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当时他对记者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在重庆曾家岩，邓小平夫妇又喜添女儿毛毛（邓榕）与儿子飞飞（邓质方）。于是，家里已有三女二男5个小孩了，邓小平自己可是顾不上照顾孩子，这可忙坏了当时在重庆人民小学当校长的卓琳。人民小学的学生都是二野和西南局的子弟，这些孩子有些顽皮而不好调教，身为校长的卓琳便从自己家的孩子开刀，不听话、不遵守纪律首先整肃的就是他们，以儆效尤。毛毛说：“妈妈是校长，但什么课都教，语文、数学，连音乐课都教。”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也从广安老家搬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从此，五口之家变成了八口之家。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内部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关系极其落后，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藏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长期以来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妄图把西藏变为他们统治势力下的殖民地。在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的时候，西藏地区反动势力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派密切勾结，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

1950年元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全中国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之中。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却远在莫斯科。望着窗外欢天喜地庆祝元旦的莫斯科人，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这一夜，住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第二别墅的毛泽东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尚待建设，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西藏、台湾、海南岛还没有解放，这一切怎么能使他安然入睡呢？

在异国他乡的这个元旦之夜，毛泽东是怀着焦虑的心情度过的。他心事重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就在这苦苦的思索当中，一个坚定的信念形成了：“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一块神秘和古老的土地。藏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在此前，他曾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的问题。1949年12月30日，他收到了彭德怀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彭德怀在电报中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

拿着彭老总的这封来电，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放下电报，又点燃了一支烟。经过十分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南局。元旦刚过，他即致电“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同时要邓刘贺三人研究彭德怀的电报。毛泽东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是一份带有4个“A”的急电，足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急迫心情。

这一情况完全出乎意料。而此时刚刚解放云、贵、川的第二野战军许多官兵，已经脱下了军装，转变为工作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坚决接受了任务。

选派谁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邓小平和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中了年仅36岁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邓小平对张国华说：“你在二野的范围内抽调最强的干部和人员组成进藏部队。要谁给谁，要哪支部队给哪支部队。”张国华感到他对十八军的干部和部队比较熟悉，请求率十八军进军西藏。1950年1月8日，刘邓致电中央请转毛泽东并贺龙：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同时还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两天以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计划。要求西南局迅即成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限期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等工作，并进军到康藏交界地区。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西北局负责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

1月15日，邓小平向十八军军、师领导传达了中央及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问题的指示，并研究了具体工作的部署。邓小平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文化。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均未成功，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解决西藏要靠政治走路。政治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18日，邓小平、刘伯承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支援措施等，并向中央提出“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重要建议。24日，中央复电邓小平等，赞同“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在西南局的领导下统一筹划进军西藏事宜。

西藏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仍处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相互交织的社会形态。向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尽量收集西藏情况，邀请藏族知识分子座谈，组织西藏问题研究会，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他认为，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再办事。根据中央提出的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邓小平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

进军西藏的命令下达后，邓小平要求进藏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人的思想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又联合发出了《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地区的同胞，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邓小平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进军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他要求进藏部队指战员，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邓小平还指示进藏部队起草进军守则，要求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十八军党委拟定的进军西藏的口号，开始共有24条，在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专门致电邓小平说：“口号有些不适当，又太多，请你动手修改，或重拟一单。”邓小平接到电报后，立即作了修改。

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致电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中共中央在综合分析了西藏的情况后，认为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以前增大了。为此，中央提出在对西藏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这样，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拟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又提上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日程。

5月11日，邓小平向中央报告了西南局拟定的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四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复电指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为此，中央委托西南局起草一个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的文件。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5月27日，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十项谈判条件，即：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十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审阅了这十条，仅在第八条“由西藏人民”后面加上了“西藏领导人员”几个字。其余全部同意。

这十大政策是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制定的一份重要文献。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上述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提出的这十条，充分考虑到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都觉得太宽了些。邓小平说：“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

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充分做好进藏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鉴于西藏当局在谈判问题上故意拖延时间，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10月中旬占领昌都的计划。10月6日，邓小平、贺龙下达作战命令，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及第十四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配合下，从南北两线渡过金沙江，发动了昌都战役。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毅然宣布战场起义，命令所部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结束，共消灭藏军5000余人，占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解放了昌都，叩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这年10月间，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0月27日，刘伯承奉毛泽东和朱德的调令，乘飞机赴北京，接受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

临行之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紧紧地握手道别。两位并肩战斗了13年、同经战火硝烟的战友要分手了，自然依依不舍。就他们各自的愿望来讲，又何尝不想把生死与共的搭档关系再继续下去？然而，因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分开。好在两人始终心心相印，千山万水也隔不断他们的深情厚谊。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途经重庆时，邓小平、贺龙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高度评价了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能够深明大义，弃暗投明。5月2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为贯彻和平协议，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七八月间，邓小平、贺龙命令十八军向拉萨进军。10月，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首府——拉萨。至此，中国大西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央政府完成了祖国大陆地区的统一。

1951年4月，邓小平和重庆各界群众欢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

邓小平一生没有踏上过西藏这片使他魂牵梦绕的热土。他曾多次遗憾地说，他没有到过西藏。但是，他对西藏却怀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到深圳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那里的“布达拉宫”前，这位一向不爱照相的老人破例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一一合影留念。他又一次遗憾地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去过……看来是去不成了，照张相留个纪念。”

“新税制风波”中，毛泽东点将由邓小平当家理财。在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坚持原则，不为拉拢引诱所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党内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1952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这年7月，邓小平离开了战斗近3年的西南，来到北京，8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后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时期，邓小平的顶头上司是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这对曾在法国巴黎和上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亲密合作。

在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以及分别在中南局、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的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调来北京，任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时，高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13位委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除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随着地位、职务的升高，高岗、饶漱石的政治权欲和野心急剧膨胀。高岗调北京工作，中央安排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计划委员会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彭真、薄一波、饶漱石等10多人，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央政府高层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因此，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在抽调进京的5人中所得到的新职位是最高的，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饶漱石被安排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党管干部的体制下，他掌握了中央人事大权。但高岗、饶漱石对这样高的地位仍不满足。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财经工作，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是薄一波，他在陈云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52年下半年，财政部根据税收工作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决心对新中国成立初“暂时沿用旧税法”、对国营企业照顾过多的税收制度进行修正。接着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新税制出台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和波动。一些地方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些地方领导也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新税制的不理解，有的直接上书中央和毛泽东。

客观地讲，由于缺乏经验，财政部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之处，确有具体条文修改不当和某些措辞不够恰当之处，但其本意是为了调动各个企业的积极性，稳定工商业，堵住税收漏洞，保证国家财政税收，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很短时间内就初步达到了保税、增税的目的。出乎财政部意料的是，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封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于是，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和批评财政部的新税制方案。然而，毛泽东对财政部的批评和对新税制的不满态度，却被高岗利用了。由于在“东北一党员来信”问题、“鞍钢检查组”问题上，薄一波坚持党性原则，向中央反映了高岗在东北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因此高岗对薄一波有些积怨，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利用新税制问题，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

在高岗的干扰下，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批评调门越来越高，有人甚至主张定性为“路线错误”，气氛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真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财政部部长已经很难继续工作了，便于8月14日找陈云谈话，诚恳地表示自己在工作中是有错误的，在现在的环境下很难继续做好工作，希望转告总理，撤销自己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的职务，请更有能力的同志接替自己。

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免除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但仍让他留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决定由邓小平出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接任财政部部长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对财经事务较为熟悉，政绩突出，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注意。调入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副主任期间，邓小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处理复杂问题的突出能力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在这次对薄一波和“新税制”过火批评的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降温调和的作用。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此话的分量是不言自明的。难怪近40年后，薄一波对于接替自己财政部部长职位的邓小平都心存感念之情。

1953年，朱德和彭德怀对弈。邓小平带儿子邓朴方在一旁观战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饶漱石还不死心，继续加紧活动。高岗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即枪杆子上出党）。他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且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公然歪曲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的原则。高岗指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

这年9月至10月间，饶漱石利用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时机，进行分裂活动。在这次会议期间，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未向党中央汇报就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意在攻击中央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坚决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

同时，高岗、饶漱石利用所谓的“军党论”拉拢各大区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妄图以利益相诱惑，取得他的支持。在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示态度，并且在事后把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据邓小平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分裂党的活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发现了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这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还有高岗的名字，到22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高岗的名字就消失了。

这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面目。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饶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泽东还进一步点明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处）车水马龙。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人作了重要发言。在大家的报告和发言中，一致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点名地对高、饶进行批评。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邓小平在以《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为题的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决议草案及刘少奇对草案的解释，重点指出骄傲自满、个人主义对党的团结的极大危害性，针对高岗、饶漱石背地散布有关刘少奇的流言蜚语作了批评和澄清，提出要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紧密结合起来。

邓小平为了帮助高、饶等一些人认识和改正错误，在发言中还以身作则，对自己作了认真的剖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是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但高岗、饶漱石拒绝中央全会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不作深刻检查。为全面查清他们的阴谋活动，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查证所犯错误的事实，然后到会同志继续揭露批评，第七次由饶漱石发言，作检讨，会议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作总结发言。

在全党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下旬在京召开。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报告，全面叙述了党同高、饶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党内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无论在筹备大会中，还是在大会各项议程中，邓小平都那么引人注目。毛泽东力荐这位“大事小事”几乎都参与了的中央秘书长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54年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邓小平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出任该职。这一年，他50岁。

他曾风趣地说，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是的，当年他23岁时，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首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30岁那年，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再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要职，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

1954年，邓小平除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还身兼数职。他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是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委员会秘书长。他还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选举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邓小平等10人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邓小平等15人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12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一年，邓小平还兼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宣布：中共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开始了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起了筹备八大的重任。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草拟的八大文件起草班子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组成；党章修改草案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等组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的起草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的人员进行。

八九月间，邓小平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仔细修改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最后定夺。很快地，毛泽东的批示转回到邓小平手中：“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信任之意，跃然纸上。

同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通过他言简意赅的说明，与会代表们对党的八大未能及时召开的原因、将举行的八大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召开的时间等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

邓小平面对聚精会神听讲的代表们说：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到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中间相隔11年。1945年到1949年这4年，我们正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三年，我们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斗争。

当然，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他来到中央工作后的1952年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同时，就曾考虑过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并决定此前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觉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的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很显然，高、饶的分裂活动，延迟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举行党的八大的设想。

于是，邓小平又告诉大家：此后，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通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为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所以，中共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到1956年8月，八大的各项文件都形成了草案，其他各项工作也基本就绪。在此前后，邓小平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大会筹备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员到排列大会议程，从安排大会发言到逐步审阅发言稿，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代拟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事，他几乎都参与了。

为了更直接地、具体地准备八大，中共中央在1956年八九月间召开了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大会发言等问题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经过与会同志的认真讨论修改，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准备在八大提出的几个主要报告的草案。

在七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认为，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他举例说：“譬如像工业这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一点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篇、二十多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

毛泽东赞许的目光从邓小平身上移开，转向大家说：“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讲建设。”很显然，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思路。

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此时，距八大开幕只有两天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

端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的主张有着多种考虑。一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安全，遇到偶发事件，几道“防风林”都会起作用，这是“中心的目的”。二是防止像苏联那样斯大林逝世后接班人难以为继，所以“要预备那一手”。三是鉴于身体、年龄、精力方面原因，“不能登台演主角”了。当然，多几个人工作也有好处。这些考虑几个月前就有了。邓小平想起了4月末时，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征询这方面意见，自己草拟的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中也为此书面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所以，8月5日，自己将党章第37条草案报送毛泽东时，里边就有设“副主席若干人”。而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又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用意不言而喻。

但是，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笑了，此前，他就风趣地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只是中国话变成了外国话”。

邓小平又说到自己当总书记不顺，不行。毛泽东接过话头：“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这时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是这位在江西苏区被斗争的“邓、毛、谢、古”中的邓小平，在太行山担当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和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大西南主政数年政绩斐然，到中央工作后表现出的才干，反对高饶分裂活动时坚强的党性，年纪轻，可说是“少壮派”。

毛泽东的“宣传”开始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顿了一下又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

显然，毛泽东也考虑到一些人对邓小平缺乏了解，于是他又反问道：“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总之，毛泽东表态，“我看行”“我观察是比较顺的”。经过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

9月15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也列席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9月16日下午2点，政协礼堂内非常肃静，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到装有6个麦克风的发言台前，戴上眼镜，开始作报告。当时的新华社这样报道：“邓小平的报告长2.9万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15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邓小平的这篇报告和由他主持起草的新党章，根据我们党政治地位的显著变化，提出了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把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这其中凝聚着邓小平的多少心血啊！

报告共分五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应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除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于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抬头望了望会场，提高声音说：“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讲话赢得了代表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充分的酝酿、提名和讨论，9月26日和27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97名中央委员和73名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28日，新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结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一年，邓小平52岁。

走一走，看一看，只盼调研到真实的全国经济状况。谈及“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坦言自己也有份儿。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际上受东欧波匈事件的影响，而国内又有急促而深刻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思想，致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风潮。一些干部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处理。于是，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的同时，着手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3月中旬，邓小平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这是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山西是他西北之行的第一站，这里对邓小平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他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着很深的感情。在这里，他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自1947年走出山西到现在又是一个10年了，只不过此行的目的已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在太原，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中共山西省委的工作汇报，仔细研读了反映厂矿、学校、机关干部和群众思想动态的材料。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分别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部门干部作了两场报告。报告的主旨是解决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在给太原的教师和学生所作的报告中，邓小平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针对波匈事件导致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状况，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说：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美国好的东西，但是，关键性的东西，我们从美国是学不到的。

在谈到国内供需矛盾紧张情况时，邓小平指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验不足，一股热心，建设搞快了，产生了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错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邓小平告诫报纸要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健康的道路上来。

邓小平和师生们阐述了肃反、民主集中制、青年的前途和党的领导等具体问题。他强调，我们国家应该经常注意民主，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那些少数根本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被孤立的”。

3月18日，邓小平在给太原厂矿企业和省市级机关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从教育干部的角度，着重谈了有关党的领导、群众闹事问题、工厂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最后重申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科学文化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

邓小平的这两个报告没有枯燥的说教，如同熟人之间拉家常式的交谈，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山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离开太原后，邓小平沿着同蒲铁路南下，途经太谷时，中共太谷县委第一书记靳广杰被请上了专列。原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太原给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提到，山西省委在太谷搞了个商业体制改革的试点，邓小平听后很感兴趣。

于是，邓小平饶有兴致地听取了太谷县委同志的汇报。靳广杰说，太谷通过商业体制改革，搞好了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手里有钱了，县里也有钱了；县里修戏院，铺马路，建自来水站，用的就是这部分钱。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到农村搞试点。”

显然，当时邓小平就已经在筹划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邓小平抵达洪洞时，在晋南地委、洪洞县委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新中国北方第一座农村小型水电站——明姜水电站等。在县委机关大院，邓小平与正在参加“三干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是一次中央到乡村六层书记的难得聚会，里面有中共中央总书记，有省、地、县、乡党委书记，还有村支部书记。邓小平听取了县委书记王绣锦关于在洪洞如何实施《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汇报。他很少插话，偶尔就一些问题询问在座的同志。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优势，发展水电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

4月初，邓小平到达甘肃，并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礼堂向与会的甘肃省领导干部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切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经济建设。

随后，邓小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兰州炼油厂工地，参观了兰州市有关文化设施，并称赞说：这符合我们勤俭建国的精神。他还听取了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抽空到邓园探望了老朋友邓宝珊省长。

结束在甘肃的活动之后，邓小平返回西安视察。4月8日上午，位于古城中心位置的西安人民大厦会议厅内坐满了在西安的省市干部。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台下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鼓掌向台下的干部致意。

针对陕西省和西安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贪大求全”“气魄大，牌子大”，浪费现象严重，钱花得不适当，“公子少爷的味道足”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海“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

在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他说：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这样，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消息就会灵通一些，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他最后指出，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40项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北戴河会议结束10多天后，邓小平便去了东北。他此行的目的是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努力奋斗。特别是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不仅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还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

9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阐述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说，东北、黑龙江潜力很大。过去几年全国支援把东北建设起来，现在应该轮到东北支援全国了，东北要用一切力量支援全国过关。

邓小平说，东北的同志必须把自己的任务了解清楚。你们的成绩很大，包括许多工厂在内。好多厂很有干劲，虽然程度不同，但劲儿都鼓起来了。大家很热心，计划看起来也不算小，但是至于潜力，是否挖够了，不能说。我是外行，但内行人一看就说是还有潜力未挖，稍微调整一下，鼓一下劲儿，想点办法，还可以加大计划。东北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就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一是局部与全国的关系。二是大厂与小厂的关系。小的要服从大的，因为为全国服务的主要是大厂，所以大小厂协作为全国服务。三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无非是拖拉机、排灌机械慢慢搞一点。

邓小平最后说，总之，要正确解决这三个关系问题，才能适应于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

9月18日至23日，邓小平来到吉林省视察。他听取了吉林省委的工作汇报，先后视察了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并深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地质学院、长春电影制片厂、南关区街道、丰满发电厂、吉林肥料厂等10多个单位，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情况，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9月20日，邓小平等来到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他在该县岔路河公社的一块水稻田旁边停下来，问随行的生产队干部：“试验田亩产多少斤？”对方回答说：“4万斤。”邓小平听后吃惊地说：“能有这么高吗？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着，他对陪同的省市领导同志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这块试验田的产量能否兑现，咱们秋后可算账哟！”在到处“放卫星”的时候，邓小平的这番话让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

9月24日，邓小平一行来到辽宁的鞍山。在鞍山钢铁公司，邓小平听取了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和鞍钢经理袁振的汇报。当赵敏谈到要在小炉子上“放卫星”时，邓小平明确说：“要在大炉子上想办法，小炉子放卫星不算数。”

所谓“小炉子”，是指当时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兴建的土炼铁炉、土炼钢炉。当时鞍山市曾发动各行业职工及家属13万多人，兴建小土炉2955座，生产土钢10万多吨。这些小土炉产品质量差，消耗高，破坏了生产综合平衡，造成很大的浪费，限制了钢产量的进一步提高。邓小平心里很清楚，这些土钢是没有太多作用的。“鞍钢这样的大的企业，应当大搞技术革命，要注意发动技术人员，只有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到处都讲空话、说大话的时候，邓小平崇尚的是科学技术本身。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了约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为此，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半产品。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同时在一些城市也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试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在实行并社和供给制的过程中，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公社共了生产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国家无偿占用公社物资、抽调公社的劳力以及“吃饭不要钱”等做法，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风等。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过程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县、社两级，因此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没有生产中的责任制，分配更加平均化，经济核算制度也完全被抛弃了。

10月22日，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专机徐徐降落在广西柳州军用机场。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走下飞机，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地委、柳州军分区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因接到通知晚了，于当天下午才赶到柳州。

对广西，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毕竟这里是自己军事生涯的起点。这次重返广西，邓小平下榻于柳州饭店。当天晚上，他不顾旅途劳累，兴致勃勃地到柳州东风钢厂、永丰利刀具厂视察。他知道这两个厂生产的摩托油锯和裁纸刀享誉全国，并远销亚非拉各国，所以邓小平一到柳州就提出要到这两个厂参观。在工厂里，他亲切地与老师傅、青年工人交谈，鼓励淬火老师傅要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并鼓励两个厂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数量。第二天凌晨2点，邓小平等才离开工厂回到饭店休息。

邓小平尤为关注广西的土法炼钢。他深知广西工业基础差，能生产出更多的钢铁当然是好事。第二天，他原计划到鹿寨县视察，后来自治区和柳州地区负责同志介绍，罗城县四把乡一带也建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炼铁基地，该县正在赶超鹿寨县，因此，邓小平便改为前往罗城县四把乡视察。

位于柳州西北的四把乡，邓小平是有深刻印象的。28年前，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时，邓小平曾率部经过此地，与从宜山方面赶来阻截的桂系军队覃连芳的教导师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红七军300多名战士牺牲在这里。在从柳州经宜山去四把乡的路上，邓小平回忆起往事，深切怀念当年的死难烈士。

不知不觉中，汽车驶入四把乡，到了四把乡钢铁基地。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来，迎着滚滚浓烟，深入察看小高炉群。他一个炉子一个炉子地看，看那些炼出来的铁。这位曾经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当过炼钢工人的总书记，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忧心忡忡地问随行的冶金专家：“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指着地上堆放的两种产品说：“这种的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

邓小平拿起夹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掂量了一下，恳切地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同志说：“各族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样质量较高的铁来。至于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

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云南，先后视察了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等。之后，邓小平就云南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他说：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宝，要努力奋斗，搞一套经验出来，这些东西值钱，搞出来，云南即富了，人民收入就多了。农业，云南条件好，一定要搞多种经营，搞多样性。

就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走在前面一点的是河南、河北。“农村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解决……总之，要多试验。”

紧接着，邓小平到四川视察了成都、绵阳、江油、广元。途经德阳时，他听取了当地负责人的汇报，并对德阳的工业建设作了指示。邓小平说，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以四川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来说，德阳是大的，要加紧建设，要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投资按原计划要节约，有些屋架机座以砖木和水泥来代替。生产准备中，工人培训要抓紧。大工厂不要搞全能，有些配件、附件和包装等都由地方办厂。”

11月1日，邓小平乘飞机抵达贵州。稍事休息，他便开始了视察活动。11月2日，在贵阳市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他问花溪区负责同志：“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他还认真地询问有关群众生活的种种情况：“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他又仔细询问农民的伙食情况。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于11月4日在遵义市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而要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为此，邓小平特别注意到交通和能源问题。他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11月5日，邓小平、杨尚昆一行回到重庆。6日上午，接到中央办公厅方面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参加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下午，邓小平等人由重庆飞抵郑州出席会议。

郑州会议是党中央于11月2日至10日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纠正错误的重要开端。

自从1958年发动“大跃进”以来，在农业战线，制定了过高的粮食产量标准，一时间虚假、浮夸之风盛行，使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严峻的现实，使全党上下清醒过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开始反思“左”的错误，重新立足于国情，着手经济工作的调整。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向全党发出调查研究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各级领导纷纷响应这一号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1958年10月，邓小平在河北农村视察

1961年1月28日晚，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先后到福建、广东、四川、河南等地深入了解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3月3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从1月到3月，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人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自1960年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农村的局势已有很大好转，但是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社的规模问题、体制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等。

党中央认为，亟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2月下旬，毛泽东亲率一个班子在广州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随后，毛泽东于3月上旬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会议”（华东、中南、西南），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3月1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会议期间他还给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信，建议中央的同志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使自己对工作指导做到心中有数，克服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毛病。

3月14日，“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于广州继续召开，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会后，刘少奇亲自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今宁乡市）进行调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5个工作组，在北京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

当时的顺义县（现为顺义区）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公共食堂众多，全县共有1100多个。这些食堂都是在1958年7月先后建立起来的，此后便大讲“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结果是，粮食归大队，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砸了好锅；大搞深翻，不顾收粮；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不久，就带来了“低指标，瓜菜代”，公共食堂面临十分困难的境地。加之公共食堂饮管勤杂所占劳力多，超过吃饭劳力的10%，甚至多达20%，加工粮食又有损耗，使本来低得可怜的指标也不能如数吃到群众的嘴里。对于这种追求形式、不顾实际的“一刀切”的做法，群众心里非常不满，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4月15日，邓小平在顺义县北小营召开的有田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拼凑吃食堂也不错的“道理”。随邓小平不定期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辇村孙旺家住了一星期，比较了解情况，她告诉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270公斤，比1958年提高30多公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条件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明确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顺义县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时，看到公共食堂停火，只养着一头40来斤的小猪，一片荒凉景象，就问是怎么回事。管事的说是“内部修理”。邓小平听后没再说什么。接着在深入农户探访时，他没有去事先安排好的两家，而是随便走进路北的一户人家。一进门，他看到一位老大娘正在喂羊，猪圈却空着。他上前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老大娘不认识邓小平，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吃呢！”邓小平听后神情沉重地点了点头。原来这是村副支书的家，只有副支书单身一人和老母亲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从这家出来，又转了一家，看到的情况也并不好多少，邓小平越看心情越沉重。

邓小平发现，基层干部和群众不敢说实话。明明连猪都没有了，但问起原因，许多人支支吾吾，就是不敢说集体养猪不好；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群众更是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当面说给总书记听。

经过深入的了解和考察，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社村干部会上再一次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县委书记汇报近期工作时，邓小平指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

在号称“京城粮仓”的顺义调研临近结束时，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6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他的话既明确又实在，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仅上辇村，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公共食堂，余下的公共食堂也仅持续了两个月便解散了。

半个多月里，邓小平风尘仆仆，跑了几十个村庄，走访了众多农家，仔细察看群众的吃、穿、住的情况。他召开座谈会，多方收集群众意见。他实地考察公共食堂、机灌站、拖拉机站，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针对粮食、房屋、山林、副业、自留地等许多问题，他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征询意见；为了了解集市贸易情况，他还专门去赶了一次庙会。

调查结束后，邓小平反复思考，越发感到责任重大。5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对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所有制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改进办法，明确提出重新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并强调指出：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二者都超越了现实，害处很大，应立即取消。

办公共食堂，被认为是中国农民迅速奔向共产主义的一种好形式，建议取消公共食堂曾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大罪状。而在农村实行供给制是毛泽东的倡议，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对毛泽东的想法，邓小平是清楚的。但深入实际、务实求是、不说违心话、不办违心事，是邓小平一贯的性格。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建议十分重视。不久，中央成立了紧急委员会，邓小平和刘少奇、陈云、李先念等人一起，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紧急调整。

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取消了公共食堂与部分供给制。尽管《条例》虽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一些根本矛盾，但由于解决了一大堆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对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稳定农村形势的同时，工业企业的状况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由于前几年颁布了政治挂帅的“鞍钢宪法”，生产指标定得太高，基建战线拉得过长，企业开工不足，管理混乱，大批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很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许多企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情况。1961年年初，他向中央提出，工业企业必须整顿，必须治乱。在征得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后，他立即着手工业企业的调研和整顿。先由李富春从国家经委、一机部、中央高级党校、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市委抽调人员，组成11个工作组，前往北京第一机床厂等10个企业调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这年6月底，薄一波接替李富春，带人到重工业基地沈阳，继续搞调查，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协助下，开始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对调查十分关心，多次指示一定要搞好，把基层的情况摸透，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中央制定新政策提供依据。

8月上旬，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进行反复讨论，逐章、逐节、逐条进行修改。在他的率领下，中央书记处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后将草案归纳为七十条。

8月下旬，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消耗，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与“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文件下发后，对于迅速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和“工业七十条”很满意，高兴地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在庐山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也参加了。当时，邓小平住在庐山疗养院总院267号小别墅。一天，卓琳收拾好文件，轻轻关上门，在邓小平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琳的内心想法，直率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地说：“前车可鉴。1959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帽子回北京。”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地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彭德怀得势时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怔了一下，扶正一下眼镜，说：“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邓小平郑重其事地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多劝了，只是不无担忧地说：“你看着行事吧。”

对于共和国经历的这段困难时期和人民群众因之而遭受的挨饿之苦，直到20多年后的80年代，邓小平仍然念念不忘。他曾多次反思和总结这段时期的历史经验。他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他还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当了10年总书记，他说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毛泽东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毛泽东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对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2月6日，邓小平在会上也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最近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中出现了缺点，特别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其原因，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提出的任务和口号不实事求是；二是党内斗争发生一些偏差，伤害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以及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运动过火等。他还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在谈到实行党内民主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对权力实行监督。他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对权力实行监督，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那么，哪一种监督是有效的呢？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他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应放到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去。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要造成一种学习理论的空气和学习实际的空气。不学习或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就要犯错误。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与会议的气氛很不协调。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

在林彪的错误宣传和影响下，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把什么事情都简单地与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来。但是，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对林彪这一套“花架子”的实质早有察觉。1959年容国团获得男子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后，有人牵强附会地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邓小平指出，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5月，在林彪的授意下，《毛主席语录》第一次出版。这本“小红书”一时间被奉为人们战胜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法宝”。这本书一出版，邓小平等同志就明确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实际上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在1965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毛选怎样学？要研究一下；搞疲劳战术，社会强迫，不行；在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这么搞也不行。只是可惜，由于当时“左”的思潮盛行，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思想，在党内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中国农村应采取何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猫论”提出者邓小平开始出现裂痕。在持续升级的党内斗争中，毛邓的分歧日渐严重。

邓小平家中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里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双猫图》的右上方，是一列遒劲有力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幅图，是自号“海石”，人称“江南猫王”的老画家陈莲涛特意为邓小平画的。

如今，世人皆知老画家所题的文字背后隐含着伟人邓小平有关安邦治国的一段经典佳话。其实，这句话并非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这原本是四川的一句农家俗语，是邓小平引用的刘伯承元帅在战争年代常说的一句话。

《双猫图》

20世纪60年代初，为渡过难关，许多地方的农民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尤其是安徽淮北的几个县搞得更早。起初，毛泽东对搞“责任田”还是支持的。1961年3月中旬，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将该省搞“责任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明确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然而，随着农村形势的好转，毛泽东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他认为，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最后的界限，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和旧社会一样了，哪里还像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搞“责任田”只是权宜之计。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被斥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刚试行一年的“责任田”遭到了扼杀。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出乎毛泽东的意料，“责任田”就像星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不长时间，全国就有20%的生产队搞起了“责任田”。尤其是安徽的农民，强烈要求再搞3年，甚至出现了宿县符离集区委集体上书中央坚决要求继续搞“责任田”的事。

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围绕“包产到户责任田”问题，也出现了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认为“责任田”办法很好，多次呼吁中央应予以支持，并主张多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小私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韶山等地调查，发现就是在毛泽东的家乡，农民们也非常愿意搞“责任田”，有人甚至求他帮个大忙，干脆把田分到户。

田家英返京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反应冷漠。毛泽东认为，这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不能听。同时，田家英把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责任田”表示赞同，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在向刘少奇汇报后，田家英也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对这种办法很感兴趣，认为是可行的。6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时，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是单干，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在农民生产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赞成安徽的做法。

这年夏天，陈云在上海看到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初，陈云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当时未表态。但陈云走后，毛泽东却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的问题时指出：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群众要求，总有道理。5天后，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共青团干部时，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没有停留在究竟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上，他所关心的是农业恢复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农业受到的损失太大了，没有七八年时间恢复不过来，应该让大灾后的农业和农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凡违背民心所办的事，是很难干好的。

邓小平关于“责任田”的态度，毛泽东十分留意。当听到上述言论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善于投机取巧的康生找到邓小平，劝说邓小平不要和毛泽东顶牛。邓小平从内心瞧不起见风使舵、惯耍两面手腕的康生，态度一点不热情，少言寡语，搞得康生灰溜溜地走了。

周恩来听说邓小平跟毛泽东唱反调，婉转地批评邓小平不该那么做。邓小平只是笑笑。凡做过的事，只要于人民有利，他从不后悔；凡看准了的事，即使遇到再大的阻力，他也要坚韧不拔地干下去。这就是邓小平的原则。

终于，在“责任田”问题上的分歧演化为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7月25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问题，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打乱了会议原来的安排。说到“责任田”，8月5日，毛泽东言语激烈：“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他尖锐地责问：“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事情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小组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谈起单干从何而来，气愤地说：“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支部书记！”

毛泽东不但把矛头指向党内，而且还直接指向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毫不客气地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

对此，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倒不是因为毛泽东的不满，而是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而且调子提得越来越高。

可以说，在此前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毛泽东非常器重和信任邓小平，并委以重任；邓小平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和大力支持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相互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是伟大革命家之间的精诚合作。

谁能想到，这样堪称典范的同志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法问题上，竟因思想认识不同而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毛泽东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认识与邓小平等其他许多共事多年的战友大相径庭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毛泽东脱离实际了，他没有像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那样亲身到农民中去，目睹农村遭受“左”倾错误破坏之严重和农民生活之艰难，感受也就不如他的战友们深刻。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8月24日结束，紧接着于26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开了29天。9月24日至27日，又召开了全会正式会议4天，前后相连，会议整整开了64天。在这样长时间的会议上，重提了阶级斗争。而且，这个阶级斗争主要不是在社会上，是在共产党内，是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说明，他着重讲的就是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但会议上所说的修正主义，实际是党内一些正常的思想认识分歧。会议除了批“单干风”外，还批“黑暗风”（指党内对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程度比较实际的估计）、“翻案风”（指彭德怀上书中央，请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把这些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来对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造成了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是什么态度呢？毛泽东后来指责他“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是的，在党内政治观点一边倒的环境下，邓小平只能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意的地方。

不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邓小平同毛泽东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为指导运动的开展，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文件下达后，运动正式开始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这就势必要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当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地方乱斗乱打人，致使不少人被打死或自杀的严重问题后，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上，强调运动要谨慎。中共中央也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做出明确规定，决定由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又称《后十条》）。《后十条》明确提出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95%以上的群众；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基层干部要教育为主，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并明确规定了许多政策界限。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下，中共中央决定要修正《后十条》，由刘少奇亲自负责。

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即《后十条》修正草案）。

12月，中央政治局请各地来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以便制定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然而，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及四清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具体做法。

看法大不一样，言语之间难免有些冲突。作为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公开发生矛盾，会议就很难开得下去。不少人出来调解，邓小平也很为难。从他的思想方法来说，他一直主张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解决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同意随意上纲上线。也许在主要矛盾及性质的问题上，他是倾向于刘少奇的意见的，也许他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去掉了《后十条》中一些正确的政策，导致“左”的倾向加剧不满意。但在当时会场的气氛下，邓小平不能加剧这一对立。为缓解会场气氛，为使会议能正常继续进行，也许邓小平感到毛泽东精神过于疲倦，为表示关心，他劝毛泽东好好在家休息，下次会不必参加。

邓小平的这一好意，毛泽东没有理解。12月28日，毛泽东带着党章、宪法到会。他把两本书放在桌上，严肃地冲着刘少奇、邓小平说：你们一个不让我出席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历史又一次把“刘、邓”联在一起，不过，此“刘”不再是著名的军事家，换为大名鼎鼎的政治家、革命家。刘少奇被批判，邓小平也很难避免同样的命运。在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公开争执的那次会上，毛泽东曾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当时未点名，后来1965年1月在一次人数很少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两个独立王国，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于是，毛邓的分歧发展到了严重地步……

一方摊牌发难，一方从容以对。唇枪舌剑，邓小平在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并在论战交锋中给对方留下了“这个人很厉害”的深刻印象。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两位当代国际共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有过一次面对面的较量，事隔两年多他俩又于同一地点再次有过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他们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历史真是有趣，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曾介绍过邓小平，早就给赫鲁晓夫留下过“此人厉害”的深刻印象。

1957年十月革命节期间，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共进晚宴。席间，毛泽东突然用庄重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谁将接替呢？”赫鲁晓夫问了一句。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

“我们党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边说边扳手指，如数家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毛泽东认真地向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是谁呢？”赫鲁晓夫显然对第二个人更有兴趣。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扳动了一个指头，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赫鲁晓夫自言自语地说。

“你和他打过交道的。”毛泽东点了一句。

“是呀！”赫鲁晓夫又点了点头，说：“我也感到这个人很厉害啊。”

毛泽东一听，笑了，笑得很自信。因为他了解在1956年处理匈牙利事件中，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打过交道，领教过邓小平的能力。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地对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今后把他们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当时，中共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列席参加，团长朱德，邓小平为副团长，成员王稼祥、谭震林、刘晓。朱德先期抵达苏联进行访问，并应苏方邀请准备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前夕的2月12日晚上作一次电视讲话，本来讲话稿已写好，恰好邓小平等人于2月11日来到莫斯科，朱德便请邓小平阅看斟酌。邓小平看得很快，却很认真。他认为讲话稿是不错的，但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其一，不能只讲苏方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其二，讲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不能无限夸大。因此，邓小平把原稿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巨大的、全面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巨大的”三字删去了。

谁也没有料到，苏共二十大竟会成为中苏两党分歧的起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涉及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避免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邓小平对于后者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在他看来，“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提出来，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成为中苏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中苏两党根本性的分歧在于中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苏共二十大宣布闭幕前，又秘密召开了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赫鲁晓夫在事先未同各国共产党商量的情况下，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笔抹杀了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从而否定了苏联30多年的光荣历史。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后，气愤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事实正如邓小平担心的那样，当苏方把秘密报告的记录要点通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随后又把记录稿复印本送交给各国共产党后，立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没几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找到了这个报告的翻印本并公之于世，霎时轰动全世界，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

3月3日，邓小平回国，并就访苏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人民日报》就斯大林问题表明了中共的看法，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引起社会主义阵营思想的极大混乱，波匈事件就是集中的体现。10月23日，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代表团赴莫斯科就波匈事件与苏方协调。在协商谈判中，邓小平绵里藏针，不卑不亢地阐述了中共对波匈事件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看法，给赫鲁晓夫留下了“这个人很厉害”“你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的深刻印象。

尽管中苏两党的分歧愈来愈明显，但中共处处从国际共运大局着眼，注意维护苏联的形象和声誉。1957年11月是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毛泽东决定率团与会祝贺，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这次访苏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是由中苏双方共同主持讨论起草一个宣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不同你讨论‘和平过渡’的问题，让邓小平和你们谈吧！”苏方首席代表是颇具谈判才能的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会谈中，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指出了其造成的严重危害，随后还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议。那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

代表团出发之前，9月13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住处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有这种愿望，希望不要再吵下去，还是要团结。他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两党会谈从9月17日到9月22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导致无结果而散。中国代表团23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9月30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26国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苏方是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的客气一番。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达在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同邓小平坐在一起。

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这种做法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赫鲁晓夫企图给中共代表团一个“下马威”，不料一上来便遭到了邓小平的迎头痛击。于是，他转换了话题，不再谈援助问题，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共代表团。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共，将淡淡的眉头皱成一团。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受害也最深。

“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但其狡辩却是跳跃的。他说：“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示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简直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赫鲁晓夫自己也借助碰杯转了话题。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仍以泰然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画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动了，“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心平气和地提醒。

在整个会议期间，每次宴会都是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坐主位，其他各国党的代表在宴会上一般不插话，神情各异地在那里旁观。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相当紧张。这次会议，苏方代表是以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瘦高个子，喜欢戴一顶圆形列宁帽，说话比赫鲁晓夫稳重多了，很注意逻辑性。他嗓音略微沙哑，即使是指责对方也能表现出沉稳。

“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令他们无法工作。”苏斯洛夫用左手拇指触触眼镜框下沿，瞥一眼邓小平，继续盯住自己的两只手，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被你们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会议发言一般都是按顺序，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中国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举出两个例子后，邓小平指示随从人员离开现场给国内打长途去核实情况，而后向他做汇报。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两臂放在桌面上，左手中的香烟还在悠然地冒着白烟，他的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说到这里，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嘟嘟囔囔道：“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芒，“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赫鲁晓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行为留下的伤痕印在几代人的心灵上。就在这一年8月，周恩来在为将要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回顾了中苏友谊的发展历史后，动情地说：“全体苏联专家与中国同事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全部撤走，虽然我们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无效。今天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惜别，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讲下去了……”当时许多苏联专家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俄文原稿文件中一个词有“勒住缰绳”的意思。胡乔木指示工作人员“这个词要推敲，不是马受惊了以后再勒缰绳，而是在它未惊之前就加以制止”。为这一个词，同苏方争论半天，强调对于战争的预防，而不是等战争打起来再设法“勒住惊马缰绳”。

主持会议的苏共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都争得出汗了。他敞开衣襟，扯着一角边扇风边说：“中国的翻译对俄文研究到这个地步，啊，这么抠字眼啊。我们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苏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经过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逐字逐句讨论，最后达成初步协议。经过中国与一些兄弟党的共同斗争和努力，对“和平过渡”和“斯大林问题”等提法中国持保留意见，留待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时再讨论解决。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顽强斗争，不辱使命，胜利而归！

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大辩论达到一个高潮。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中苏商定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再次在苏举行会谈，中共派出的代表团团长又是总书记邓小平。

7月5日的莫斯科是个大晴天，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斯洛夫在机场迎接邓小平，两位老对手的手此刻再次握在了一起。

“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都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议能收到成效。”

第一次会议安排的是苏方发言。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做了长达70页的长篇发言，对中共大加指责歪曲和攻击，完全是重复他们的老一套看法和观点。

邓小平稳坐在第一排的正中位子上，认真仔细地听着苏斯洛夫的长篇发言，他显得那样平静和沉着。会后，连苏联的工作人员也说：“邓小平真是太沉得住气了……”

但对原则问题寸土不让是邓小平的最大特点。7月8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由邓小平发言。他神情严肃，从容不迫，有理有节地逐一对苏斯洛夫的长篇发言进行了坚决回击，毫不含糊地批驳了对方的肆意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邓小平一口四川话，字字有力，句句在理，把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他说：“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7月10日苏斯洛夫发言，7月12日邓小平再次发言，同日下午波诺马廖夫发言，7月15日彭真发言，7月17日安德罗波夫发言，7月19日康生发言……

就在这种紧张激烈的对抗性辩论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共中央公然违背了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未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于7月14日在双方的会谈正难分难解之际，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的《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

会场外公开挑衅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7月19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明显地违背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的做法。

苏斯洛夫被我方的严肃批驳激怒了，一反他沉稳的性格，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

邓小平立即批驳说：“你们还提出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你们想抗议什么？”苏斯洛夫有点心虚。

“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声音不高，但很严厉，一下把对方打哑了。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邓小平说话了：“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

这一轮的中苏两党会谈在举行了九次会议后结束，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当天下午6时，在叶卡捷琳娜宴会厅主宾席的老座位上，邓小平和赫鲁晓夫又坐在了一张桌边。自然，他们谁也没有忘记两年多之前，曾在同一地点两人的交锋。

邓小平襟怀坦荡地举起酒杯，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

赫鲁晓夫若有所思地举起杯子说：“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

“当！”两只高脚玻璃杯碰在了一起，发出清亮的响声。邓小平端起酒来，仰头一饮而尽。赫鲁晓夫看着邓小平，也把杯里的酒慢慢地咽了下去。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显得从容不迫，坦然若定，而赫鲁晓夫则眯缝起那双不大的眼睛，若有所思……

7月21日下午，一架苏制图-104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平安降落，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这一次的中苏两党会谈，回到了北京，受到了最高规格的迎接。

机场上鲜花如潮，红旗飘舞，数千名首都各界群众聚集在这儿，隆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抵返，齐鸣的锣鼓号角声久久在天空回荡着……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接邓小平一行。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1964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此中有段史实鲜为人知，就是毛泽东在长沙决定为赫鲁晓夫“祝寿”，由此谱写了20世纪中苏两党大论战中一段别致的插曲。毛泽东说：我们要致电祝贺赫鲁晓夫的七十寿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要讲团结；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可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毛泽东估计中苏两党尚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中国共产党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同时要准备这个破裂。毛泽东交代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为表明中国郑重其事，毛泽东还要求贺信要用毛、刘、朱、周4人联名签署。也就是说，这是党、国家、人大和国务院的联合贺信。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1964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与苏共论战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即“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央认为，前段时间，写作一至八评很紧张，很辛苦，现在可以稍稍缓一口气了；于是决定让负责实际组织工作的邓小平带领“秀才班子”到外地去参观休息，休整一下，以利再战。

邓小平、彭真率“九评”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到兰州的第二天晚上，中央办公厅发来紧急电话通知：按毛泽东的点名，邓小平、康生、吴冷西3人立即停止休假，于4月12日中午飞抵长沙。他们下飞机后，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即通知开会。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北京传过来的给赫鲁晓夫的贺寿电文要修改。

北京起草的这个贺电写得比较长，还谈到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说：“不赞成这样写法。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能够发表。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还会团结起来的。”

第一天的会议散后，4月12日晚上、13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对贺电进行修改，定稿后再送毛主席审阅。

4月14日下午3点半，毛泽东收阅了两个修改稿。在吴冷西起草的较为详细的那一个稿子上，毛泽东动手作了认真的修改：最主要的是改了一头一尾，开头处他在赫鲁晓夫的职务头衔与祝贺语言之间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在结尾处他加上“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以显示团结的力量和意义。

稿子改定后，毛泽东要求立即电传北京，请刘少奇、周恩来过目，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70寿辰是4月16日，毛泽东最后在长沙定稿是4月14日，贺电必须在4月16日前发出。

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周恩来，贺电发出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友好。

周恩来收到电稿后，马上同刘少奇一起认真看了一遍，立即给长沙回电话说，“少奇和我都同意主席在长沙改定的稿子，电稿将于4月16日凌晨用明码发到莫斯科”。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全文。当时，许多党员干部感到很惊讶：中苏论战正酣，怎么给赫鲁晓夫发这么一个温和的贺电？许多人转不过弯来。

其实，毛泽东当时已预见到赫鲁晓夫内外交困，苏共内部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故，这就要求中共中央做好两手准备，以有备无患。果然，10月14日，苏联就发生了大事变，赫鲁晓夫被免除一切职务，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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