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学的日子历练成熟

俭学不成，邓小平被迫走上艰难的勤工之路。几十年后，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工厂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当“盎特莱蓬”号缓缓驶入马赛时，邓小平等中国留学生齐集在甲板上，看到法国的这个重要港口异常繁忙，“出入货物，不知凡几”。再远远望去，城市“街道整洁宽敞，建筑精美牢固”，这是沿途经过的各大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带着长途旅行的颠簸困苦所造成的身体消耗，带着对新生活的热望和憧憬，邓小平等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法国土地。华法教育会派人专程迎接这批新到的学生。第二天，《小马赛人报》这样报道：“……他们的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脚蹬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华法教育会学生处的处长刘先生给他们致了欢迎词。这些年轻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顺利通过行李检查，走出海关。稍作休息，邓小平和同伴们又登上汽车，前往“世界花都”巴黎。

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第二天，他们到达了终点——巴黎西郊的哥伦布，来到了一座三层楼的普通法国建筑前。这里是普安特大街39号，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所在地。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熟悉的面庞和悦耳的乡音。邓小平和同伴们受到聚集在这里的许多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异国相逢使大家有说不出的高兴。

经过几天的休整，由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和同伴们分别到巴黎附近的一些学校去补习法语，同时等待工作，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很快，这些千里迢迢远涉重洋而来的勤工俭学生，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青年时期的邓小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迭加新税，法郎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整个法国经济日益凋敝。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勤工俭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使他们陷入了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

另外，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生的漠视态度，也加剧了当时勤工俭学生生活的危机。

于是，勤工俭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为图房租便宜，一些学生只能住进巴黎的贫民窟。至于吃的更是可怜。当时华法教育会发给这些失业的学生每天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只能吃点最低廉的食品，经常是白水煮马铃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面临着生计无着落的威胁。好在作为自费赴法的勤工俭学生，他自己所带的钱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离开了生活费用昂贵的巴黎。

1920年10月末，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多名同学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巴耶中学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邓小平分配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的时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适应了异域的生活习惯，开始喜欢上了法式面包。

巴耶中学的膳宿费，每月200多个法郎。除每月必需的膳食宿费，邓小平尽量节俭。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学习支出，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家里也无力寄钱给他了。到了1921年3月底，邓小平不得不结束在巴耶中学近半年的学习，回到了巴黎西郊哥伦布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一些资助或是找一份工作。

半个月后，他和邓绍圣等11人来到法国南部的克鲁梭城，进入施奈德钢铁厂。这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有2.5万工人，其中有华工1000多人，勤工俭学生100多人，是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邓小平来此之前，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过工。与邓小平同进或稍后的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的合同。

在钢铁厂做散工是最苦的。首先是学不到任何技术，每天只在车间做杂活，劳动强度很大；其次是早、晚、夜三班轮流倒，“睡眠颠倒、饮食无常，真和机械一样不分早晚昼夜”。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他的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邓小平就是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车间里，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汽中，用长把铁钳挟着数十斤甚至百余斤重的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工作一天，汗流浃背，浑身像散架一样，茶饭不思。特别是上夜班，对不满17岁的邓小平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到14个法郎。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为低廉，每天只有10个法郎。后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近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尚能支撑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歧视与凌辱则令邓小平和同伴们无法忍受。每天上工，工头就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工人有休息。一天，邓小平和几位同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几天来实在太累，搬得稍慢一点，工头就在后面催促。有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习惯做工，力气也小，干不快的。”工头就蛮横地找借口将那位同伴解雇了。由于这种原因，做散工的勤工俭学生日渐减少，邓小平终于也忍耐不住，和工头吵了起来，于4月23日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

60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心中无限憧憬的这个美丽富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黯然退去。同时，在施奈德钢铁厂，他结识了较年长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

离开施奈德钢铁厂，邓小平又回到了巴黎华法教育会。这期间，他一方面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五六法郎的微薄补助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做过许多工作：在饭馆当招待，在火车站或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搬瓦、扛水泥，以及做清洁工清扫垃圾等。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邓小平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加上留学补助方可勉强糊口。

这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通告一发出，犹如晴天霹雳。10月，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10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及其他学生共105人，于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工厂。这份工作，对于走投无路的学生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事。在这间工厂的工作，是做一批在美国募集资金的订货。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再贴上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作”。虽然这工作工价很低，但可以暂时借此糊口。不过，好景不长，这批活儿两个星期就做完了，邓小平他们即被工厂解雇。

失业后，四处找寻工作、生活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状况持续了3个多月。日后，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1922年2月，邓小平再次离开巴黎，来到了卢瓦雷省的小城蒙达尼（Montargis，有时译为“蒙塔尔纪”）。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比较低，因而勤工俭学生们常到这里来做工和学习。2月14日，邓小平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临时工人，这个工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颇有名气。由于邓小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因而被作为不训练工人派到胶鞋车间，他的编号是4088。工作是极其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将鞋底、鞋垫及鞋帮放在木模上，然后和里衬粘贴起来。很快，邓小平就熟悉并很容易地工作起来。与施奈德钢铁厂相比，这里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由于邓小平心灵手巧，工作效率高，一天可以挣15法郎。

到法国1年多的邓小平已经开始成熟了，他经受住了艰苦工作和俭朴生活的考验，并以其积累的经验，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业余时间，他和法国工人交往聊天，法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还经常和华工、勤工俭学生们谈心，交流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等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少共成立不久，少共成员王若飞、萧朴生、尹宽等来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王若飞也被分到胶鞋车间，他与邓小平一同工作了两个多月。做工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赵世炎、王若飞等较年长的少共成员给邓小平以极大的影响和帮助。就在这一年夏天，在萧朴生、汪泽楷两人的介绍下，邓小平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少共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到了10月底，已经在哈金森橡胶厂工作半年多的邓小平有了一定的积累，于是打算进一所学校学习。经过朋友介绍，他选择了法国东部第戎附近小镇上的夏狄戎公学。这所学校以前曾接收过一些勤工俭学生，到邓小平来时大都已相继离开。远离同伴们，远离勤工俭学生政治活动中心，到这偏僻的小城生活，无疑使他有几分寂寞。然而，这里便宜的住宿费和较低的学费，对一直在劳碌奔波的邓小平来说十分难得。他坚持在夏狄戎公学学习了几个月，度过了一段稳定的俭学生活。

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时的档案卡

1923年2月初，邓小平结束了夏狄戎公学的学习，回到了蒙达尼，并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这一次他只工作了5个星期，到3月7日便离开了。在蒙达尼停留了一段时间后，邓小平于6月中旬回到了巴黎。

1925年11月，他进入巴黎近郊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这时的邓小平已经21岁了，能说较为流利的法语，具有一定的数理知识和大工厂的劳动实践经验。正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在雷诺汽车厂，邓小平成为一名钳工学徒，开始接触到一些图纸和比较简单的工艺技术。几个月后，他成为一名钳工，有了相对较多的收入。这样，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的邓小平一定没想到，自己在几十年后的“文革”最困难时期，被送到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又重新成为一名钳工，而且“干起活来还是那样认真熟练”。

两个人挤在一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空间内干起了开创性的事业，曾戏言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邓小平却有个“油印博士”的美称。

关于邓小平去法国留学的动机，曾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去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邓小平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出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当时在青年中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按邓小平的话说，当是只是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即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回国。如此而已。后来，他之所以违背了初衷，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这个老师教与逼出来的。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少年》，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华人特别是青年学生。1923年2月17日至19日，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委会”。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与《少年》相比，《赤光》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配合国内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傅钟等都先后参与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赤光》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周恩来的狭小房间内，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在《赤光》编辑部，他得到了周恩来等较年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以出色的工作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依赖。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

最初，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去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但为了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周恩来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而邓小平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他就刻写一篇。这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时常彻夜不熄。饿了，啃一口羊角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在这里，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度过暮色苍茫的傍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

邓小平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加上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机。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他“油印博士”。

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亲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为他那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那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邓小平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将近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下半年，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即将回国工作。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当选为执委会正式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为候补委员。7月16日，旅欧共青团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和分工，决定由周唯真、邓小平、余增生3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行政工作。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这次大会不久，7月31日，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

邓小平与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合影

半年后，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参加了1924年12月下旬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李富春为工会运动委员会成员，邓小平负责大会监察处工作。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版、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已经成为旅欧共青团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赤光》上。他一面继续从事刻印、装订等具体工作，一面开始负责《赤光》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积极投入到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之中。

1924年7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一为聂荣臻、右四为李富春

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标榜信仰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即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戳穿国家主义派的欺骗行为，旅欧共产主义者连续发表文章，把国家主义派的卑劣手段公之于众。邓小平也投入了战斗，他连续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并准确判定的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文章。与《赤光》上其他文章相比，它有着独特的风格：短小、尖锐、泼辣、有力，富有战斗性。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旅欧共产主义者相继回国或到苏联去学习。到1925年，邓小平成为旅欧党团领导人之一。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

1925年上半年，他来到里昂，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这年夏，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组织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

法国当局的逮捕和镇压，并没有吓倒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认真总结经验，重新组织队伍，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继续开展斗争。邓小平是1925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尽管他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是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工作斗争的情况，为我们了解青年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这恐怕是法国警察当局所不曾想到的。

1925年8月20日，邓小平搬到了比扬古尔紧挨着雷诺汽车厂的卡斯特雅街3号一家全是中国人居住的旅馆。这是邓小平在法国生活工作岁月的最后一站。在5号房间，他和傅钟、杨品荪住在一起，共同领导着旅欧党团的工作。当时的法国警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和邓希贤住在一起的有他的两个同胞，这两个人似乎同他有着共同的政治观点。邓外出时，他们总是陪着他。”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了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冯玉祥“应和苏俄政府亲如兄弟，团结起来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

这是邓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次活动。4天后——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离开了巴黎，结束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向着久已向往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进发。

就在邓小平等离开巴黎几个小时之后，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特雅大街3号的旅馆内，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可是，他们只能是扑了个空。他们在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的共产党的中、法文宣传小册子，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以及一些中文和俄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共刊物《进步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两架带钢板和滚筒的油印机及几包印刷纸。警察局在这次搜查后的报告中写道：“这些人似乎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就仓促出走了。”随后，巴黎有关当局签署了驱逐邓小平、傅钟等人出境的命令，并注上“有待通知”的字样。虽然，它永远不会通知到被驱逐者本人了，但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却一直保存到今天，从而真实地记录了邓小平青年时代在法国的最后足迹。

当年气势汹汹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世纪20年代驱逐的人，50年后竟然以国宾的身份访问了法国，而且受到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又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在公开的论战这场活生生的考试中，他这个“小钢炮”以其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的共产主义理论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1925年底，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310名学生准备送往中山大学培训。第一批学生118人于当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超过87%。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的国民党员进入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20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学习，其中有邓希贤、傅钟、李卓然等人。他们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办的中山大学。

邓小平在前往苏联的途中，曾在德国作过一周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人则睡在地板上。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在法国，邓小平等人是社会最底层的外国劳工和穷学生，是受到法国警方追捕的秘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而到了苏联，他们则一下子变成了受到热烈欢迎的贵客，成为高级共产主义大学的堂堂正正的学员。苏联党和政府也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与邓小平在法国那种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参加革命活动还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自由开展党团活动，心情是放松的，精神是解放的。

邓小平到这所学校之前的几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到苏联确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学习方法是教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邓小平利用中山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专心致志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思索，课后阅读大量的书籍。在苏联学习期间，邓小平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头脑更为充实，信仰愈加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了他的天职。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学校里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当时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必然会反映到中山大学国共两党的学生中来。双方又都站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上，忠于各自的政治信仰。因此，难免有纷争。

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能力；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邓小平则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他们和国民党人士相处在一个班组，在信仰上、观点上、见解上和阶级立场上都很不相同，因此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常常发起辩论，甚至于经常展开一定程度的斗争。

第七小组国共党员在理论上的主要争论是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邓小平等人利用墙报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既论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应该巩固的基础，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毫不隐讳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邓小平还进行公开的论战，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企图，批评他们有损国共合作的错误言论与行为。邓小平的批驳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推理严密，作风泼辣，语言简洁有力，他又有出色的论辩口才，常常能切中要害，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邓小平论辩的火力很猛，他在同学们中有“小钢炮”之称。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在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当左权、徐君虎、蒋经国与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他们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吗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满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着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邓小平的每次谈话，都能激起蒋经国的巨大兴趣。当时，蒋经国只有15岁，比邓小平小6岁，个子也矮小，只有1.50米多一点，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是年纪最小、也是最活泼的一个。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儿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蒋经国对邓小平很尊敬，把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富有组织才干与表达才能的邓小平看成“大哥”“学长”。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50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还结识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当时徐特立已50岁，在“特别班”学习，青年学员给徐特立起了个雅号“老祖父”。“小钢炮”这时虽然还没见到毛泽东，但和他的老师做了同学，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在一份在莫斯科时撰写的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更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自传中，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共产党人进一步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从这个自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人民伟大儿子青年时代的博大襟怀和崇高志向。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誓言。邓小平用他此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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