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喋血万里赤旗飘

亲自点将的周恩来把酒饯行，25岁的中共中央代表临危奉命出征。两位在官场和战场混迹多年的广西军政高官对中共这位年轻人由衷地折服。

码头上，一对年轻的夫妇依依告别。

“东西都带齐了吗？”张锡瑗问。

“带齐了，介绍信和电报密码都藏在箱子的夹层里，不会被人发现。”邓小平轻声作答。

与邓小平同行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拍了拍那个结实的大皮箱。“呜——”随着汽笛声的鸣响，轮船离岸了。挥手之间，离情别绪有如静静流动的黄浦江水……

邓小平此行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与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之邀、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而赶赴广西的。与此同时，中央还陆续派了张云逸、陈豪人、李谦、叶季壮等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名换姓，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

邓小平身穿西服，显得很精神，炯炯双目中透射出特有的沉稳、刚毅与顽强。在船上，他时而远眺，时而沉思。

1929年3月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势力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司令。当时，俞、李酝酿反对蒋介石，一方面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少彦等人，一方面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他们部队工作。

显然，广西的政局是十分复杂并极具危险性的。敌、我、友交错，民族、阶级问题并列，边境地区还会发生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干涉。共产党人去广西，实际上是和俞、李的广西地方势力搞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与广西地方势力的这一新的统一战线该如何进行呢？弄得不好，新的同盟会不会反目相向，重演“四一二”那样的惨剧呢？所有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将要来到广西的共产党的领导者面前，这就要求这位领导者必须是有丰富革命经验和很强领导能力的人，是一位不怕任何困难并善于战胜困难的坚强的革命者。

派谁去合适呢？中共中央获得这个信息后，立刻进行了研究。

“派邓小平同志去！”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胸有成竹地说。因为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很出色，遇事机智果断，处理事情得体，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你这次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身负重任啊！”周恩来这样对邓小平说。

“我决不辜负中央的期望。”邓小平凝神望着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眼下，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的军政大权，既然他们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部队工作，我此去广西机会不错嘛。”

两人相对而坐，周恩来特地买来一瓶酒为邓小平饯行，举杯相碰，边饮边谈。这战友情，就像杯中酒一样美好、醉人。

“是的，机会很好！”周恩来品了一口杯中酒说，“眼下，俞、李酝酿反蒋，俞作柏通过他的胞弟俞作豫（共产党）与我们联系，希望我们派人去广西，帮助他们支撑局面。”说到这里，周恩来顿住，沉思片刻说：“不过，你到广西，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料不到的困难。”

邓小平听了周恩来的话，又凝神看着老战友，沉默一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恩来，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去完成中央交给我的任务的。”放下酒杯，邓小平分析说：“其实，俞作柏和李明瑞与共产党早就打过交道。在国共合作的时候，俞作柏受到过大革命进步思潮和进步人士的影响，支持工农学生运动，1926年就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和农工厅长，还举办过农民讲习所。四一二政变后，俞作柏还因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流落香港后又与在港的共产党人士多有接触，并参加了我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其间，俞作柏还通过其胞弟俞作豫向我党提供过一部电台呢。所以，俞作柏对于共产党，心中本无芥蒂，且有好感。”

周恩来听了，连连点头。接着，邓小平说：“而李明瑞呢，本性刚直，性格磊落，倾向革命。四一二政变后，他对于蒋桂军阀以‘清党’名义迫害共产党人十分气愤，曾忍痛送走了所部共产党员。”

周恩来又点头，说：“在他们身边有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就是刚才提到的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一位坚毅而有才华的共产主义者。你这次去，他会帮助你的。”

周恩来为邓小平饯行后，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重任在肩，准备走了。他告别爱妻，乘上南下的轮船，取道香港前往广西。

邓小平回想到这里，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举目远眺辽阔的海面，心情豁然开朗，他此时此刻，只想尽快踏上广西的土地，去迎接新的挑战。

邓小平乘船到香港后，当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南方局的书记贺昌及夫人黄木兰（定慧）、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都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邓小平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贺昌、聂荣臻与邓小平交流了广东、广西两省的局势，谈了派去广西的我党军政干部情况。最后，邓小平告诉贺、聂二人：“在上海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中连连出现叛徒，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再三加强保密，确保赴桂同志的安全，临行时以党的纪律对我们约法三章，所以，我的联络大都是单线，包括张云逸等主要干部也不能轻易直接与我接头。到广西后，中央规定我不再用小平这个名字，而叫邓斌，文武斌。”

“好样的，邓斌同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的中央秘书长，而是文武双全的邓代表。”贺昌拍了拍邓小平的胳膊说，“这四川小伙子好结实，我看呀，千斤重担也压不垮！为了革命，大家一起来努力。”

9月，邓小平和龚饮冰到达南宁后，首先同广西农民协会主任、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10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此外，会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产生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很快，在俞作豫的引导下，邓小平与俞作柏、李明瑞二人接洽。邓小平的真诚与直率，深深打动了俞作柏与李明瑞二人。他的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美好风范，给俞作柏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明瑞虽比邓小平长8岁，但对这位满口地道四川口音、谈吐不凡的中共中央代表特别尊敬。他们听取了邓小平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解释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种种令人折服的分析和预见等，之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与两位广西军政首领基本达成了共识：中共方面将以政治、军事干部人才的优势，帮助俞、李稳定桂局，共图发展；俞、李在部队编遣后，为克服军饷不足、军心不稳的局面，则表示愿意在邓代表的全力协助下改造旧军队和扩建新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发动生产组织税收，解决新政权当务之急的财政问题。此后，邓小平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在党内只有少数干部知道。

邓小平认为，改造俞作柏、李明瑞旧军队，培养革命骨干，是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准备。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都是“四一二”以后被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一大批被释放出来的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力量。

邓小平了解到，中共党员俞作豫对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影响很大，便利用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特殊社会关系，促使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创办广西教导总队，并把中共派去的干部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邓小平非常重视教导总队的作用，他从各地抽调了1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来学习，还从广西、广东选调了部分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总队各连队的连长和排长等职，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中的进步青年，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在各连队相继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对改造旧军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对于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邓小平、张云逸等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在形式上给他们安排较高的职位，而实际上却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将那些反动军官与士兵相隔离，使士兵群众不受其反动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之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急需扩建军队，以充实自己的力量。为此，他曾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民团和土匪，组成了若干个警备大队。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地与之协商，顺利地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到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之中，并特派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李谦为副队长。这样共产党人就掌握了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李明瑞对此也深表满意。

张云逸、俞作豫、李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挑选了一些共产党员担任营、连、排长，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和充实了连队党的秘密组织。在此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第四大队的人数由1000多人扩展到2000多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到2000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人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为以后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加强中共对工农运动的领导，邓小平等耐心说服俞、李实行民主，支持工农运动，促使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势力的措施。在抓紧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的同时，邓小平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至10月间，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别支部有9个，党员共计420多人，仅南宁一地的党支部就有10个，有组织的农民协会会员达35万人。广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当时逃居香港的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的确，在短短的时间内，整个广西沸腾起来了，一个新的革命热潮正在广西迅速掀起、蔓延。

俞、李誓师反蒋，没想到不出10日大败而归。邓小平等人为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走出了一步妙棋，策动了南宁兵变。

广西革命形势的迅速改观，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得知俞作柏、李明瑞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气急败坏，加快了他要除掉俞作柏、李明瑞的步伐。

正在这时，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联络冯玉祥、唐生智等受蒋介石排挤的军事集团，共同反蒋。汪精卫策动他的亲信张发奎率军进攻广东，力图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为实现这一计划，汪精卫利用广西军政当局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机，游说俞作柏、李明瑞从广西进攻广东，配合张发奎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势下，俞作柏、李明瑞从自身安全考虑，也很难有别的选择，只有与汪精卫、张发奎合作，参加公开反蒋的战争，夺取广东，以求得发展。

俞作柏、李明瑞的这一选择，对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中共领导干部中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随俞作柏、李明瑞去进攻广东，有的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柳州一带另图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中央代表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明确提出了他的主张。他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桂不到半年，立足未稳，兵力只有3个师，内部又不一致，仓促反蒋，必遭失败；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尽力劝阻俞作柏、李明瑞不要匆忙追随汪精卫反蒋，稳住广西的局势，使中共党组织能争取到一些时间加快兵运，准备武装暴动。如果这一目的达不到，就应把中共掌握的部队拉出去，到左右江地区去，会合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领导的农军举行暴动，建立根据地。邓小平的这一主张最后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负责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们便分头积极准备。

劝说俞作柏、李明瑞的任务，由邓小平亲自承担起来。他去沙梨园的俞公馆，诚恳地劝说俞作柏经营好广西，不要参加汪、蒋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俞作柏听了邓小平这一席话，沉思良久，但他衡量与蒋介石之间的利害关系，最后下了与汪精卫、张发奎合作军事反蒋的决心。邓小平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便按他准备好的第二步计划向俞作柏提出：既然要出兵广东，南宁不能空虚，可将新建立的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守备南宁，以张云逸为警备司令，保卫后方治安。

邓小平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全。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不参战，就保全了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建立红军的主要骨干力量；张云逸出任南宁警备司令，指挥留守南宁部队，广西省会南宁就在我党实际控制之下。这一策略的实现，对于后来百色、龙州起义的成功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俞作柏、李明瑞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但提出要从教导总队抽调一批干部回原部队充实战斗力。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好驳回，邓小平便表示同意。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成立了“讨蒋南路军总司令部”。俞作柏为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对其所辖部队作了战略部署，俞作柏、李明瑞亲赴前线，挥师广东讨蒋。但是，这次反蒋行动不出10日，便以失败告终。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辉、黄权和吕焕炎率两个师、一个旅叛变，投降了李宗仁。黄权甚至还通电拥蒋。真可谓“出征时千军万马，败归时寥寥几人”。一时莽撞冲动，俞、李竟落得如此结果，好不凄凉！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措施，紧急部署：一是派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二是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三是将汽船准备好停在江边待用，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四是当机立断，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10月13日，入夜时分。起义部队突击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这一夜，南宁市民难以入眠，他们在灭了灯的屋内朝街上倾听和悄看。他们听到了齐刷刷的急促的脚步声，听到了低沉而庄严的口令声，他们听到枪械碰撞发出的金属的铿锵声，他们还听见急驰的汽车马达轰鸣声，住在海关码头附近的市民还听到江上小火轮一声声亢奋的鸣笛。市民们还看到街上来往的全是军队，军队匆忙而有序地搬运着一捆捆枪支、一箱箱弹药，还有各种各样的物资，如洪流般涌向海关码头。直到拂晓，喧哗和洪流才渐渐消失在曙色中。

后来，市民才知道，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这一夜，他们有幸倾听和目睹了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历史事件——邓小平等领导的南宁兵变。

这一夜，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邓小平则率领党委和地方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

作为中共代表的邓小平并未因在南宁工作的短暂而叹惋，相反，他庆幸形势的突变促成了一次成功的兵变。现在，由他领导的广西共产党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带着数千人的队伍和一大批枪支弹药开赴左右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和警卫部队到达了恩隆县平马镇，和早些时候从陆路行军到达那里的张云逸会师。22日，部队到达右江地区的百色。

这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要求尽快起义，并批准建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

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策动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这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第一件杰作。每策划好一项计划，他又去谋划下一个大动作。

由南宁往西，沿邕江上溯30公里，到了杨美镇这个地方，一条邕江一下子成了两条江。左边的江通往龙州叫左江，右边的江通往百色叫右江，左右两江流经的地带就是左右江地区。

为什么邓小平和他指导下的广西党组织要选择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呢？从当年中共中央派往广西的共产党员袁任远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他回忆道：“党之所以选择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右江地区是广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这里也是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队伍。这里又地处桂、云、贵三省交界，山高林密，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回旋进退大有余地。百色是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控制着三省的交通要道。我们来到百色以后，这里就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南靠十万大山，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龙州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虽然反动统治的基础比较深厚，但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

邓小平到达百色后，迅速在清风楼召开了党委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中央指示，宣布前委组成人员，并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在介绍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之后，邓小平对大家说：“同志们，队伍拉出来很不容易，我们要倍加珍惜。要不了多久，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旗就要在右江畔高高飘扬。”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人民群众更加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府，建立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坚决主张，继续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官污吏，不准虐待士兵。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会议决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举行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

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对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十分恐惧，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因此，他们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企图负隅顽抗。同时，他们勾结驻在恩阳、恩隆一带由熊镐带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妄图以接防第四大队为名，抢占百色地盘。

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将严重影响武装起义的进行。陈豪人与张云逸交换意见：一是主张强攻，一是主张智取。他们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说智取与强攻并用。可以以商谈接防为名，请熊镐到百色来，一举擒下；同时命令雷经天指挥在恩隆的部队和农军将其驻平马的一个营包围缴械；命令驻那坡的第四大队二营包围驻那坡的敌人。结果，敌人除逃跑一个连外，其余两个连都被缴了械。消灭第三大队的战斗，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由邓斌（即邓小平）和张云逸署名发布的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局部）

12月11日，东方露出曙光，一轮红日在地平线上升起。这象征着红色的烈火就要在大地上燃烧了。就在这时，一支新的工农红军继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之后诞生了。红七军的成立大会是热烈的、庄严的。百色城东门广场上搭起了松枝簇拥的主席台，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画像两边是鲜艳的有镰刀、锤头图案的党旗。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们就站在主席台上，站在马、列画像和党旗前。

当第一面绣着金黄色镰刀、锤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旗在广场正中冉冉升起，迎风猎猎舞动，全体与会的红七军指战员翘首望向主席台。他们看到，主席台上站着他们的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

他们仍然翘首台上，用企盼的目光寻找着那位深得他们敬佩和爱戴的人。他们最终失望了。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这万众欢腾的百色城，在这庄严而热烈的红七军成立大会会场，在主席台上，见不到红七军最主要的创始人、缔造者，百色起义最主要的指挥者、领导者，他们的前委书记和军政治委员——邓斌。

此时，邓小平没在欢腾的百色，没在欢腾的平马，没在右江地区。在百色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后，他就赶赴左江龙州，领导部署龙州起义准备工作，并路经龙州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尽管百色起义的总设计师暂时走了，但这项伟大的“工程”依然按照他设计的方案和图纸准时开工了。沸腾的广场在庆贺这支人民军队的诞生。

城市的码头工人、内河船工和店员，以同样的心情和市民、学生在一起，挥动红旗，打起锣鼓，一面庆祝，一面向红军致敬。整个百色，充满了起义欢乐的气氛，被灿烂的太阳、鲜艳的旗帜、赤诚的心所渲染了。看啊！天红了，地红了，革命者的心也红了！

第二天上午，张云逸来到平马镇，这里已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各界代表80多人。在这里，讨论通过了关于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和扩大红军、组织赤卫军、开展土地革命等实施纲领。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领导机构，雷经天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很快，平马镇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各团体、各机关、各乡村纷纷到商铺购买红布、红纸，以制作标语、小旗、横幅等，不一时就把好些商铺多年积压的红布、红纸等抢购一空。当时的《右江日报》这样报道：“后来者束手无策，只得向各铺头去搜买花红、一品红等药粉去染白布做红布，染白纸为红纸。那些奸商老板见奇货可居，除抬高物价外，还把红石、红砖瓦等磨细替代红粉发卖，市上往来之人，皆手持红布、红纸、红粉……各铺问答之声音，亦只闻红布、红纸、红粉等口气，此时平马一市，可说是全红世界了。”

丽江，如其名，清澈而秀丽，一如桂林的漓江。丽江蜿蜒穿城而过，把龙州城分成南北市区。龙州与越南接壤，是我国南部的一个边防重镇。这时，俞作柏已去香港，李明瑞与俞作豫在龙州掌握部队。当李明瑞得知桂系军队与粤军对峙，南宁空虚时，他想反攻南宁。李明瑞命令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他亲自到百色来联系右江部队联合行动。

当邓小平带着袁任远、佘惠及几名卫士从右江奔赴左江，从百色前往龙州时，李明瑞带着他的一个手枪班正好与邓小平相向而来。邓小平与李明瑞，中共党代表与北伐虎将，你想找我，我想见你。谁能想到，他们会在这山间小道上相遇，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巧遇。邓小平得知李明瑞的意图，为做好他的思想转变工作，便同他一起返回百色。

一路上，两人并行。李明瑞好像有许多的话想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心里感到很惭愧，觉得愧对跟随他多年的部属，愧对多次奉劝过自己的邓小平。自己盲目参与军阀混战，出师未捷前线部队倒戈，最后落得个只身逃回的狼狈结局。而今跟着共产党出走左右江，似乎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邓代表，现在我总算服了。人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从当年北伐攻城略地到中原倒戈而后回桂主持军事，往往都是为人开疆拓土，最终还是被军阀利用，落得下野……唉，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邓小平靠近李明瑞，说：“你虽然被他们下野了，但并非是虎落平阳，而是龙放大海虎归山。”

“我能干些什么？”李明瑞想试探邓小平的态度。邓小平心直口快，说：“我们要在左右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你应该能出点力。这样，你不就龙归大海虎归山了吗？”

邓小平耐心地同他分析形势，指出目前南宁虽空虚，但两个大队的人马也不易打进去的，即使打进去也守不住；劝他不打南宁，参加革命，与共产党人一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听了，思想渐渐明朗起来。途中，两人作推心置腹的交谈，不知不觉间到了百色城。

经过几天与邓小平的接触，李明瑞坚定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并为邓小平的深明大义和真诚态度所折服。李明瑞语气郑重而坚定，说：“从现在起，我正式把自己交给中国共产党，交给中国工农红军。”邓小平表示热烈欢迎，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不放。

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张云逸与李明瑞一同研究了左江地区的工作，确定了不反攻南宁、坚持在龙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

在与邓小平的几次长谈中，李明瑞完成了由一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旧军人到一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李明瑞领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龙州。邓小平考虑到必须加强党在左江地区的力量，于是带严敏、何世昌、袁振武等共产党员随即到龙州。随即，邓小平检查了俞作豫到龙州后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要抓紧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分头行动，用共产党员替换了一批思想反动的军官，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充实，争取了大多数士兵。

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邓小平除了通过教导大队、政治夜校灌输革命思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办了中共的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并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中共的组织，增加了中共的新鲜血液。

邓小平在龙州逗留了几天，看到龙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雷厉风行地进行，他才放心地离开，踏上去上海的路途。李明瑞、俞作豫执意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已送到龙州城外。最后，两人站在大路口，目送那位为开辟广西革命根据地而深谋远虑、呕心沥血的总策划师，一直目送他消失在通往中越边境小路的山影雾岚中。

1930年2月1日这一天，龙州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大街上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四方的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肩扛着梭镖、土枪，兴高采烈地涌进城来；工人赤卫队员佩戴红色袖章，步伐整齐地走向中心广场；士兵们高举大旗列队而过……大街上革命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新填地广场已是旗帜的海洋。主席台上，起义的领导人胸佩红花，在热闹的气氛中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队伍红八军的番号及领导人的委任。作为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兼任了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两军总指挥，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

于是，将士们把旧军装脱掉了，换上了工人们刚赶制出来的灰色新军装。青天白日帽徽扯掉了，别上了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万人高呼着，跟着那面前导的红八军大旗，行进在龙州城的大街上，一直到深夜。

左江地区各县民主政权，在起义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有红八军和工农赤卫队的支持，及时开展了打土豪、剿匪反霸斗争。红八军也在短短时间内，仅在龙州就镇压了三批恶贯满盈的土匪、恶霸，并打开“土皇帝”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

革命形势在左江地区迅猛发展，广大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县、乡革命政权不断建立起来。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红色风暴狂飙千里，横扫南疆连域。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拥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的左、右江区域，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1930年3月15日的《军事通讯》评价，左右江起义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至今，气宇轩昂、朝气蓬勃的青年邓小平的光辉形象，耸立在南宁纪念雕塑园（广西烈士陵园内）。他站在船头，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左右江的和风将他的衣衫撩起。雕像突出表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建立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红八军的丰功伟绩及威武雄姿。左侧群雕着重表现在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下龙州武装起义的场面。右侧群雕，着重表现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下百色起义的群众场面。每侧各9个人物，形象各异，动作逼真，栩栩如生。主碑两侧分别表现了波涛滚滚的左江和右江，与景色优美的陵园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两边各四根石柱，象征革命战士顶天立地、砥柱中流的大无畏气概。四周绿草如茵，使雕像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后面的花圃上，用花卉“书写”着“英雄伟绩，光照千秋”。来这里瞻仰的人们，无不顿生怀念之情，历史风云涌上脑际……

“赤脚政委”走村串户，踏遍了壮乡的山山水水，把党的主张与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邓小平巧用蛛网退敌，后来被演绎为“发明蚊帐”的段子。

邓小平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后，于1930年2月7日，经越南回到龙州。考虑到反动势力还比较猖獗，左江地区工农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红八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多，部队也不够强大，邓小平果断决定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靠拢，与红七军会合。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邓小平派第一纵队到崇善、雷平、靖西游击；第二纵队到凭祥、宁明游击，围剿土匪，平息叛乱，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农会。邓小平与左江革命委员会研究，镇压了欺压群众、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召开了声讨法帝国主义的万人大会，由左江革命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和龙州海关、天主教堂等处，将窝藏在那里的土豪劣绅的武器弹药、金银搜出来，把法国领事馆嘉德夫妇、海关税务司额格里及反动的法国神父驱逐出中国，并以左江革命委员会名义用英、法文发出反帝通电。邓小平发动反法斗争这件事，震动全国、全世界。法帝国主义震惊之余，派飞机来侦察示威，适逢红八军一营部队在宁明县明江开群众大会，法机掠过上空时，红军开枪射击，群众高呼口号，法机在慌忙中坠落，机上3人，1死2重伤，枪弹被红军缴获。

3月上旬，邓小平随同红八军第一纵队进发靖西途中，对第一纵队从政治到军事上都作了很多指示。他在向官兵讲述革命道理时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喊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邓小平在靖西红八军第一纵队工作告一段落后，便匆匆去右江了。临行前他再次电告驻龙州的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同志，务须按前委决定进行，迅速向右江靠拢。可惜，左江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邓小平再次提出“迅速向右江靠拢”的指示执行不坚决，留恋城市生活，行动迟缓，以致遭到桂系军阀梁朝玑率4个团袭击，部队损失惨重，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以及廖光华、王敬轩等领导同志被敌人逮捕后杀害。

邓小平和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冲到右江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占领。3月下旬，邓小平终于在重敌重围之中，迂回到东兰。

4月上旬的一天傍晚，邓小平冒雨来到东兰县武篆镇魁星楼旁的旧州屯。魁星楼，这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四层楼房，是当地人祭祀文魁星的地方，也是红七军第三纵队的司令部所在地，还是县农民协会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办公地。魁星楼旁有一个壮族黄姓革命家庭，儿子黄书祥是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女儿黄美伦是东兰县妇女干部，刚与韦拔群的弟弟韦菁结为夫妻。邓小平带着一名警卫员，戴着竹笠帽，提着拐棍，卷着高高的裤脚，冒雨赶到黄家门口，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位年轻的壮族女干部黄美伦。黄美伦立即带邓小平去见韦拔群，两人相见，格外亲切。韦拔群安排邓小平换掉湿衣服，吃了饭，坐在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

龙州起义创建的红八军军部旧址

第二天一早，韦拔群便带邓小平上魁星楼。平时，韦拔群住在二楼，邓小平到后就在二楼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式八仙桌，供邓小平休息、办公与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常常明亮至深夜。夜里，邓小平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拔掉一根。在这里，邓小平、韦拔群经常召开红军、农民协会、工人协会、赤卫军、妇女协会等方面的骨干会议，研究制定在左右江实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要使革命深入人心，就必须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此，邓小平决定在武篆这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100多名训练班学员很快集中在武篆的旧州屯，课程大部分由邓小平主讲。学习期间，每个学员都领到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小平在魁星楼的桐油灯下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写钢板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画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邓小平的课总是联系武篆的情况和地方的革命实践，比喻生动，深入浅出，既讲出经验体会，又不忘总结教训，说来感人，听来动情，很受学员的欢迎。

每次讲课，邓小平总是穿起壮族同胞常穿的“唐装衫”（开襟便衣），而且都是打赤脚走路去。每次见到邓小平赤脚来上课，就有人悄悄地说：“我们的‘赤脚政委’来了。”

“赤脚政委”总是那样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训练班上，他跟学员们一起吃粗菜淡饭，一起讨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各种问题。在培训党员骨干的同时，邓小平还多次深入村寨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这位“赤脚政委”，一双赤脚，走村串户，今天走这个村，明天到那个寨，深入普通百姓家找群众谈心，坐到土舍茅棚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跟乡亲们一起吃玉米糊与猫豆、喝木薯稀饭，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壮族同胞们说：“邓政委成了我们壮家人。”

一天下午，邓小平在几个红军战士的护送下，来到向都县（今属田东县）一个山村的一位壮族贫民家里，准备晚上召开骨干会。主人听说是“上头来的客人”，他身边还跟着几个红军战士，心里就明白了：准是个领导！霎时间，全家人都乐了起来。主人为了表达内心的尊敬，决定杀只母鸡来表心意。不料，主人的想法被邓小平发觉了。还没等主人动手，邓小平就告诉主人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煮点青菜就行了。他怕主人听不懂，又叫来一个战士作翻译。七说八说后，主人实在无法，转身从一个瓦罐里掏出几把黄豆，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们壮家的家常菜。”其实，这话瞒不了邓小平，他对群众的疾苦早已有了调查。这一带群众跟韦拔群闹革命，被反动派三番四次翻箱倒柜，能用的被拿走，能吃的被抢光。这几把黄豆，不知藏在哪个角落才保存下来。如果对主人的深情厚谊执拗地推辞，他们的心情是不愉快的，甚至说你不是“同队”（意“同志”）、不够朋友。于是，邓小平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

护送的战士看在眼里，内心非常激动。昨晚，邓政委工作到鸡叫，今天又走了那么多山路，吃得如此简单。睡，可要设法让他安稳点才是。于是，大家就动手搬门板、架板凳，一心想给首长搭个平整的睡铺。这时，正在埋头写工作日记的邓小平看到了，立即扯起一张平时用来晒东西的竹垫子走过来，说：“看，这又省事又平坦！”说着，他把竹垫铺在地上。战士看了他这心满意足的神色，谁也不好再坚持搭铺了。

壮乡的春夜，北风还是刮得很猛。等邓小平与战士们一起躺在地铺上时，一阵阵刺骨的寒风从天井吹了进来，把主人的房门吹得砰砰作响。顿时，战士们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邓政委为何不准用门板搭铺。原来他是考虑夜里起风，如果没有门板挡风，主人一家老少就要挨冻受冷。大家不胜感慨：邓政委这颗心呀，总是装着我们壮家的冷暖！

初夏的一天，邓小平在右江附近摆脱国民党军队追击时不慎摔伤了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很不方便。国民党军队在后面追，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个时候，我地下党一个交通员碰巧经过这里，他背起邓小平蹚过百色附近的布柳河，钻进了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洞里。洞内阴森潮湿，蚊子成群，不一会儿两人便被蚊子叮得奇痒难忍，加之南方的雨季高温、闷热，在洞内待着的确不好受。邓小平与交通员低声说了几句话，便领着交通员来到洞外。他们俩在洞外捉了许多当地人都知道的非常善于结网的花背蜘蛛，把它们放在洞口附近。这种花蜘蛛个儿大，螯肢多为钳状，头胸部有四对步足，腹部有纺绩器，结网迅速牢固。大概是因为这些花蜘蛛有“特异功能”，它们知道洞内有许多蚊子，为了堵住这些蚊子，必须尽快结网，堵住洞口。于是，在花蜘蛛勤奋工作下，不一会儿，洞口就结起了几张大网，网上黏了许多蚊子。

就在这时，追击邓小平的国民党军队过了布柳河。正在他们东张西望、决定往什么方向继续追击的时候，有个国民党士兵发现不远处有座瓦窑洞，于是向其连长报告。国民党军队连长下令：“去，你去看看！”那个士兵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蹑手蹑脚地走向洞口。他有些害怕进洞，抬头一看，忽然发现洞口有许多蜘蛛网。这一下使他找到了不进洞内的理由，这个士兵赶快回过身来，对连长说：“报告连长，洞口的蜘蛛网都没有破，哪会有人进去呀？”敌连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把头一歪，说了声“撤”，便带着队伍又到别的地方搜索去了。很快，这个故事在红军中传开了。

在武篆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这位“赤脚政委”踏遍了东兰、凤山等地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佳话。他的脚板曾被尖竹蔸刺中而血流不止，韦拔群临时找来草药给他敷上，找来手巾为他包扎。后来，邓小平自己换上一把南瓜瓤代草药，竟收到了明显的消炎止痛效果。一时，“南瓜瓤治伤出奇效”一事传遍了整个右江根据地。

在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邓小平组建了右江根据地的第一个“共耕社”。在成立大会上，身披红布条的邓小平说，“共耕社”成立后，农业要集体搞，收获的粮食要按劳分配，而副业可以由各家自己搞，解决些油盐钱。各家养猪牛，共耕社也要多养猪牛。共耕社所收的粮食和养的猪牛不要全部上缴，要留作机动用，待红军一到就有饭吃，以免向群众征粮食。他还勉励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革命根据地。为使共耕社健康地发展，春耕时，邓小平又深入田间检查春耕工作，在土舍草棚下访贫问苦，了解农民加入“共耕社”后的一些想法。

有人说，“共耕社”的大胆尝试，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农村改革进行了有效的探索。40多年后，在中国农村发起的改革浪潮是否为当年邓小平在右江地区进行大胆实验的继续呢？不妨在此寻思。

不知“左”倾内情的红七军陷入险境，进行了被称为“长征总演习”的“小长征”。邓小平多次毅然抗命，转战南北，把部队带出绝境。

最终，邓小平找到了红七军主力。在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和红七军得到日益壮大的形势下，红七军前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于1930年9月底决定执行中央关于“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原定计划。不料，就在红七军准备向湘粤边出发的前一天，邓岗（邓拔奇）受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委派来到右江地区。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邓岗传达了这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形成了以李立三等人制定的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江、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幻想在短期内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但是，这一“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是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为此，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然而，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红七军由于山高路远、消息隔绝而全然不知。邓岗仍按6月11日中央决议的精神传达，红七军前委则仍根据中央6月决议进行讨论，并形成了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七军不足1万人，力量、装备都不强，所以不赞成现在去打大城市，而主张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第二种意见以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为代表，坚决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坚守右江根据地；第三种意见以中共南方局代表、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岗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认为右江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极力主张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并声称“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

面对会议出现的僵局，张云逸感到如果坚决反对执行中央决议的话，势必引起红七军内部的分裂。于是，张云逸和邓小平商量，为了顾全大局，以执行中央决议为宜。最后，邓小平、张云逸表示：执行中央指示，去打大城市，行不通时再说。

10月4日，红七军的主力离开右江，绕道凌云，向河池出发。途中红八军第一纵队400多人在袁振武率领下与之会合，编入红七军建制。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凤仪小学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6月指示，通过如下决议：执行中央命令，攻打柳州、桂林、广州；整编红七军为3个师，第十九、二十师出发，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重建；改选前委，邓小平仍任书记。大会提出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陈豪人为兵委书记。

本来，邓小平对集中兵力打蒋桂驻有重兵的柳州、桂林、广州，存有保留意见。很明显，以红七军这点兵力去打数倍于己的敌人，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邓小平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减小部队损失，他在会上建议：是不是对中央命令作出些战术上的修改，不先打柳州，而先打桂林。这建议一提出，即遭到邓岗、陈豪人等的坚决反对：执行中央命令，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走样和违背。

尽管不论是攻占柳州还是攻占桂林，即使是攻占了，以当时红七军的力量推算，不出几天都会遭到优势敌军围攻而失败，但桂林地处桂北，不到200公里就可以出至湘桂边界，如果失败后从桂林撤出湘桂边界，转向湘粤边界或湘赣边界，与朱毛会师，比从柳州撤出有利得多。“不打柳州，先打桂林”的建议最终被通过，使邓小平决定在不得不执行中央命令时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去作战术上的修改。

11月8日，黔桂边境重镇河池晓雾迷茫。军号阵阵，穿破冷雾在山城上空响起，凄厉而悲壮。一队队红七军战士在军号声中走向城西南三里亭前的大草坪（今三八坡东面的田垌）。大草坪上聚集了7000多名主要由右江热血青年组成的红七军，在军史上重重记下了全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盛大最完整的集合——红七军整编誓师大会。他们手中紧握着近3000支步枪，队伍前面架着8挺轻重机枪、3门迫击炮、2门山炮，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然而，他们奉命向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发起硬冲硬打的集中攻坚。此时，他们是兴奋的，是士气高昂的，但心里并不是踏实的，因为他们还未被告知北上的具体任务。

7000多人在冷雾中静立，等候命令。按照中央授予的番号，红七军各纵队整编为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二十一师只公布师的番号和主官，十九师、二十师每师辖两个团。宣读命令的不是他们的老领导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而是党中央的代表邓岗。邓岗宣读了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第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旗帜，最后军部首长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

分列式操练开始，一个师接一个师排成8行队列，在军旗前导下正步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在冷雾中行进，向台上的首长们行注目礼。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正向他们行举手礼的邓小平政委消瘦了好多，脸上有心力交瘁的倦容，神情很严峻，但眼睛却炯炯有神。他们从这眼神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与不可战胜的力量。

部队改编后，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百余人返回东兰，组建军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第二天，红七军主力全部开拔，浩浩荡荡地从河池出发。部队经六圩、金城江老街、水洞、拉友，沿着龙江南岸直向怀远镇挺进。很快，部队进入宜山县（现为河池市宜州区）境，一路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怀远镇。守敌与红七军先头部队五十五团稍一接触，便发现来的是红军的大部队，连忙丢下城镇逃过江去。红军几乎没有作战就占领了怀远城。

首战告捷，士气高昂，但同时轻敌思想开始抬头。邓岗、陈豪人等更是喜不自胜，认定照这样打下去，打柳州、打桂林都不成问题。既然不成问题，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先打柳州。

要打柳州，就得先打庆远。邓小平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他指出，庆远是宜山县府所在地，为桂西北重镇，已有敌人的重兵防守，且守敌早有充分准备，敌必死守之，尽全力援之。我军没有把握攻下。邓小平还指出，河池会议决定先攻桂林，攻占桂林的关键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如攻庆远不下，再回头去攻桂林，敌已有备，就很难达到目的。据此，邓小平不但不赞成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

李明瑞、张云逸等军领导也不同意攻打庆远，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李明瑞、张云逸的意见，部队向天河进军。

于是，红七军部队顺利渡过龙江，转赴天河县城。在靠近县城有一个叫四把的地方，突然遭到敌军覃连芳教导师两个团的阻击，激战4昼夜。四把之战，红军伤亡300余人，歼敌500人。军首长重新考虑战局，决定放弃攻击，连夜撤出战斗。

冲破阻击战的红七军，当夜翻越崎岖山路，摆脱追敌，到达苗族小镇三防。红七军过境时，受桂系军阀指示的反动寨主早就放出谣言，说“右江赤匪到苗山，共产共妻烧杀抢”。于是，那些对红军毫不了解的苗民便家家关门闭户，带上能吃能穿能用的东西跑进了深山老林。红军派出了工作队和宣传员去发动群众，可走了好几个寨子都见不到青壮成年人，只有少数“不怕死”的老人小孩和个别行将就木的老弱病残尚躲在木楼上观望。经过五六天连续作战、行军，红七军已经十分疲惫，军首长决定：不管情况怎样，部队得在三防休息几天。

说是住下，睡的却是屋檐下铺的稻草和茅草，吃的是山上挖来的野菜拌稀饭。苗族同胞走了，留下的床铺没人去睡，留下的大米、红薯没人动。红军官兵严格遵守命令，主人不在决不动他们的任何东西。

很快，苗民一个个回来了，看到家里的东西一点儿没动，真是感动得有些吃惊。“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部队，怎么能让好人住在外面受凉风冷雨呢？”苗胞们互相传颂着红军纪律严明的故事。不多久，他们全都回到了寨子，把红军战士拉进自己家中，打油茶、炒腊肉、喝苗家糯米酒，亲如一家。

部队在三防稍事休整后，准备按邓岗、陈豪人的意见去攻打融县的长安镇，以造成包围柳州的态势。当红军准备离开三防时，苗民拿出家里珍藏多年的好酒，沿路摆起大碗倒上酒给红军战士送行。

当时，长安镇已有敌人一个师固守，桂系军阀白崇禧还在此坐镇指挥，并电令覃连芳师火速驰援长安，企图消灭红七军。面对这种严重事态，邓小平、张云逸主张放弃攻打长安镇的计划，建议绕道富禄镇过融江，尔后伺机再战。但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邓小平等不执行河池会议的决议，现在又主张不打长安镇避开敌人，更是“缺乏进攻精神”。他们主观估量红军力量比敌军大，坚持要打长安镇，以解决补给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邓小平等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随军行动。长安之战，红军虽连攻5天，也未能攻破长安镇，且损失较大，遂自行撤往富禄镇渡融江，准备进攻广西桂林。后因获悉桂林已有敌重兵驻守，便转赴湖南的通道、绥宁。

此时，湖南已进入寒冬，寒风刺骨，可红军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忍饥挨冻，翻山越岭，非战斗减员严重。途经武冈县城时，红七军前委原计划绕城而过，但因有情况说城中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所以临时决定攻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武冈县城是湘桂边界的重镇，也是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的基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城墙既高又坚固。红军连攻三昼夜，未能攻下，而且伤亡几百人。攻城进行到第4天，湘敌何键急调5个团增援武冈，并有飞机从空中扫射，红军伤亡剧增。在红七军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邓小平、张云逸认为部队元气大伤，不可恋战，建议迅速撤出战斗，撤向广西。

在血的教训面前，红七军的广大指战员才开始醒悟到邓小平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产生了怀疑。于是，红七军前委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放弃攻城，以急行军转向全州。身着单衣的红军进入全州地界时，碰到有人结婚而摆上酒席等待开宴。不明真相的群众见红军来了，一窝蜂跑开躲起来。红军路过后，只在墙上写了标语，酒席摆在那里，丝毫未动。群众回来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新郎的父母还向红军的去路跪拜一阵，祝祷大恩大德的红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红七军已是兵临城下，全州守敌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连城门都未关上，红七军便顺利地进了城。进城不扰民，这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拉的拉，扯的扯，硬是要把战士们拉进自家屋里躲冷雨避寒风。战士们怕打扰群众，便表示决不进屋一步。夜里，许多老百姓给红军抱来被子，端来热米饭。红军官兵再三推辞，老百姓硬是不肯拿回去。并且有人给战士送来一盘盘从酸菜坛子里夹出来的酸辣椒和酸大蒜，有的还捎来几坛地方烧酒。最后，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官兵收下酒食，以借此暖暖身子，同时向红七军经理处要求离开时拿出几百块银圆“意思”地方百姓。

邓小平爱人民，也爱他的部下。就像他后来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诺。

邓岗和陈豪人历经几次作战接连失利，到全州时已没精打采。看得出，在红七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俩已有些内疚，之前那种高谈阔论、指手画脚而发号施令的神气荡然无存。1931年1月3日，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的支持下，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城召开了特别会议，集中讨论是否执行中央命令和改变部队行动方向的问题。会上围绕“攻不攻打桂林”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邓小平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理由是：全州离桂林数百里，我军几经苦战，伤亡较大，粮弹奇缺，部队极度疲劳，若再回头长途跋涉攻打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邓小平认为，红军必须马上寻找立足之地，建立巩固的后方，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以便养精蓄锐，完成阻止广东军阀北上的任务。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前委会议最后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部队先在全州休整3天，然后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会后，邓岗、陈豪人通过全州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在桂林隐蔽做侦察工作的五十五团政委黄一平，黄一平派专人护送邓岗、陈豪人经梧州、香港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来，他俩都先后被捕而被敌人杀害……

这样，全州会议就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部队转危为安。由此，红七军又回到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之下，“左”倾冒险主义在红七军的统治和影响宣告结束。

经过休整后的红七军，虽然没有解决冬衣问题，但部队的士气有了明显提高。通过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全州的一些青年也报名参加了红军，增强了部队实力。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前委决定将原来的两个师4个团改为3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充实到基层中去，变为战斗人员；对伤病员进行疏散和安置，抽出一部分款项作为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费用，将部分伤病员安置在百姓家中养伤治病，减轻部队的负担。

1月5日，红七军前委得知白崇禧亲统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逼近，便率部队撤离全州，经湖南的道州（今道县）向江华进发。行军途中，天降大雪，北风凛冽，还是穿着单衣、单裤的战士冻伤严重。1月8日清晨，红七军好不容易到达江华县城，清理人数，中途减员近200人。本想再进行休整，没想到当晚军部收到敌情：几路敌军已向江华形成包围态势，正在逐步推进。在江华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可是，所有人都觉得走不动了，如果勉强坚持走，只会把部队走垮。为此，红七军开始接收敌人的仓库，没收反动官僚豪绅的财产，同时征用城内几家大商号的部分布匹棉胎，并设法购买衣服、鞋袜，以解决全军御寒之急。部队休息两天，饥寒交迫的严重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第三天早上，军部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两路敌人正向江华县城迂回。”敌情紧急，红七军将士当即收拾行装，埋掉曾为收复百色、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立下汗马功劳的两门山炮及一批背不动的弹药。部队一口气行军七八十里，穿过遮天蔽日的松杉林，踏进了烟岚弥漫的广西贺县（今贺州八步区）桂岭山区。

在这个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地方，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宣传群众、整编部队、筹集粮款、安置伤员等工作。部队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兵力不足4000人。

桂岭整编后，邓小平率红七军离开广西贺县，绕道进入广东省连县（今连州）、乳源县地区。部队到达乳源县梅花村时，中共湖南省乐昌县委派宣传部部长谷子元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看到这些文件，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9月，也就是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便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然而，由于这一重要文件没有接收到，3个多月来竟使红七军辗转作战数千公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大大减少。这时，邓小平与张云逸互相无奈地看了看，心情沉重。早就被他们怀疑当时中央的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最终被事实证明行不通。

鉴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召集前委在梅花村开会，讨论整顿部队、发动群众，以及开辟小北江革命根据地问题，决定：部队在梅花村休整，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李明瑞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进入红七军前委，担任委员。

决定下达后，红七军将士个个喜形于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即分头忙了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忙碌着，清亮的歌声、爽朗的笑声洋溢在这荒僻的山村。

没想到的是，红军在2月3日便遭粤敌邓辉等3个团的围攻。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突围，遂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经5个小时鏖战，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在付出1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后，虽然夺取了梅花村，但没有达到消灭红七军的目的。这次战斗，红七军伤亡总数达四五百人，各团、营、连以上干部伤亡过半。

撤出战斗后，邓小平在行军途中召集前委开会，决定迅速离开粤北，放弃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义无反顾地直奔江西苏区跟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前委还决定调整红七军的干部。

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七军部队兵分两路，一前一后向东北方向前进。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往乐昌河（又称武水）边撤退，张云逸率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前后掩护。很快，部队到达河风浩荡、水流湍急的乐昌河。

红七军选择的渡河地点叫杨溪渡口，地处韶关与乐昌之间，离梅花村200里左右。河床很宽，足有百米，河中礁石裸露，从岸边错落散缀至中流，嶙峋如山石。天寒地冻河水冰凉，部队不能涉水过河，必须找到船。战士们沿岸搜寻，只找到两只搁浅在沙滩上的木船。两条木船，每次只能渡过20多人，且往返一趟需要10多分钟。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红七军不能迅速渡河，就会处于背水作战的境地，有被敌人前后夹攻围歼的危险。作为红七军的最高指挥官，邓小平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在观察地形和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之后，果断地决定由他和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先行渡河开路，过河之后，选择有利地形，一方面防备对岸的敌人偷袭，一方面掩护后面红军渡河，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等紧跟上。可是当五十五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渡过河时，广东军阀大批敌军乘汽车从韶关赶来，向刚渡过河、立足未稳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冲来。面对敌人的冲锋，邓小平一边指挥已渡过河的红军战士散开队列，抢占附近山坡、高地、坟堆和大树旁等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边嘱咐李明瑞率一部分红军掩护后续部队过河。但敌人势力强大，不仅前方的敌人蜂拥而至，后面的追兵也快到了岸边。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只好回身与敌交战，根本无法渡河了。于是，红七军被截成了两段，双方失去联系。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当机立断，在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不再恋战，迅速地撤离战场。尔后，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沿着粤赣边境山间的羊肠小道，向江西崇义县疾进，于2月8日安全到达。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撤离战场，日夜兼程，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渡河，后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于3月14日在湖南省酃县同王震领导的湘赣独立一师胜利会合。

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后，很快与地方特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启程前，李明瑞送了一程又一程。离别时，邓小平把他那匹纯白的军马交李明瑞牵回。这匹军马不停地抖动着马鬃，发出只有主人才能听懂的低鸣，频频回首。

崇义一别，是邓小平与他亲手创建的红七军挥别。从此，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到红七军工作。

1931年4月，李明瑞率五十五团与张云逸所率领的五十八团及军部直属队，在湘赣根据地的永新县城重新团聚。7月13日，红七军横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到达江西兴国县，随后与中央红军会师，编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序列部队，受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

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红七军派出了张云逸、李明瑞等5名代表参加。张云逸、韦拔群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为了表彰红七军的革命精神和卓著功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亲自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书“转战千里”。

与其说是转战千里，不如说是喋血万里！红七军自1930年10月离开右江，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历时10个月，行程7000余里（如加上河池整编出师之前出击收复百色战斗的行军作战，实际行程超过1万里），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最初的7000多人最后仅剩2000人。这是一支钢铁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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