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闯世界前的广安少年

不到16岁的邓小平离开故里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为后人了解邓小平的身世留下了一个难题。真是惊人的巧合，邓小平的祖籍与毛泽东的祖籍一样，都是江西吉安。

邓小平——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他在大海中得到永生！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中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他的身世。邓小平谢世后，随着大型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四川，天府之国，巴蜀之地。广安，是四川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广安，位于成都以东300公里、重庆以北100公里处，处于渠江中下游，紧依华蓥山麓，境内丘峦纵横，延绵起伏。“广安”这一名称，取“广土安辑”之意，始自公元969年（宋朝开宝二年）设置的广安军。

出了城北洗脚溪，沿山而上向北约10公里，就到了协兴乡。附近的农民多集中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日用品贸易，一时间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距协兴乡约1公里的姚坪里，据说明末清初时这个村子出了个姓邓的翰林。这个翰林死后，全村老百姓为他立了个牌坊，牌坊村由此得名。牌坊村有一座宽敞的农家三合院，青瓦屋顶，绿苔斑斑；泥抹粉墙，水痕隐隐。院子里是一块晾谷物用的约莫200平方米的坪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有阵阵凉意，给人一种古朴之感。堂屋门前，悬挂着一个横匾——“邓小平同志故居”。

据邓小平故居管理人员陈贤松介绍：“房子一共是16间，是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修成的这么个三合院。”如今，邓小平故居一仍其旧，四周的竹子郁郁葱葱，一块块明镜似的水田、一畦畦嫩黄的油菜花田，使人赏心悦目。20世纪50年代初期，邓小平担任西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他的继母便搬到重庆和他们同住。邓家的房子就给了村里。70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他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故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1987年5月，当地人将邓小平的故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在邓小平故居里，除了正堂挂满了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几十张照片，其他房间仍是原样，故居里还摆有一些邓小平小时候用过的桌、椅、凳、柜之类，极其简单。

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但每天都有众多的外地人来参观、瞻仰。他们默默地观看，静静地思考。近年来，许多游客到牌坊村参观，目睹了邓小平故居如此简陋，心头总是不免涌起一股别样的滋味。

到过邓小平故居的人，莫不赞赏四川著名老作家马识途1983年秋撰写的那副楹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邓小平故居

全联短短56字，却概括了邓小平力挽狂澜、安邦柱国的卓越贡献，表达了人民对邓小平的敬爱之情。全联可谓简要精辟，小中见大。

1994年新春佳节之际，邓小平故居又添一副长达500字的新联。它红底白字，炫眼夺目，与原来的那副短联，一短一长，相得益彰，引得无数游人驻足联前，高唱低吟，赞不绝口。

上联为：“小事宏观，大事微观，成事纵横观，败事主客观，牢树英雄宇宙观。卓与壮哉！深谋善断，手理万机，争朝夕，筹议唯勤。忆往昔峥嵘岁月：旅法留苏，备尝艰险话长征；桂岭打狼，中原逐鹿，淮海缚龙，巴川捉鳖。为解放鸿基，屡建殊勋。抗群魔，扫重灾，竟落得抄家削籍，愁抱初衷勿悔；耿耿兮，积愤萦怀，笃信马列志弥坚。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不减英雄本色。九州思治，回挽狂澜，净扫红羊甘受命。昭雪顺民情，错冤假案全甄；洗余污，消余悸，废墟拨乱，弘扬务实精神。无那鼙鼓乍喧，仰赖才遣韬略，赫赫军威震障陲，还我金瓯。推贤荐智，古崇舜让尧禅；夺位抢班，近斥江欺林篡。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举世尊称当代伟人。堂堂仪貌，秩秩德音，岱岳登峰天下小。”

下联为：“平时剑气，战时勇气，穷时傲骨气，达时迈豪气，素标俊彦凌霄气。多且好也！灼见真知，身兼数任，辨是非，指挥若定。看今朝锦绣河山：翔鸾集凤，犹记忧欢国永固；农渔包产，厂矿扩权，税盈同课，党政分工。对共和绪业，常抒构想。统一国，存两制，已会签复港收澳，喜传夙愿将酬；拳拳者，至诚置腹，早合台澎心更切。廿纪喜猷，双番增值，倍钦俊彦襟灵。亿户脱贫，振兴华夏，紧催赤骥欲腾骧。律科孚众望，残陋陈规尽破；开自锢，启自封，肃弊纠偏，控占攻尖领域。漫谓特区刚辟，敬蒙斗盖研桑，频频捷报拓琼岛，琢斯玉璞。革故鼎新，外引欧资美技；择优蕴粹，内联私贾公商。裕庶强邦，晖荣百族，环球盛赞亚洲奇迹。奕奕神功，皇皇正道，乾坤转斗泰阶平。”

这副新联是四川省楹联学会会员刘利创作的，用四块云南红松木精雕细刻而成。许多游客排队在此留影，有的人细心抄录这副新楹联，更多的人则是见物思情，赞颂邓小平的丰功伟绩。细心的游人会惊奇地发现，这副长联不只气势恢宏，寓意深邃，而且还是一副绝妙的首尾同字名联，上下联的首尾字相连又正好为“小平”。细细品赏，真是奇妙绝伦，妙趣横生。

邓小平自参加革命外出后，一离70余载，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居。如今，邓小平故居小有修葺，宅院整洁，朴素无华。人们来到这里参观时，见物思人，不禁肃然起敬。

邓小平的远房弟媳陈玉德老人曾翻出来一本发黄的家谱。这是一本破旧的、普普通通的四川农民家中常见的家谱。然而，它却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那发黄的家谱上赫然记载：“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所书之谱，则各执一本，各书其分派，各叙其来历，世世加添。”

这本家谱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邓氏先祖是从江西迁到四川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明一世祖邓鹤轩，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娶妣曾氏，明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卒葬邓家湾。除二、四世祖，三、五、六、七世祖均为举人或进士，八世祖邓士廉曾任明朝的历官、尚书，九世祖为廪生。这9个世祖中的六、七、八祖兄弟15人，都是士大夫，分别出任明朝的户部郎中、监察御史、按察副使、府教授、兵马指挥使等职。

据考证，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祖籍是江西吉州府龙城，由于战乱而毛氏鼻祖太华公迁往云南澜沧江畔，后迁入湖南湘乡，尔后又转至湘潭韶山定居。由此看来，两代伟人“本是同根生”。

由邓氏家谱记载可知，邓小平是一世祖邓鹤轩的第20代孙，邓以泰是邓小平的曾祖父，邓克远为邓小平的祖父，邓绍昌是邓小平的生父。邓小平的祖父、祖母都是俭朴善良的农民。他们以种田、织布、推粉为业。当时，中国的农民最大的愿望大都是买一块自己的土地，为后人留下一所安身的房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早起晚睡，对买田置产这个切切实实的目标孜孜以求。通过勤劳俭用，邓小平的祖父积攒下了一些钱粮，在前辈茅舍屋地基上建造了一幢传统风格的U字形木结构瓦舍。

到了邓小平父亲的时期，仍然开设一个小丝绸厂和制粉场。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又名邓文明，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而且又崇尚读书识字的家庭，所以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清末就学于成都政法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

邓绍昌先后娶过4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姓张，大约是在他13岁那年成亲的。不到两年，张氏离开人世，没有留下儿女。

邓小平的生母淡氏出生在四川广安县望溪乡小有名气的“淡家牌坊”，称得上是较为富有的家庭。她是长女，从小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贤惠勤劳。1901年左右，她同邓绍昌成亲。淡氏生过5个孩子——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小平，次女早逝，次子邓先修（邓垦），三子邓先治（邓蜀平）。由于邓小平父亲长期在外谋事，所以家里就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母亲淡氏维持家业，抚育后人。祖母戴氏、母亲淡氏严于家教，要求子孙学圣、修身、治家、清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邓小平的祖母戴氏辞世后，母亲淡氏不久也跟着撒手人寰。据说，淡氏十分疼爱大儿子邓小平。邓小平出门后，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也有人说她是因劳累加之心伤而早逝的。

后来，邓绍昌续弦萧氏，生下四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死。继而，邓绍昌续娶了嘉陵江支流涪江船工的女儿夏伯根。到邓家时，夏伯根带来了一个女儿邓先芙，以后又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邓先蓉十来岁就夭折了，另一个是后来的少将邓先群。与当时绝大部分的农村妇女一样，夏氏终身目不识丁。也许，因为她血管里流淌的是坚毅的嘉陵江船工的血液，所以她到邓家后便挑起了理家育子的重担，勤劳不辍。夏伯根对人宽厚和善，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她，亲热地称她为“夏伯娘”。

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这样算来，他共有兄弟姐妹多人。童年时代的邓小平聪慧、懂事、可爱，既为父母看重，更为弟妹崇敬。因为他16岁就离开了家乡，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见到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弟弟妹妹。

他曾不信邪而向神道碑较真，也曾因偷家里的钱而受到“表扬”。无论是在旧式私塾还是在新式学堂，他都是一个刻苦好学、勤劳俭朴的好孩子。

公元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晳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婴儿就是日后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天才诞生后的第一声啼哭绝不会是一首好诗。只因邓小平后来扬名天下，所以他们家的一些亲属和乡邻便传说他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他的女儿邓榕称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但儿子的降生，使邓绍昌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了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这辈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嗣稀疏，已是三代单传。有了儿子，邓绍昌喜形于色，焚香祈拜，愿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儿子长大成人，光宗耀祖，重振门庭。按照邓氏家族谱系的字辈，邓绍昌给儿子取名为邓先圣，希望孩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在他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他进全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堂，15岁时又送他进了广安中学。这对当时的邓家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1909年元宵节刚过，不满5岁的邓小平被叫到父亲跟前。邓绍昌严肃地对儿子说：“娃儿，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今天送你去发蒙。从现在起就要发愤读书，好好听先生的训导。”邓小平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认真地点了点头。母亲急忙替他换上一件崭新的土蓝布长衫，并端来一盆清水让他净手。父亲点上两支烛、三炷香，敲了四响铜磬，父子虔诚地向神坛上的列祖列宗牌位叩首祈祷后，便离家去塾馆。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塾馆正门上悬有一幅妙趣横生的楹联：“老夫耄矣无能为只得犹开子曰铺；蒙童懵焉有何识初来且读科举书”，横额为“圣道维新”。此联脍炙人口，师爷远近闻名。厅堂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红纸楷书竖写大字，两旁分写着“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核桃字。父亲牵着邓小平径直走到神位前，点上带来的香烛，引导他先向孔夫子行跪拜礼，然后向端坐侧旁的先生两揖三叩头。

私塾先生是位老夫子，这位落第举子温文尔雅，神采奕奕，受拜时说了些“发愤攻读，显亲扬名”的吉庆话，以示向新学生祝福。接着邓绍昌一揖，双手递上一个红纸包说“请先生笑纳”。

拜师礼毕，邓绍昌一旁落座。先生便问小孩的名字，之后对邓先圣的名字表示不满意。他对邓绍昌说，祖师爷孔夫子不过尊为圣人，区区乡间小儿怎敢僭越为“先圣”呢？于是他自作主张，将“邓先圣”改名为“邓希贤”。邓绍昌认可了长子的这个学名，然而对他而言，先圣和希贤并无二意，都能表达他望子成龙的愿望。只是邓绍昌和那位今天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的私塾先生并未料到，他们给这位发蒙幼童所起的名字竟然真的应验了。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邓小平乃当之无愧的圣人、大贤。

入私塾后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自己的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背诵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按照私塾的规矩，头天教的课文，学生第二天就得熟背。如背诵有错漏或不流畅，先生就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板，并罚他跪在孔夫子神位前朗读，直到死记硬背下来方准回家。习字描红，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背诵课文，因此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十分能干，通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据说，有一年春节，邓家请来一位能写会画的地主写春联。这个人思想反动，便趁机挖苦讽刺参加过进步党的邓绍昌及其家人。淡氏不识字，把春联贴了出去。邓小平回家后见到对联，怒气大发，愤然撕下后，自己上街买了几张红纸，重新写了春联贴到门上。这时，他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字虽写得并不规范，但却写出了邓家的志气。望着儿子亲笔写下的大红春联，母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以后，她经常用这件事教育邓小平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要有骨气，要求上进。

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回忆当年他和邓小平孩提时的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受到老师的表扬，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很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小平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

在旧中国，神祇林林总总，人们出于功利的心理或其他目的供奉各种神祇，小心谨慎，毕恭毕敬，因此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百姓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

有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孩子在石坝里玩耍，看着硕大的石乌龟，突发奇想，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会肚子痛！”有的还说：“听大人们讲，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

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大惊失色，跑过来在下面喊道：“贤娃儿，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邓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乌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他爬到神道碑上坐着，小伙伴们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

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了，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看来，邓小平童年时就有一种不信邪的秉性。

邓小平不满7岁便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学习方面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母亲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堂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得头筹，成为学校里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上学时由于怕邓小平雨天来回摔跟头，母亲就想出一个主意，一遇雨天就用小布袋装上一盒米，再给两枚铜板，叫他中午在乡上熟人店铺里搭一顿饭。谁知邓小平从没去搭伙，下午饿着肚子上课，放学回家后又将米和钱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母亲心疼地责备他，叫他不要这样节俭，要爱惜身体，邓小平总是笑着点点头，但事后仍是这样。母亲没有办法，后来碰到雨天，便在家里早点把午饭煮好，托人送到学校给他吃。

邓小平童年时的小学堂——协兴乡初级小学旧址

但有一次，邓小平却瞒着父母偷偷拿了家里的5个银圆送给同学。5个银圆，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以买500斤稻谷了。

那是在一天放学的路上，邓小平碰到一个同学在哭泣。他和其他同学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眼泪说：“妹妹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急忙建议说。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是没有钱请医生治病的。怎么办？邓小平一路思索、盘算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邓小平一进学校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塞给他从家里偷来的5个银圆，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

没过多久，父亲一点账，发现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因此父亲很生气，便把全家召集起来，要审个水落石出。当邓家聚集在一起时，未等父亲开口，邓小平就站了出来，坦白地承认是自己偷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竹片认打。父亲怒气冲天，抽起竹片就揍。邓小平挺着身子挨了几下，痛得眼泪汪汪，却强忍着没哭。

父亲怒气稍平之后便产生了疑问：这娃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钱都舍不得花，怎么突然偷去这么多的钱呢？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试探着问邓小平。儿子告诉了他实情。父亲一下呆了，一把扔掉手中的竹片，摸着儿子身上的伤痕，说：“偷得好！但你为什么不哭，又不说出来？”邓小平回答说：“偷钱该罚，所以该打；既然该打，为什么要哭？”听到这里，父亲心里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感到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在北山小学堂上学时，邓小平不仅自己刻苦用功，对那些家境不好、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也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的同学胡德银老人生前每每谈及童年伙伴的“善举”，感慨不已。

当年在班上胡德银正好与邓小平同桌。由于家境贫寒，胡德银时常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做功课，描红习字总也写不好。他是多么羡慕和希冀自己哪一天也能得到那红圈圈的嘉奖啊！可是无论他多着急，习字总是不见起色。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帮助胡德银学习，俨然一个小先生，耐心细致地帮助胡德银掌握习字的要领，手把手地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为他示范。日积月累，胡德银习字终于有了进步，他的习字本上“×”渐少了，红圈圈渐渐多了……

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邓小平的灵魂接受了洗礼。走出小城广安这个山旮旯，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看到了世界之大，也看到了人世间的不平。

1915年，11岁的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20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是难以考进来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10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在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这便是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由于不久前其母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所以焦急万分。李再标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古代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母亲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亏被及时发现并被阻止，刀子只在他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

邓小平听说后当即前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还能活命吗？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也随你而去，结果是你想治好母亲的病而适得其反。你说呢？”

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说：“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为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听从邓小平的劝导请假回去侍候沉疴在身的母亲。

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通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于父母，邓小平是十分孝敬的。在少年时，邓小平在家里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批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她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如此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儿。他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蚕叶、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儿，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了才肯去睡觉，而这时往往已是深夜了。

奔腾不息的渠江水，流转到广安县浓洄镇后变得宽阔而明净。四川省重点中学广安一中依山傍水。广安一中的前身是广安州立中学堂（后改为广安县立中学校），邓小平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光。因此，如今最令这所学校骄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就读于这里。

1918年，邓小平考入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立中学校。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风潮的激荡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当时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邓小平对每一门功课都十分认真，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对时局也很感兴趣，经常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并开始对当时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进行思索，开始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生长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有些事件在年幼的邓小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乡这个小镇。协兴乡上一些店铺关门罢市，邓小平所在的北山小学堂也罢课放假。当时，思想开明的邓绍昌曾参加过川东地区的辛亥革命武装暴动，担任过一名下级指挥。他曾把年仅7岁的长子带到军营住过两夜。这件事在邓小平心底留下“不浅的印象”。多年以后，邓小平谈起父亲，深情地称他为“进步党人”。1912年，也就是邓小平8岁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不久，革命的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了。此后的广安，大小军阀你出我进，你夺我争，兵匪横行，民不聊生。这些现实使少年邓小平渐渐看到，老百姓处于生灵涂炭之中。中国走向何方？何处才是太平？少年邓小平无法回答，但是他有一种朦胧的希望，那就是中国要国泰民安，每一位青少年应尽一份责任。

在广安县立中学校念书时，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的封建礼教、迷信和八股文展开了全面的毫不妥协的宣战，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安城虽然偏僻，但《新青年》的进步声音也同样激荡着这个小县城的青年学生。列强对中国的欺辱，社会的腐败落后，使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广安县立中学校师生讨论的热点。少年邓小平与同班同学胡伦常常在一起探讨人生，共话抱负，他们立志要做一个“生理上身体上健康活泼，精神上斩去做官发财思想”的新青年。在学校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罢课斗争等活动中，邓小平积极响应，踊跃参加。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邓小平的爱国思想更加浓烈。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促使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后，在吴玉章的直接倡导与组织下，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快蓬勃发展起来。成都和重庆是四川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蔡元培等在法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8年暑假，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中断中学学业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对于父亲的建议，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晚年，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但是，当时他的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邓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如果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最后，抵不过父子的劝说，母亲还是为邓小平收拾了行装。邓小平的胞弟后来回忆说：“他走的那个情景，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同乡胡明德（胡伦）离开广安，来到了重庆。经过考试，邓小平被录取为留法预备学校的自费生。1919年9月中旬，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共招收学生110人。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址设在市中心重庆孔庙内（俗称夫子祠）。当时在孔庙明伦堂前的泮池周围建造了几间简陋的房子作为上课的教室，条件十分艰苦。所有的学生走读，食宿由学生自己解决。学生也是上课就来，下课就走，组织比较松散。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中，邓小平是颇令人注目的。他是这些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更何况新式教育普及不久，一般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再加上邓小平矮小结实的身体，充满稚气的圆圆面庞和神态，使得当时的学友对这位年纪很轻的小同学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60年后，当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江克明曾回忆说：“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15岁的邓小平是以高小毕业并经过1年的中学学习的同等学力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初级班的。主要课程是法语、中文、数学和工业知识等，以法语为主，目的是使学生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在初级班的学生中，邓小平的学历不是最低的。然而，广安县城的新式教育水平与重庆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对邓小平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压力。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投入到认真刻苦的学习中去，每天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努力复习，进步很快。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旧址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等80多名学生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告别了山城重庆，起航东下……

经过几天的航行，途经宜昌、汉口、九江，船于9月6日平安到上海，邓小平和同伴们被安排暂住在“名利”大旅社。在等候乘船期间，这些青年学生便在上海游览。来到黄浦江边，邓小平看到到处是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外国旗在海风中摇动。在租界地，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情。在外滩，公园门口的木牌上赫然书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使他感到莫大的侮辱。

9月11日上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0多名学生以及湖南、江苏等几名青年来到黄浦江的法兰西码头，乘上专供旅客登船用的小艇，行驶20分钟，到达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Andre Lebom）。上船那天，尽管大雨如注，可这些年轻的学生只盼早日得见世外新的天地。这倾盆大雨，怎敌他们万里求学之雄心？！

“呜——”上船之后，正在检点行李，只听汽笛长鸣，“盎特莱蓬”号已经驶离码头。眼看就要远离亲人，远离祖国了，许多同学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跑到甲板上，在大雨中无限深情地凝望着这块逐渐远去的土地，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不久，船驶过吴淞口，进入浩瀚无垠的苍茫大海。

邓小平等所乘坐的“盎特莱蓬”号轮船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轮船，船的首尾是容量很大的货舱。邓小平和同伴们以每张100元的票价，取得了乘货舱旅行的资格。在那半明半暗的货舱中，到处堆放着货物，什么设备也没有，邓小平等人就坐卧在简易的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污浊、闷热，臭虫很多，蚊子也很厉害。很多同学都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有的哭天叫地，吵嚷着要回去。邓小平由于身体较好，尚能支持，但肠胃也在翻荡，胸中如有硬物堵塞。入夜，海浪更大，船只摇摆也更厉害……

一路上，邓小平和同伴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之广大、壮观，开阔了眼界。行程中，每逢停靠一个码头，邓小平都要上岸观光、猎奇。他也目睹了亚洲与非洲广大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了解了人世间存在的种种不平。

1920年10月19日，航程近1.6万公里，历时39天，邓小平和同伴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旅途，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抵达马赛。

年仅16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了西方世界去寻求救国真谛。那时，邓小平脑子里想的，只是外出学点本事，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故乡。1926年，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1936年，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已随长征的队伍到达了陕北。父亲为儿子选择了留洋的路，以后的路就是儿子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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