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老的晚年情怀

“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临别时，江泽民与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11月9日清晨，当北京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用力把窗子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他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桩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位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经受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历次运动而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原来的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这方面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看到了，只不过那时刚从战场走出来的领导人年龄不是很大，问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

1982年到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退”。他用国家前途和四化大义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干部自觉让位。同时，邓小平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无非是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这种以优待换权力的办法固然要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让老人、病人让出位子给年轻人，还是很划得来的。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的一下子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得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就顺利完成了。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好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干脆一个也不提拔。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步子要稳妥。邓小平说，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织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作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7年10月25日，邓小平与聂荣臻、邓颖超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高兴地相互握手留念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轻轻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棵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里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他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不到3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他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4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4个角上别着4个蝴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代表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童体字：“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退休之日，邓小平与家人合影

果然，播音员那标准、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这天，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中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的面，邓小平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出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的政治生涯。

邓小平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有的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同陪同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激。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见最后一批记者，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面对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提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说：“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记者合影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愧无悔。

中国最高实权人物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且辉煌的政治生涯，但共和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一如他的思想和理论……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出现在南国的土地上时，群众踮起脚尖欢呼着。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泛红了……

人总是会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当然不在于退，而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视察南方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的时间才完全退出来。这显然是很有步骤，十分稳妥的。正如他1989年9月4日正式提出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时所言，“特别大的问题”他还是要管。

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种以退为进，不同于个人玩弄权术的以退为进，那只会祸国殃民。邓小平成功的退，还在于他是真退——从“尽量少做工作”“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寰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儿，邓小平亮出了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

1991年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同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指挥若定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被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这席话绝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武昌与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广、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中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盎然。1月19日上午，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一齐投向这位引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片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与邓小平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邓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八年前有些地方还有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邓小平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邓楠打趣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

看过皇岗口岸，邓小平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高兴地向他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他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两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在谈话中，他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邓小平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人山人海，但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他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邓小平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1月21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邓小平的身影一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顿时，民俗文化村沸腾起来。广场上欢声雷动，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也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了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族舞蹈。他边看边问当地的负责人：“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是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1992年岁首，邓小平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邓小平此次南方谈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赢得广泛拥护

接着，邓小平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他走下电瓶车观赏“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他的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于是，他们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兴致勃勃地在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游览一个小时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这一天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国家主席杨尚昆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介绍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听后，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了！”全场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仔细观赏园内植物，兴味极浓。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不多时，邓小平指着“光棍树”的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于是，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喧声。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回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像绒布。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尚昆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参观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各领一家人分别种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8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邓小平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钦佩不已。

参观市容中，邓小平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他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芳园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结束了在旋转餐厅的观光，邓小平走进下楼的电梯。陪同的邓榕对父亲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您！”邓小平一听，高兴起来：“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闻讯前来的群众达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务工人员，也有来珠海浏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却自发地一起维持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看这位伟人的风采。

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有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更多的群众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举起右手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动，点头致意。

掌声、欢呼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人们喊着，蹦着，后排人踮起脚尖，或跳跃起来，唯恐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被挡在厚厚的人墙后面的人索性你抱我看一下，我抱你看一眼，要将衷心爱戴的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印进心中！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泛红了……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妙语连珠，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这一天，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这么顺利，并语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毛致用说：“您讲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邓楠的话勾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待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经鹰潭市已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美感。沿着城旁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站内站外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的。”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与他们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五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到商店游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买了4盒铅笔和4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装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参观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掀起了第二次浪潮。

5月的北京西郊，鲜花盛开，一片姹紫嫣红。在群山环抱的石景山区，坐落着我国特大型现代化企业——首都钢铁总公司。首钢，作为我国全民大型企业改革的试点单位，它的每一项改革都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探索。首钢这面全国人民心中的改革旗帜，十几年来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命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可谓毁誉交加，荣辱参半。邓小平最了解改革第一线同志的心情，每当关键时刻，他都给予巨大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使首钢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

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首钢也如一炉钢水，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首钢人思念邓小平，邓小平也牵挂着首钢。

5月22日，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及女儿邓楠、邓榕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北京西郊的首钢。一下车，他就紧紧握住首钢党委书记的手说：“我早就想来。”两只手握在一起，凝结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改革者心心相印、紧紧相连的深厚情谊。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邓小平参观了月季园的各种花卉。他连声称赞这里的花比他家里的还好。首钢一位负责人随口应道，那我派几个人给你改造一下。邓小平马上摆摆手说，不用了，你还是专心致志管理企业，把钢铁抓好吧。

在随后的座谈中，邓小平听取了首钢改革后发生的变化，他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他伸手指指自己的头，接着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个脑筋就行了，脑筋不换哪，怎么也推不动。同样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干起事了，慢慢腾腾，看不见新气象。想的面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就更好了。”

“换脑筋”，朴实无华，言简意赅，这三个字揭示了解放思想的方式方法，触及了阻碍改革的深层原因，指出了推动改革的原动力。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参观了首钢刚竣工投产的四高炉、第二炼钢厂、机械厂重型车间。邓小平来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看到邓小平，首钢职工心情激动，奔走相告，他们举着鲜花，举着标语牌，向邓小平表达敬意。邓小平向周围的人群频频致意，和身旁的工人一一握手。整个厂区沸腾了，首钢职工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共迎来了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空前发展之际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其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给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为这次大会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座历史里程碑的奠基者和铸造者，无疑首推邓小平。

于是，人们非常关注邓小平。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数百名记者带着全世界的关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是否出席本次大会？”这是十四大的第一新闻，邓小平出席大会是新闻，不出席大会也是一个新闻。当记者没有得到是与否的答案时，不得不反复提出这个问题，逼得新闻发言人不得不五次重复回答：“小平同志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接受了邀请。”

12日上午9时，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十四大开幕式电视转播时，不约而同地搜索邓小平的身影。然而，开幕式上，没有见到邓小平。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也没有见到邓小平，闭幕式上也没见他出现。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不甘心，虽然没有说出来。

其实，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十四大。十四大报告第四稿出来时，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仔细审阅，又用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大革命。同时，他特地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有脑筋就可以钻研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因此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宣读的报告。结束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他就在电视机前鼓起掌。十四大召开的这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着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时，他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十四大对于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将这个理论确定为党的基本理论。自然，邓小平是十四大期间受瞩目的中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十四大的邓小平，非常了解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他似乎不会让大会代表失望，不会让全国人民留下遗憾。19日下午，十四大代表接到通知，全体代表去人民大会堂。这无疑给代表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当红光满面的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2000多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般在大厅中回响。“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这些肺腑之声伴随着掌声此起彼伏。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们面前，边走边挥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同大家合影之后，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在江泽民等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最后在代表们饱含深情的目光中离去。

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送邓小平往回走，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邓小平转过身来，对江泽民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紧握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望着年富力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滚滚春潮势不可挡，涌动整个中国。

1993年10月31日，星期天。邓小平一行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逛京城。

邓小平十分关心北京市的建设。早年前，他就希望像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他太忙了。现在退休了，他要常出来逛一逛京城。这次出行前的1个月，他就惦记着要出来，看看北京新建的马路、老百姓的房子。

退休以后，在北京视察，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让张百发为他当向导。他说过，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部长、市长。这天，他一见到张百发，就高兴地打招呼：“队长！队长！”

虽然国庆节已经过去了1个月，但街头的花坛仍时有所见，傲然盛开的菊花点缀着街头巷尾。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车子驶入宽阔的长安街。同车的医生要求，活动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因此视察路线确定以看新落成的道路为主，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

车子缓缓行进。邓小平坐在车上，透过车窗注视着掠过的人群、建筑、街道。窗外掠过的每一幢高大建筑物，他都要问问是什么楼：国际饭店、海关大楼……陪同的张百发手指路旁，告诉邓小平，新建的长安大戏院将在那儿建起。“再有两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到时请您去看戏。”张百发笑着对邓小平说。

出建国门，奔劲松路，上了东三环高架桥。邓小平看着窗外，感慨地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邓小平常出来走动走动。邓小平说，年纪大了，不愿多走动。张百发“怂恿”他，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邓小平笑着说，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

谈笑间，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机场高速公路展现在眼前。邓小平要下车看看。因外面有风，车上人劝他：“到四元桥吧，那里气势恢宏。”车子到了四元桥停下，随行的大夫却坚持不让邓小平下车。邓小平向车上的人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然后问亚运村在哪儿。张百发将亚运村的方位指给邓小平看。

1993年，张百发陪同邓小平逛京城

离开四元桥，车子驶上了平展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在经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小平问张百发：“收多少钱？”张百发回答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

邓榕转身将手伸向父亲，调皮地说：“拿钱。”邓小平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一席话，说得坐在身边的卓琳和全车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已是10点多钟，邓小平仍兴致不减。在返程途中，他指着脚下的高速公路问张百发：“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张百发回答说：“已经超过了。”

邓小平欣慰地点点头，又扯扯自己身上穿的烟灰色水洗绸夹克衫，风趣地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张百发笑答：“也超过了。”车上又一次响起了愉快的笑声。

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张百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蒙特卡罗最后投票的情况，说：“国外有人捣鬼。”邓小平沉默了一下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坐在车内的大夫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他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回到住处临下车时，邓小平说：“我总想出来走走，逛逛公园和商店，可是他们不让。”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身边的警卫和医生。张百发提议：“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您看看世界公园和建设中的北京西站。”他还介绍说：“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

沉默而幽默的邓小平，个性中却充满着矛盾的和谐。“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这位乐山且乐水的“高级桥牌迷”，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铁杆球迷。

当历史学家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对邓小平及其时代的研究时，未尝不可将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之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对自己的家人讲述个人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邓小平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在那些重要关头或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和在重大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说得那么云淡风轻。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邓小平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革”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邓小平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深思熟虑、酝酿成熟而作出决策或决断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人心。他曾教过课，作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他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作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尽可能婉言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昭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语言。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化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绝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汲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并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已步入晚年，但为了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他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多米高的黄山。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于是，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60里山路蜿蜒曲折，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人于是又继续前行。其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获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赶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攀谈起来，似乎一见如故。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1979年7月，邓小平游览黄山

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来了……”邓小平便问这位学生念的什么专业，当听说读的是新闻专业时，不由感叹：“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用3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登，纵横踏过了黄山森罗的群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吴山越水，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邓小平和普通群众相处的动人故事。1983年2月11日，邓小平来到杭州灵隐寺，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他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州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让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他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他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贴在一起。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人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邓小平按下了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他风趣地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的一生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往往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滔滔巨浪中同样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棰岛之游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一切敬仰邓小平的人们直观地看到这位中国政坛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并对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为感佩、庆幸。他畅游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与风浪为伍，从容泅渡。白浪滔天，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照旧在水里畅游不止……已经入海游了90多分钟了，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身体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联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这一切不得而知。或许，他那时那刻什么也没想。上岸后，他不时地同天真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嬉戏，不时和女儿聊上几句……其乐融融，多么温暖的天伦之乐！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风多急，浪多大，他都破浪前行。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大海，浩浩渺渺，茫无涯际。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放松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1989年5月，邓家三代同游，别有兴致

邓小平可以称得上中国桥牌运动的推动人。“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很快，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邓小平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邓小平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8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1989年2月26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1993年6月，在国际桥坛久负盛名的美国桥牌名家鲍比·沃尔夫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邓小平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率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轻一代不难想象他当年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他出色的桥牌技艺，或许与他长期的戎马生涯所练就的素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凭神机妙算来掌握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与聂卫平在一起打桥牌

邓小平自己也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况且，他干什么事情都永远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因此打桥牌被邓小平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与人一起娱乐，大家都深羡其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自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他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邓小平能否适应长时间的桥牌比赛？对此，经常陪晚年邓小平打桥牌的聂卫平说：“完全没有问题。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3时打到6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7时打到10时多。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

邓小平非常关心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到后半程比赛时，中国队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了，而日本队还有5名选手。第4场比赛在北京举行，聂卫平战胜了武宫正树，取得了四连胜。聂卫平回忆说：“我家离比赛场地很近，我人还没到家，老爷子就让秘书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请我吃饭。我真是非常感动。在所有的运动员中，得到老爷子打电话祝贺并请吃饭待遇的，我可能是第一人。”

邓小平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邓小平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耳朵不好使只能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书声琅琅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国际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在床上吊着腿。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场足球赛，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他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对记者说，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纷纷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无数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场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迷人的曙色。这无不寄托着一个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情厚谊。

除足球之外，邓小平也喜欢篮球等球类运动。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艺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谁会想到，个人的爱好居然很好地用在了外交上？

邓家这个大家庭里，邓小平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书”则是家庭的中心。“中国头号烟民”最爱穿的是家乡人送的“小鞋”，最开心的是跟孙辈逗乐。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位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晚年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但对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加以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爱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记住。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并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据报道，邓小平还喜欢看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任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国内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说论稿》中指出：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严家炎在北京中关园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邓小平夫人卓琳说，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外地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邓小平成了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内地人士。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邓小平还指导编书。1993年，近90岁的邓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有时送稿的速度赶不上他看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作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特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执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起床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转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他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审阅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荤两素、一杯白酒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他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他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他虽能喝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白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他竟接连喝了六杯白酒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20世纪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喝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菜。“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3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危害更多，“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邓小平也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下放江西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源泉。

人们往往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盒中取出一支烟，叼在嘴上，“噌”地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眼前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逸兴遄飞……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担心他，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邓小平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强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大凡伟人，特别是革命家、政治家，往往富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情世故。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他以自己真挚的情感，调理着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他那特有的乡情、恋情、亲情、友情、同志情，渗出浓浓的真情……

邓小平故居一如普通的农家院落，是当时川东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朴实无华，屋后是苍翠浓密的竹林。如今，这牌坊村被人们称为“伟人村”。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故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但当地人还是将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

自1920年离开家乡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82年，卓琳代表丈夫亲笔致书邓小平在家乡的至亲舅父与舅母，一者问好，二者嘱他们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自己微薄的收入过着简朴的生活。

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一辈子生活朴素的邓小平始终对家乡四川的圆口布鞋情有独钟。他的妹夫张仲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他买鞋。后来布鞋市场断档，张仲仁心急如焚，打听得知绝大多数布鞋厂已关停并转。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位做布鞋的老师傅余腾清，并请老师傅连夜赶制了五双精美的布鞋。邓小平收到这五双鞋后非常高兴，赞不绝口。经试穿后只是感觉稍微紧了一点，邓小平幽默风趣地开玩笑说：“这是家乡人给我穿的‘小鞋’哟！”邓小平的一句玩笑话使余腾清那几天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余腾清第二次按40码规格做了3双送去，邓小平非常满意，于是他春节前又送去了两双。张仲仁按邓小平的要求付鞋钱，余腾清执意不取分文。几经推让，最后张仲文按每双38.8元的价格付了钱。为了感谢余腾清的深情厚谊，邓小平特地托张仲仁转赠一本精装的《邓小平》画册送给他。有了家乡柔软的圆口布鞋朝夕相伴，邓小平的足迹遍布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了故里情结。

1986年春，邓小平夫妇在成都与来自家乡广安县的舅父、舅母合影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住所，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两棵树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晚年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如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战争年代，卓琳就和邓小平一道奔赴前方，转战南北。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但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邓小平吃。可不久，邓小平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而分掉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子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去爱抚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邓小平的历史是否要改写。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邓小平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邓小平“请假”，以免他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邓小平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给卓琳一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邓小平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她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们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但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他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说到哥哥邓朴方对自己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的帮助，邓榕声音哽咽了：“写‘文革’中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邓朴方。他是我们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给我回忆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讲得很平静，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就出来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哭，可这不争气的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对哥哥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讲述那段经历，知道你最不愿意提起‘文革’，可为了写书还得让你讲。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时不愿意回忆起的细节，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哭得很厉害，连自己笔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谢哥哥了。我也在这儿拜托各位记者一句，你们今后采访邓朴方时，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说起‘文革’，他就会特别伤心，这种伤心是刻骨铭心的。”

邓榕写到哥哥出事后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少，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邓小平全家福（1993年8月2日）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畅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与子女相处时，邓小平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起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而且对他们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邓小平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他。卓琳说：“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既亲切又威严，他的品格却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比较随和、关心，对下级他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邓小平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捡些送去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对医院、医护人员，邓小平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在他心目中，医院还是人才密集的智力群体。到医院查体，有更多的机会走到知识分子中间。他非常尊重医护人员，每次到医院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总是为医护人员着想，不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没事”，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的医护人员都熟悉的他的一句口头禅。对专家的诊断和治疗，邓小平也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有一次手术前，老专家向他汇报，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出什么问题，由我、由我们全家负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医院。”他对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总是心存感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敬业，很辛苦，技术上也很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服务。”医院有规定，医护人员不得要求与住院的首长照相，邓小平则主动提出与医护人员合影。

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慷慨捐助，但不肯宣传自己，而中央也对此采取低调的淡化处理。时任总理的李鹏在讲话里只轻轻提了一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捐了款，但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而停止跳动那颗伟大的心脏。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邓小平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邓小平丧事从简，卓琳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邓小平祭日，卓琳都会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此情此景，让人动容。卓琳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没办法。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

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似久存的佳酿，弥足浓郁，让人常饮常醉。

20世纪有一位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人，他的名字叫邓小平！面对猜测和议论，中国共产党人在世人的关注中亮出了鲜明的旗帜，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

“一世风云，赫赫雄威震。八斗韬才，狠抓拨乱纠偏，神州防震荡。争朝夕，兴废运筹，抒构想，绘宏图，赢得英声远播：总设计师民共仰。奕奕皇皇，清徽不可泯。广树丰碑五岳小，九垓再誉新功：农户脱贫，商家转轨，收复金瓯固国陲。殷期宝岛回归，谈六条卓见，寄语台湾，例当仍步前踪，雄张两制，尧天舜甸笑开颜。椽笔十车，工联百副，咸颂伟人烈概。肃对九三耋老，劲节嘉猷，长使寰球申敬仰。

“三番劫难，铮铮浩气横。满腔义愤，怒斥推波助澜，沧海任横流。搅乾坤，是非颠倒，枉奇冤，罹黜罪，惊闻恶谤狂呼：大走资派党同诛。纷纷扰扰，正道岂容污。普沾渥惠四川先，亿人频传胜事：渝宫题字，蓉馆拟名，倡修铁路酬群志。倏报巨星陨落，盼七月良辰，推轮香港，孰料竟成遗愿，浩叹千秋，蜀水巴山悲失色。白花万朵，赤帜半竿，倍增悼者疚怀。痛伤亿一乡亲，葵心泪眼，永教锦里动哀思。”

1997年2月19日晚，一代伟人邓小平溘然离去。第二天早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城市里哀乐低回。一列火车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噩耗传出，神州震惊，世界震撼。邓小平逝世后，海内外舆论出现了各种猜测和议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关注中国的方向与形象；关注中国能否继续坚持由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否继续走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注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面貌跨入新世纪。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在党章中确立下来，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心，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旗帜问题本质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精神支柱问题，总是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紧密相连的。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在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时，也第一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贡献，明确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从而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战略任务提出来了，拿什么作教材呢？最好的教材当然是邓小平本人的著作。这样，尽快编辑和出版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成为全党强烈的呼声。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和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此之前，《邓小平文选》已经出过两卷。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是邓小平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著作。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主要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党的十二大以前的著作，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著作。

从中共中央作出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就开始了紧张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指导每一篇文稿的整理加工，并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为开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全书的结束篇。这本文选的时间跨度为10年。在开卷篇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这10年中邓小平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终卷篇南方谈话，则是这十几年邓小平全部理论思考的总结、展开、发挥、深化，并且形成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

邓小平很注意他的著作的连贯性，表现为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从开卷到终卷，主题反复出现，内容不断展开，思想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全书思路连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读来有如一部新的著作。

《邓小平文选》前后3卷，作为一个整体，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随着这一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十五大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献中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更为醒目、更为简明、更为准确的新提法，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确立其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并将其载入党章。江泽民郑重地说：“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与世纪同行，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山河破碎、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到创建一个享有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新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探索，到开辟改革开放伟业、实现祖国全面振兴，他的沉浮荣辱是如此紧密地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和中国人民因为有了邓小平而自豪。他的业绩、思想、品德、风格，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标志，深深地镌刻在亿万人民心中。

“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这是中国老百姓至今常说的一句话。的确，没有邓小平，中国的小康之路也许还在摸索。可以确信，邓小平和他所开辟的伟大时代，必将引领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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