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巨匠”贝多芬
1845年,在作曲家贝多芬逝世18年之后,矗立在波恩市中心明斯特广场上的贝多芬纪念塑像建成揭幕了。揭幕典礼上,包括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内的客人们云集于冯·弗尔斯滕贝格伯爵府邸的阳台上。典礼致辞完毕,揭幕的时刻到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曾作过这样的描述:“钟鸣,炮响,鼓声震耳;幕布落下——贵宾们从阳台上一下子就看到了他,看到了他那厚重的大衣和那蓬乱的头发。国王用他洪亮的声音高喊:‘哎!他还是不理我们!’站在一旁的冯·洪堡先生平静地说道:‘是啊,他在世时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不必深入地分析这一趣闻,它至少可以说明两点:贝多芬在同时代人眼中并非后人塑造出的那个巨子、超人,而是一个有“弱点”的凡人。
在某些人看来,贝多芬是一个孤僻清高的人,其音乐就更高雅。与其说他孤僻不如说他是开路先锋,就像歌德在1812年见过贝多芬之后所形容的那样——与时尚背道而驰且“愤世嫉俗”。
“从4岁起,音乐就成了我少年时代的第一需要。”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这样讲述他音乐家事业之初始。父亲是效劳于科隆大主教的波恩宫廷合唱团歌手,早年即指导儿子弹奏钢琴,进而将其引上了正确之路。贝多芬作为钢琴手的首次公演是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天赋展示出了他的广阔前途。亲王从宫廷开支赞助他学习音乐。他选择了羽管键琴作主乐器,并师从波恩宫廷管风琴师克里斯蒂安·戈特洛普·内夫。在1783年的《克拉默杂志》上,内夫发表了他对自己学生的著名评语:“这个年轻的天才应得到资助以进行巡演。他或许能成为第二个沃尔夫冈·阿梅丢斯·莫扎特,假如他像起步时那样继续走下去的话。”而莫扎特(1756~1791年)与贝多芬的相逢则是数年以后的事了。其间,贝多芬先后做过宫廷乐团羽管键琴演奏师和管风琴手,并已创作了其首批作品。
1787年,他终于决定前往维也纳投师莫扎特。在其短暂的逗留期间(母亲的死讯将他召回波恩),他获得了大师的一些有益指点。而当5年之后贝多芬在费迪南·冯·瓦尔德施泰因伯爵资助下重返维也纳的时候,莫扎特已经逝世,于是只得转而从师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除海顿外,贝多芬还曾求教于歌剧作曲家约翰·申克(1753~1836年)及维也纳意大利歌剧院宫廷作曲家和指挥家安托尼奥·萨利埃里(1750~1825年)。1795年出现了转机,或者如一部传记所形容的那样,如今“这位普通的波恩宫廷乐师一跃而成为从事自由创作的维也纳的钢琴家和作曲家”。贝多芬开始在维也纳贵族阶层的沙龙里演出。除钢琴三重奏作品第一号外,至1900年又接连诞生了35部作品,其中包括5部钢琴协奏曲中的前两部,《第一交响曲》和一系列的室内乐,以及被誉为“小夜曲时代之神品,一个音乐时代的终曲”的钢琴《七重奏》。
对贝多芬的演奏、艺术及其对听众产生的影响,奥地利钢琴家车尔尼在伦敦的一家杂志上作了生动的描绘:“他的即席演奏辉煌无比,令人赞不绝口……以至人们常常是泪眼模糊,有些人则放声痛哭;他的演奏有一种思想与才智之美和独创性,更有一种极其奇妙的东西。”
任何外界的即或是很重要的事件都未能影响贝多芬后来的生活,而始于1798年的耳疾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迫使他结束了钢琴演奏生涯。1819年,贝多芬完全失聪,由此也诞生了那些决定其生平结构的作品。l9世纪初是作曲家的多产时期,其间,他完成了无数伟大作品。贝多芬曾就自己这一时期的情况写道:“我只生活在我的音符里,一个紧接着一个;就像现在这样,我常常是同时做三四件事情。”这些作品主要有:三部交响曲、第三和第四《钢琴协奏曲》、清唱剧《巡洋舰奏鸣曲》以及歌剧《菲黛里奥》。《第三交响曲》是交响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奏响了19世纪交响曲时代的序曲,但它却因其“独特的音乐语言”而不为时人所理解。贝多芬曾崇拜拿破仑,拥护他在战争中传播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而当最终迎来的却是皇帝加冕之时,作曲家愤怒至极,他把原来的标题《献给波拿巴》划掉,将交响曲易名为《英雄》。
《英雄交响曲》于1805年4月7日第一次公演。同年上演的还有歌剧《雷欧诺拉》,曾几易其稿,在修改至第三稿时易名为《菲黛里奥》才一举成功。该剧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自由与人类战胜暴政的思想,同一主题在弗里德里希·席勒几乎同时诞生的《威廉·退尔》中也进行了探讨。压迫与解放也是歌德《埃格蒙特》的主题,贝多芬在无数的信函中表达了对歌德这一著作的热爱。
1809年,维也纳被拿破仑军队包围继而被占领。“我要对您说,我们简直是历经了深重的灾难。5月4日以来,我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作品,只是偶尔写出一些残稿。整个事态严重影响了我的身心。包围着我的是怎样的一种破坏性的、荒凉的生活!到处是各式战鼓、大炮和人民的苦难!”这封信似乎表现了作曲家由时事而导致的抑郁。《第五钢琴协奏曲》即创作于此时,一位音乐批评家这样写道:贝多芬仿佛想用其音乐的力量从反面盖过战争的喧嚣。1811年《第五钢琴协奏曲》在莱比锡首演大获成功,可却遭到了维也纳观众的拒绝。德国诗人特奥多尔·克尔纳简要地对此进行了报道:“贝多芬的一部新作失败了。”
《以艺术战胜现实》——一本传记中的这一名言似乎是贝多芬晚年生活的写照,他自己也曾说过:“音符应从危难中救我。”作曲家经历了各种磨难,未能与特蕾泽·马尔法蒂结合,使他最后一次组建一个普通家庭的努力宣告失败。弟弟卡尔死后,贝多芬担负起监护侄儿之责,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愉快的、历时长久的纠纷。双耳虽然失聪了,但作曲家的“内耳”却完好无损。此后,他还创作了诸如《迪阿贝利变奏曲》、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27号、《第九交响曲》以及被他称为最卓越的《D大调庄严弥撒曲》等作品。有关《第九交响曲》流传着这样一则轶闻:晚年,贝多芬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部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在作曲家首次指挥公演时,乐团的演奏家们并不认为这部作品有多么好,但听众的反应却十分强烈,乐曲终了,全体起立,他们激动地、由衷地向贝多芬鼓掌、喝彩,但两耳失聪的大师却听不见。他没有面向观众致谢,而是背对听众准备下场了。这时,歌唱演员卡洛琳娜·温格尔觉察到了,急忙走过去,扳住大师的肩头,让他面向观众。贝多芬这才发现,听众的情绪是何等的激昂、振奋、热烈。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热泪模糊了双眼……
在最后一部作品的终曲完成后,贝多芬病倒了。医生们无力回天,1827年3月26日,伟大的贝多芬离开了人世。维也纳有2万人——其中就有音乐家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人们跟在灵车后面,一直把他送到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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