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经济奇迹的金钥匙
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工业大国和欧洲第一强国,是与其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那个时期的德国是万国景仰的科学之邦。那时每当人们提到要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时,一定会说“到德国去”。到二战前,德国科学家获得了45个物理学诺贝尔奖中的10个,荣获40个化学诺贝尔奖中的16个。1931~1940年的10年间,德国科学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竟占总数的29%,比美国高3个百分点,远远超出英国和法国。二战后的1945~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的达到12人。德国科技界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均以战败而告终,但这绝非德国科技文化的失败,而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这从它两次战后的迅速崛起就证明了这点。一战结束后,德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恢复并超过了战前的繁荣,政治上重新迈入世界大国的行列,科技、教育、文化也同样获得了新发展。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从5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60年代,又是只用了十几年功夫再一次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并把这个座次保持10年之久,再次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次同样得力于被德国人称为“进步的中枢神经”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因为正是战后这个阶段,伴随着德国经济上的振兴,其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再次跻身于世界前列。具体来说,德国的科技进步事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完善的科研体制与投资机制。
德国有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学校科研体系;一类是高等学校外科研体系。按以往传统,科学研究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因为只有高等学校集科研、教学和培养新的学术力量于一身;高等学校具备众多齐全的学科门类,特别适合于进行跨学科研究;高校科研不以应用为目的,而以增加知识为宗旨,所以它比经济界或企业界的科研较少受到成本——利润关系的局限。高校科研体系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是因为其经费主要由国家提供。但是60年代以后,高校科研体系的上述特点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大型科研需要昂贵的设备,它已经超出了高校研究所的物资和经费能力。尤其是80年代以来,科研日益成为实现经济和技术政策目标的工具,通常的那种科研任务的区分,即高校科研体系从事基础研究,高校外科研体系从事应用研究的区分已趋于消失,彼此界限已模糊不清。联邦和各州政府对高校与经济界之间知识转让的积极鼓励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强高校科研体系与高校外科研体系日益紧密的结合。
由于大学教授的职责是在他的专业内从事科研与教学,二者几乎平分他的工作时间,所以70年代末,伴随着联邦德国高校的结构改革和学生激增,出现了在科研与教学二者之间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争论。92%的教师希望能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如果高校教师不同时是研究者,那么教学就是无源之水;有人建议科研逐渐从高校转向纯粹研究机构;也有人一再建议,在高校中分别设“研究教授”和“教学教授”,以便对于那些从事科研的教授阶段性地免除其教学工作,使其拥有比4年一度的科研学期更多的时间。
1985年修改的《高校总纲法》也明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教授之间作为同事的相互“监督”传统,使这一方案难以真正变为现实。对于高校而言,科研和教学是两项并列、互相补充的任务。而对于高校外科研体系来说,科学研究是其唯一的任务,或者兼有技术服务和咨询职能。高校外科研体系主要包括国家举办的大科学科研机构、国家研究所、民间研究机构、企业委托研究机构等。
在科研投资方面,联邦德国从60年代起,科研经费年增长率达15%,居西方国家之冠。1977年科研经费达273亿马克。进入80年代后,为使出口产品稳居国际市场优势地位,大力增加产品的科技创新含量,故而又不断增加科研开发投资:
1985年达522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8%;1988年达60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9%,居世界各国之首。科技人员队伍也不断扩大,1975年时就达到30万人,平均每1万人口中就有49名科研人员。
联邦德国科研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双元制”和“第三方经费”。所谓双元制,是指教授、专家、研究所本身只拥有开展科研的“基本经费”,其数量多寡取决于专业项目和科学家的声望。如果是一个花费不多的科目,基本经费就能满足需要。但是在实证性的实验学科方面,基本经费往往只能满足提出和论证项目之需,而执行项目所需的费用则来自“第三方经费”。所谓第三方经费就是指“预算外经费”。8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由第三方提供的科研经费之增长幅度,超过了预算经费的增长幅度,1985年达21亿马克,占高校科研预算经费67亿马克的1/3。第三方经费的主要来源:75%来自国家,15%来自企业界,10%来自基金会。
二、重视引进并且善于创新。
德国十分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专利许可证”进口国之一。从l950~l973年,用于进口的专利许可证经费支出增长74倍,即从2300万马克上升到16.54亿马克。1951年从国外引进专利9757项;1969年激增到33532项。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促进了德国设备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使工业部门较快实现了“生产合理化”和现代化。
德国对科技专利的引进并非消极地吸收搬用或简单模仿,而是经过一定的措施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如德国的原子能发电工业是通过引进美国技术而揭开序幕的,但从基本设计到原子反应堆的附属设备,都用自己新开发的技术进行了改造和提高,也就是变美国技术为“德国型”成果,因而运转率大幅度提高。在美国型原子能反应堆故障频繁、运转率下降的情况下,“德国型”原子能发电站却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好评。这是因为联邦德国的设计思想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为了竞争,形成了“经济第一主义”,为了降低成本,急于实现发电容量的大型化和结构的紧凑化,而联邦德国则努力通过提高可靠性和运转率从实质上提高经济效益。
另外,联邦德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性的联合研究,1987年对国外科研联合机构的投资达18亿马克,占整个科研预算的3%。之所以建立这些国际性的联合研究机构,是因为某些研究活动需要极其昂贵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在本国国内又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类机构包括设在日内瓦的著名的“欧洲核研究组织”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设在德国加尔辛的“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的大型望远镜实验室;设在荷兰埃姆洛得的“德国—荷兰风洞基金会”所属的欧洲最大的风洞实验室等。截至1983年,联邦德国已与英、法、美、日等31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53个双边科技合作协议。
三、促进科技的创新与发明。
1986~1988年,德国出口产品创新发明率从30%上升到38%,出口产品中36%属于高科技产品。由于从高科技中尝到甜头,联邦政府1987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科技性产品”的小组。1989年高科技出口产品比率上升到54%,其中11%属于尖端技术新发明,43%属于现有技术再改良。
科尔以前历届政府的科技政策均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使国民经济更加现代化”作为首要内容,科尔上台后却强调发展科技,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和未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迫使政府把未来的高生活水平建立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高技术新产品,提高高技术新产品的出口量,以利于回收科研费和保持经济繁荣。为此,从1982年起,政府调整了科研经费分配重点,把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产业的科研经费由10%增加到60%,而对传统工业大型项目的科研经费由90%降低到40%。同时改革征税法,降低对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投资的税率,鼓励企业向高新技术行业扩大投资。正是由于德国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使得德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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