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如今，统一后的德国跨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扬起了新的历史风帆。在这个经济、政治水位上涨的大海中，德国的大船一往直前，乘风破浪。新德国的政治家们认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和世界形势既十分动荡，但又不至于发生原来东西方对抗时代的那种集团式的大规模世界战争。总理科尔1991年12月6日在波恩外交使团招待会上说：“人类很少像今天这样既面临巨大挑战，又面临机会”。实际上，对德国来讲是机会大于挑战，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和欧洲发展趋势为德意志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新德国的设计师们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和政治能量的变化，将促使全球力量的对比和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整个世界舞台换上新面貌，每个国家将以符合自己身份的姿态重新登台表演，最终导致大国顺序的重新排列，德国的战略应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

1990年10月3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统一日庆典大会上强调今后德国的任务将是“面向全欧建立新的和平秩序”。总理科尔1991年1月30日在全德政府第一个内外政策声明中宣称，新德国将在国际共同体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外长根舍也多次强调，新德国将向全世界开放，并希望德国在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和保障和平的新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92年2月，科尔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重申，德国在国际上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是为了“肩负起新的国际责任”，他认为德国的责任不只限于本国和欧洲，“它要对解决世界问题作出贡献”。

从上述表态中可以看出，新德国的国家战略所谋求的政策目标已开始跨越欧洲而着眼于承担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德国正在力图结束“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历史时代，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显示出统一后新德国的勃勃雄心。新德国的国家战略总体构思是以欧共体为依托，融合东欧，借助美国，套住独联体。在此基础上逐步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行列，最终发展为新世界的力量中心之一。

在新德国的设计师们看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最理想的途径就是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1992年4月，外长根舍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接替他的是克劳斯·金克尔。他一上台就想大展宏图，他说：“我们是拥有8000万人口的大国，我们必须大大方方地行使主权，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世界上出现的问题袖手旁观，束手无策。”在强调德国的新作用和“更大责任”的前提下，他率先开始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认为，目前的安理会不能反映各国力量的对比，应敦促改组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并怂恿日本人打头阵，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于是，一场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进军开始了。在国内，德国执政党和反对党领导人公开表态，认为新德国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应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参加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促进安理会建立新的秩序。在国际上，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在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欧洲，把推动欧洲统一作为外交政策重点；致力于使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德国则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加强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功夫不负有心人，德国在外交上的全面努力为其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望，其大部分邻邦及盟友都同意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担负更大的责任。甚至连曾遭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以色列，也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欢迎德国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为了加强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德国联邦国防军于北约组织之外地区参与军事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德国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时认为，德国已有了充分的主权。像过去那样再搞提供资金援助的“支票外交”或派文职人员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政治需要。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德国应派兵参与。参谋部不断谈论派国防军到“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这一危机地带”执行任务的问题：自民党召开党代会通过修改《基本法》决议，同意德军在安理会决议基础上参加北约地区以外的作战行动；基民盟也同意修改《基本法》，以使德军在联合国范围内参加“蓝盔部队”。为使国内外各方面有个适应过程，1992年德国向柬埔寨派出了军队医务人员；派出军舰和飞机帮助联合国执行对南斯拉夫的禁运，1993年4月，联邦议院通过了向索马里派兵的议案，这是国防军在战后首次参加国外的“维和行动”，联邦国防军就像德国的其他“优质名牌”一样，给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提高了新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对于上述诸项行动，德国外长金克尔是这样解释的：“德国联邦军不仅可以戴着蓝盔参加维和行动，而且为了保卫和平也能像其他国家军队一样上前线打仗，统一的和主权完整的德国才算得上平等和成熟的国家。”他的口头禅是：“德国总不能老是为救火器材而付款‍‌‍‍‌‍‌‍‍‍‌‍‍‌‍‍‍‌‍‍‌‍‍‍‌‍‍‍‍‌‍‌‍‌‍‌‍‍‌‍‍‍‍‍‍‍‍‍‌‍‍‌‍‍‌‍‌‍‌‍。什么地方着火，它也应该去救火。”

1994年7月12日，德国宪法法院最终就德国军队参与境外军事行动一事进行裁决，决定“在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派遣武装部队在境外参加国际性的军事行动。由此德国国防军得到了出境参加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从而为其有朝一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

统一后的德国欲作政治强人，在其对外政策上最需要的就是得到欧洲各强国的和解与理解。因为德国越强大，人们对它过去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也就越清晰。这对正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自己位置的德国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素。但是实力地位的变化必将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原来固定在以德国分裂为基础上的那套相对稳定的程序需要重新安排；二战以后同盟国以限制德国东山再起为主题的政策必须改变。新德国要根据自己日益强大起来的实力来安排它的对外政策，其目标将以是否有利于其实施“政治大国”的原则为转移。历史尽管过去了45年，但是二战的情景还让人记忆犹新。军国主义的过去和日益强大的现实，不能不使欧洲各国产生恐惧心理。德国人深深知道，要在欧洲立稳脚跟，首先要消除周围邻国的“恐德心理”。尽管德国统一时，邻国的表现有点令人伤感：法国总理密特朗拒绝与科尔一起走过勃兰登堡城门；英国则赤膊上阵，把德国人说成狂妄自大、厚颜无耻的狂徒；意大利心有余悸地称德国马克的“坦克”压碎了里拉。

但是，德国政府仍然不断表示对二战的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以及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1993年1月29日，在回顾60年前希特勒上台那段历史之际，科尔强调，德国人应捍卫民主与法制，防止不平等、暴力、种族仇恨和战争的重演；联邦议院议长认为，鉴于历史教训，德国人应该把尊重人的尊严、摒弃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德国也举行了相应的活动以示沉痛反省。上述行动表明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敢于承担罪责，敢于剖析民族精神中可能导致罪恶的误区，表现出一种道德的勇气。

德国除了在口头上深刻反省过去外，还在行动上打击国内右翼势力。1992年11月，德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在全德范围内查封了右翼极端组织“民族主义阵线”的驻地。内政部长赛斯特表示，这次行动是向右翼暴力组织发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信号，并称对类似组织的审查正在进行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德国人民以游行和集会的方式反对不断升级的排外恐怖活动，表达了他们反排外、反纳粹的坚定立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新德国民主和法制秩序的最可靠保证，同时也使世界各国人民对德意志民族信心倍增。

波兰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最大受害者。1989年，科尔总理访问波兰，开辟了两国的“和解之路”，两国保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为此，德国统一前面对数百万奥得—尼斯河界线划分时而离乡背井的德意志人要求获得重返家园的权利时，科尔晓之以理，说放弃领土要求是实现统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根舍称这是“被逐出家园的人们”为欧洲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而特殊的贡献”。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谈话，郑重请求波兰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予以“原谅”。1995年，在德国无条件投降50年之际，科尔再次访问波兰，专程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向死难者致哀，祭献花圈，表明德国在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共同面向未来。德国政府还作了一系列努力争取犹太民族的谅解，诸如成立“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与以色列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使德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和声望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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