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衡弃工学史，当时在他人看来不合时宜。但是他无怨无悔，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与关爱。这个重大的抉择，改变了秉衡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从此走上了一条寂寞而清贫的历史学科道路。回顾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从学路，正是由于自己执著地爱好文史，才作出这个重大抉择。从小顽劣的他，在长衫租书人的书箱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小学毕业后未考上初中，后避难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他对读书的渴望。重新考上初中后，又遇到优秀同桌的帮助，从而脱胎换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高中时代又幸得杨毅庵老师的引导，学业日进，毕业时还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书库。高中毕业时虽然狠狠心报考了上海交大，但所学终归与自己的爱好相违……

在拥挤的北上轮船上，三教九流，嘈杂不已，唯独有位青年坐在船舷边，静默沉思。戴秉衡的眼前像放影像一样，过往的记忆潮起潮落，似乎为自己冲刷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这条路曲折而漫长，却越来越清晰，让秉衡有一种任重而道远的感念。

戴秉衡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大，心仪的红楼就在眼前，简直有一种做梦的感觉。1946年10月10日，北大召开开学典礼。这天上午，秉衡和两千多名学生聚集在礼堂。讲台上，坐有胡适校长、法学院长周炳琳、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还有诸多博古通今的教授们。胡适校长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金丝边眼镜，他对着扩音机开始讲话。戴秉衡聆听着校长语重心长的讲话，聆听着北大的历史，当听到校长希望大家把学堂当做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贡献个人最大的贡献，他心里默念着，牢记心间。

北方的气候干燥，学校食堂的饮食以面食居多，刚开始秉衡在生活上很不习惯。但是，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着他。经历过上海交大两年的学习，其严谨踏实的校风给戴秉衡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以后治学的道路。同时，北大洋溢着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息，同样深深影响着他，这两种精神相辅相成，为他今后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所学术殿堂里，学生可以选修很多课程，大多是跨系科听课，完全打通学科界限。课堂上老师从不点名，老师全身心投入讲学，学生自觉自愿，在看似宽松的学习气氛下，突显出良好的自律习性。北大跟交大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让名教授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说的是大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拥有一批具有创造力和学术魅力的大师，对刚刚步入大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大师的言传身教和现身说法，使学生在知识、学问和品德等方面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戴秉衡是史学系的学生，系主任是郑天挺先生，他开设的明清史课程非常精彩。郑先生学校事务繁忙，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管理着偌大的北大，但他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日理万机，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并处理公务。每天早晨，郑先生坐三轮车从家里到学校，一下车便拎着公事包快步走向孑民堂办公。当傍晚的铃声响起，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向食堂，他又拎着公事包离开学校。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展开，很多实际困难都需要他出面解决。此前他为北大复校奔波，如今又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还有人身安全，工作十分繁重。在校园里，如果与郑先生不期相遇，可以看到他脸上的笑意，无论对谁都和蔼可亲。他诚恳、亲切的样子，早已深深刻在师生们的脑海中。

郑天挺

孑民堂

作为史学系的主任，郑先生很关心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在开学选课时，他主动找学生谈话，指导大家在选课时应该注意的问题。郑先生开设的《明清史》，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他上课从不用讲稿，把历史讲得那么的清晰，又那么的有意思，让秉衡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郑先生非常愿意跟学生聊天，听他说话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可以拓展无穷视野。没多久，郑先生便注意到了戴秉衡，他为这位好学且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开出课外阅读书单。有一天，他把秉衡叫到孑民堂，递上一本《明元清系通纪》，嘱咐他好好读读。秉衡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课余跟老师交流。在郑先生的鼓励下，秉衡在课余时间还啃下了半部《明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厚重的历史书籍。在阅读中，秉衡记下不少心得和问题，经常去请教老师。每次，郑先生总是放下手头事务，兴致勃勃地跟秉衡谈史论古。就这样，秉衡慢慢地领悟到做好学问的方法和道理。同时，也慢慢领悟了胡适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讲话。为了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胡适校长当时针对性地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提倡学术研究，希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二是对于学生，希望培养成能够充分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才，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在跟郑天挺先生的接触中，秉衡深深体会到这两点要义。

当时，史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不少学者都来讲课。胡适校长给学生上了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由于来听课的学生太多，只好移到大教室里。这个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他鹤发银须，超然物外地端坐在讲台前与学生讲今论古，令秉衡记忆犹新。

刚入校门的秉衡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课堂上聆听教诲，并为大师们的魅力所折服。当年教大一基础课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教授，如国文老师沈从文，他用小说构造的“湘西世界”早已打动世人，他那带着湘西口音的低沉语音，更有着梦幻般的魔力，引领学生进入课文的意境，进入美的境界。哲学老师贺麟，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时任北大训导长，但对学生没有一点架子，讲课激情四溢，富有浓郁的哲理性，秉衡和同学常常去他家玩，在书房里无拘束地聊天。许德珩是社会学的老师，早年曾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听者踊跃。朱光潜的美学课让学生耳目一新，这位美学大师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中西方美学，同时以哲理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语言来感染学生。

沈从文

每一天每一堂课，秉衡课前课后都作着笔记，沉浸于广博的知识海洋里。史学系的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把历史讲解得细致入微且见解非凡，成为秉衡前行的导航灯。教授宋史的邓广铭，治学严谨，功底深厚。面对浩瀚的宋史资料，邓先生知难而上，日积月累地做着资料卡片，使得他的研究和讲课更加充实而生动。有一次，秉衡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课后便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没过几天，邓先生在课堂上用了半个多小时讲解秉衡信中提出的问题，给了秉衡无穷的勉励。讲授元史的邵循正是从清华大学请来的教授，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元史是一门艰深的课程，经他一讲解，却魅力无穷。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每讲一课，先将课文内容娓娓道来，随后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精辟的总结，讲课带着手势，富有个性而有幽默感。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所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赵万里先生是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他的博大精深令秉衡深深佩服。

这些名师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启发、教育学生，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内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他们不辞辛劳，用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禾苗，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励学生。

1947年，北京大学留影(自左至右：王雨若、裘祖逖、戴逸、周大昕)

秉衡在名师的影响下，更加刻苦学习，一有时间便去北大图书馆。这间宏大的藏书楼让秉衡想起家乡的铁琴铜剑楼，幼年时随父亲去那里借书看书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次借书、还书，父亲都会展开一块蓝色的棉布，仔细地把书对角包裹好，父亲这种专注而神圣的神情给秉衡印象至深。在古里村的藏书楼里，秉衡看过很多书，与长衫叔叔的书箱一起，带给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在中学时代，用零花钱积聚的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成了秉衡的至爱。当他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只见馆藏满架，可以自由取阅，看到许多从前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的书籍，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心中欢喜无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除了听课，秉衡从图书馆借阅大量的书籍，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充满了探究的兴趣。

秉衡在中学时代即经常给故乡的《常熟日报》投稿，处女作《春》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少年才子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到北大后，秉衡一边用功读书，一边仍坚持写文章，奇思妙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主要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西南联大复员见闻》《故宫巡礼》《巫师娘》等散文和小说，时间均在1946年10月之后。后来，秉衡因忙于学生运动，才搁笔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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