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在清史领域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国内清史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遥想当年，史学新秀戴逸被吴晗问及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并着手编纂清史，这犹如当头棒喝，在岁月的长河里时时被追问。也由此，戴逸的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的窗户。从这扇“窗户”里，世人看到了从1644年顺治建朝至1912年宣统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逊位，这268年的漫长清代历史。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重要地位和影响，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终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更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课题中，对身处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转折点上的有清一代，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明晰当代中国的国情，势必要深刻地把握和科学地分析清朝的历史。显然，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史学家，当为此毫无保留地奉献一生。

清史研究这片史家园地，虽然曾经荒芜，但仍离不开前人的执著。清朝灭亡之前，当朝的国史馆做了一些编纂工作，整理出《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文献，对一些历史事件、各种典章制度做了详细的陈述，同时收集、整理了不少政府档案，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但可视为清史研究的依据和史料。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开设的清史馆编纂的《清史稿》，可谓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之作，它按照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实、典章制度、艺文，同时搜罗了大量史料。由清朝遗老领衔编纂的《清史稿》当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但是由于阶级立场、思想局限的原因，它并不是一部科学的清史著作。

孟森

《清史稿》之后，清宫中的大量档案流传到社会上，并被一些研究机构和严肃的学者做了保存及整理。比如，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的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孟森是戴逸的同乡，江苏武进人，世称孟心史先生。孟森学贯中西，曾赴日本留学，深受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以花甲之年执掌北大明清史学讲坛，以高深的学养、深邃的佳作、诲人而不倦的精神，深受北大师生的爱戴。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清之先世考定、满洲名称问题、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初史事人物之考辨等问题上，有着深入的研究。孟森治史态度谨严，可谓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实情，求明真相原委，堪称治史楷模。如他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清朝一辈对其开国史费尽心机，欲盖弥彰，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尽全力为之掩盖真相。孟森所著《满洲开国史》一书，揭开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的真相，实为酣畅淋漓。孟森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著有《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这些著述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了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为中国清史研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堪称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的萧一山，也是江苏人氏。自幼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萧一山，中学时期看到日本人所著《清朝全史》的中文版本，引以为辱，从此立志于清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朱希祖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这对于在北大求学的萧一山来说，不啻是天赐良缘。由此，他接触了大量珍藏多年的史料，内容涉及清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并为《清代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通过潜心钻研，年仅22岁的萧一山发愤写就《清代通史》上卷，深受史学前辈的高度赞誉，当年李大钊、梁启超、蒋百里、蒋梦麟等先生都纷纷为此书作序。《清代通史》不以传统修史体例来著述，而是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清代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影响至今。萧一山师从孟森，他对清史前期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同样功不可没。在当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中，不少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徐世昌、冯友兰、胡适等都身体力行，尤以梁启超与钱穆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开后人研究清代学术之先河，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此后，致力于清史、经济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的学者，则有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等，称得上是清史学界的前辈。处于新旧时代交替过程的他们，以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运用唯物史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卓有成就。他们的学术活动，从解放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成果累累。如戴逸在北大的老师郑天挺，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郑天挺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这种治学理念对戴逸影响极大。又如王钟翰，老当益壮，晚年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几乎涵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令学界钦佩。

在清史研究领域中，以上各时期、各阶段的前辈学者，在清史的各相关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满族史、思想史等方面。这些辛勤耕耘的学者，论著丰厚，影响重大，都激励后学，为今天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他们尚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去构建全面而完整的清史体系，即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大型清史。而戴逸从主客观方面来说，则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年作为北大的激进学生，戴逸改名后奔向火热的解放区，身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洗礼，从此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也从此步入学术生涯。自幼嗜读古书的他，在人民大学校园里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充分吸收前辈们的学术成果，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潜心研究，在时代的风云里起起伏伏，却终生不渝。及至百花齐放的新时代，戴逸更是焕发学术青春，同时汲取不少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史料，使得自身的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的戴逸，始终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随着时间的车轮前行，时刻以编纂清史为己任。作为一名身负使命的清史专家，戴逸心中已经有了规划清史的蓝图。早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一篇激情洋溢的《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吐露出他的心声。戴逸主张这部史书可以包括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清史编年、清代专史、清史图表、清史书目等。他一方面着手招兵买马，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当年，戴逸曾向吴晗建议在高校挑选历史系的优秀学生集中培训，专攻清史，而清史所正使梦想成真哪!看到一张张渴求知识的面孔，看到一个个专注伏案的身影，戴逸认定要把历史的真知传递给学生们。与此同时，戴逸组织大家整理和挖掘清代的文献资料，为日后编纂做着准备，并产生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在如此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下，国内有关清史研究学者都纷纷著述，编写出版了清史各领域的专史、专题论著、人物传记及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汇编，都为大型清史编修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往清史编纂的路途遥远又崎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来接续梦想，孜孜以求的梦想感染着更多的人，共同去追寻一个修史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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