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197 评论：0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意义重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部书披露了许多史书上所未记载、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有争议的问题，为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提供了翔实、有力的边界谈判依据。同时，随着该书的出版，也使国内的清史研究有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方向。此后，戴逸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50岁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当属晚清时期;50岁之后研究鸦片战争之前清史，当属清前期和中期。戴逸的治学可以说是逆向回溯，也就是由近而远，由今而古，一步一步往前推移回溯。
 忆及故人往事，戴逸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学者吴晗亲切的面容。早在60年代初，就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工作、如何着手编纂清史等重大问题，受中央领导重托，着手宏大规划的吴晗，曾语重心长地跟戴逸作过深入探讨。那天下午的交谈给戴逸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光阴荏苒中他依然能感受到前辈眼里鼓励的光芒，穿越岁月为后辈晚生照亮前行之路。也使得年轻的史学家，从此把目光投向清史研究领域，从此清史编纂成了他魂牵梦萦的追求，起起落落终不悔。
 还有学者郭影秋，为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一生在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当年他刚到人民大学主持日常工作，与戴逸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谈。初次见面，郭影秋的一番对人民大学学科的设想，使戴逸顿时豁然开朗。这番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晰，可见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由此而来。其后那年的秋天，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亲自来到戴逸家中，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及郭影秋副校长的意见，成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七成员之一，又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但是命运弄人，所有的想法一时间都成泡影。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郭影秋尚在呼吁集中安排人民大学教职员的工作，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接着促使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
 戴逸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跟老领导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谈话都是掏心掏肺的。在摆满书籍的病榻前，郭影秋娓娓而谈，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谈话内容大多有关清史研究，以至于必得秘书过来提醒注意休息才行。郭影秋对明末清初的历史非常熟悉，对诸多历史人物都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经常跟戴逸交流各种古籍善本，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在老领导的影响下，戴逸按图索骥，随借随阅，极大地丰富了古本涉猎面，从中受益匪浅。言谈中，郭影秋最关心的是清史研究所的成立，就像园丁浇灌花草树木，时时观察其长势。他跟戴逸谈到探讨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等，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征求部下的意见，令戴逸非常感怀。如此这样的亲切交谈，不仅指导了工作，也于润物细无声中，令戴逸受到无穷的教益。当时，戴逸正在研究尼布楚条约，他也更加清晰自己的治史方向。戴逸遇到学术上的问题，总是及时跟老领导探讨，也使得郭影秋对戴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人民大学复校后，郭影秋考虑再一次选择由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对于戴逸来说，当是接续了早年暂时中断了的一个学术梦想。
 经过一段时期的拨乱反正，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贯彻和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中国随之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经教育部批准，在原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其目标，始终以清史研究、培养清史专门人才和纂修《清史》为工作重心。
 阴霾已然扫除，阳光临照简朴的清史研究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之喜。简朴的会场里，也迎来了拄着双拐到会的郭影秋。年近70岁的郭老，虽然百病缠身，精神头却很好。他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人员努力钻研，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深感任重道远，他想起郭影秋当年提倡的“欀木”精神，肃然起敬。当年郭影秋任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时期，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学习面临许多困难。在迎接1962年元旦的讲话中，郭影秋号召大家发扬“欀木”精神：
 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①
 欀木，是支撑屋架的一个部件。清史研究所的建成，正需要大家发扬“欀木”精神。诚然，多少年来每一个有志清史工作者，都朝着这个宏大的目标进军，顶着万钧的压力，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当年的倡议就得以落实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每一个以清史研究为毕生追求者所应担当的责任。
 清史研究所建成后，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因为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纂修大型清史。但是浩瀚三百年，谈何容易呢! 在郭影秋的关心和指导下，作为学术领头人，戴逸深思熟虑，有着战略家的治史眼光。戴逸深感，做学问需要发扬“坐冷板凳”的精神，清史领域需要研究耕耘，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同时，戴逸提倡“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他设想把编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以待日后组装。路遥知马力，这需要研究所的同仁拧成一股绳，争取在几年内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戴逸向郭影秋建议，不妨先编写一部简本，以便梳理清朝三百年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戴逸的这个想法与郭影秋不谋而合，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就离不开对清史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分析。因而，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早在解放初期，戴逸在专注于革命史专业研究的同时，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他笃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理解清代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而复杂的历史演变，才有可能认识当时各阶级、各派系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它们思想和行为的真实原因，才有可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被历史的迷雾所困惑。这是写作《简明清史》的前提及指导思想。
 戴逸领衔主编《简明清史》，组织清史研究所的生力军，开始着手《简明清史》的编写。面对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需要沉下心来，以铁棒磨成针的非凡勇气，进行搜集、整理，进行必要的排比、考证和诠释，这是研究者必须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长时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清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因受时代的限制和个人的局限，尚未能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在研究范围方面也比较偏窄，或局限在某一领域，但其贡献和成就都嘉惠后学，为当代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戴逸充分吸收这些前辈们的学术成果，又沐浴时代精神，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同时，他借鉴了当下大批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鲜史料。戴逸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同时，考虑和研究了清史涉及的很多问题，逐步廓清历史的脉络，认识其本来的面貌。
 面对一沓沓送审的稿子，戴逸戴着老花眼镜，逐章、逐节甚至逐句进行修改。稿子上红笔圈圈画画，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有的几乎重新写定。笔记层层叠叠，草稿堆积如山，朴素的办公室里，戴逸终日埋头伏案，甚至东方吐白。从当年解放区华北大学培训结束之际，填写表格时在志愿一栏里写下“历史研究”四个字至今，倏忽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戴逸在行使着自己对国家、对历史、对自己的承诺，这承诺在命运的风雨中闪闪发光，永不言悔。岁月的风霜虽然爬上了额头和双鬓，却深邃了史学家的双眼，透过层峦叠嶂的历史迷雾，思绪追溯到满族的先世和满族的兴起，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
 80年代初，《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6章、72万字，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专著，不仅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清朝从兴起、发展、繁盛以至鸦片战争前中衰的历史，而且对经济发展、阶级关系、边疆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加以重点阐述，书中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简明清史》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丰富典型的史料，较为广阔的视野，构建了清史体系，成为专业人士、历史爱好者等的必备书籍。这部书前后花费7年时间，凝聚着戴逸的无穷心血，他终日临窗伏案的身影化为书香缕缕，使其成为一部研究清代历史的权威性著作。《简明清史》出版后，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还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荣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优秀教材奖，且多次重印，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明清史》对于促进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推动和开拓清史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也是戴逸的第三部代表作。
 对此，年过半百的历史学家有着深远的思索：
 

 

《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封面

 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有众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摸，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 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 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们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感到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司之谜。^①
 这一“斯芬克司之谜”，令戴逸痴迷执著，一路耕耘，从不停息。戴逸用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同时主编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个人因素的偶然性相作用，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因此，历史研究必然要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其《史记》详尽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开创了纪传体例。其后有二十四史，内中绝大部分都是人物的传记，为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等，因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活跃着很多人物，纵观下来恰如一场生动无比的历史剧。帷幕拉开，有的是时代的先锋，为历史的航船掌舵;有的刚强不屈，甘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有的矢志革新，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有的独具创新精神，造福后代;也有的卑鄙肮脏，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作为史学家，正是要通过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列传，记述和研究人物的经历、行事、思想、贡献以及品德、才能、趣味等等，才能给世人启发及借鉴，从中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
 

 

1987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戴逸的带领下，研究组同仁在汗牛充栋的清人传记中，吸收精华、剔除糟粕，所收人物的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止于辛亥革命、清朝覆亡，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约2000人左右，篇幅暂定20卷。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齐头并进，分别出版。这部人物传稿，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做到“求实”和“存真”，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同时以文词的优美、记述的生动取胜，使其成为优秀的历史传记。
 清史研究所的同仁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非常了解这位满头银丝、极具亲和力的当家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大家谨慎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与众多的、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共同构筑、绘制这一漫长、丰富而绚丽多姿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80年代中期以后，戴逸又把研究重点转向清代边疆开发及乾隆时代，其后又主持编写《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重要著作。戴逸以饱满的精神，笔耕不辍，走向历史的纵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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