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自由被无端践踏，学术规则被无情破坏，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清史研究也出现滞步，甚至后退。回到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内大环境仍是动荡不安，“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运动恶浪此起彼伏。但是清史研究小组的成立，无疑凝聚了史界的精气神，开辟了学者研究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国际环境来看，当时距离珍宝岛事件时间不长，正值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很多因素，因此中央希望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中俄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时代赋予史学界的现实使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随着领土争端的加剧，边疆冲突提到日程上来。史学界为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重点关注中俄关系的考察，尤其重视对中俄边界等问题的研究。其后，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种，一是《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的出版，二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

面对现实，身为严谨的历史学者，身为清史研究小组的一员，戴逸的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接受了研究和撰写尼布楚条约这一特殊任务。在干校几年，虽然与外界接触极少，但是陆续也能知道一些国内国际形势。建国以后，中苏亲密的国际友谊，随着苏联内部权力更迭的斗争而逐渐产生裂痕，在中国政府多年的克制忍让及严正抗议下，最终还是导致了不仁之战。来干校这一年，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就爆发了，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便是艰难的、拉锯式的国际谈判。在地图上，在高昂的“雄鸡”头部，很容易找到珍宝岛，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与劳作，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里驻守边防，与岛上居民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面对强权，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面对现实与历史的冲击，戴逸以饱满的民族热情，投入了繁重的研究工作。

这一年，距离戴逸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的出版，已有15年之久。第二卷于1964年完稿，并没有正式出版;第三卷才写到戊戌变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两部80多万字的书稿，经由时间的淘洗，使得戴逸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与考虑。戴逸心中虽然非常想续写近代史稿，但是面对特殊任务，他欣然投入。重新投入历史研究，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此时的戴逸已过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更加珍惜这义不容辞的责任。

显然，研究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戴逸尽可能地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头脑，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档案是研究学术最基本、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面对近300年前的这项条约，戴逸打算首先从历史档案资料着手，着重搞清楚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俄国哥萨克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整个的历史背景，二是决定把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的情况、条约的文本和争议的问题等等，都给摸个一清二楚。

多民族统一的清代，历时近300年。它以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在多年的统治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满文奏折及公文。及至清代中后期，满文大部分被汉字同化，并逐渐被人淡忘。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档案1000多万件，其中满文档案200万件，这些档案内容广泛，包括内政、外交、民族、宗教、军事、财政、农牧业、交通、文化教育、天文地理等，而且都是原始档案，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和研究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满文事业。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满文档案资料的管理、整理、翻译及人才短缺问题，得以一定的解决，但随着“文华大革命”的到来只得搁浅。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尤其是在边界谈判中，边境划分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这本属历史问题，但中俄关系的历史资料多在清代，中枢机构与俄国来往外交文字全都是满文，包括《尼布楚条约》都用满文、俄文和拉丁文。于是，周恩来总理从“五七”干校调来人才，专门成立满文组，负责中苏关系的史料发掘、整理、汇编工作。

沧桑的历史，被拯救的满文，戴逸在故宫博物院，在散发着陈年的刺鼻味道的档案、资料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历史就这样一点点被勾勒，密密麻麻地抄录在本子上，边疆问题像剥笋一样逐渐清晰。

明末清初，风沙弥漫中，俄国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在血腥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之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当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俄军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再次收复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俄军被迫投降，但当清军一离开，俄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接受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历史的书页往前翻阅，停留在清康熙二十八年的农历七月。此时，北京城暑热未消，东北边地尼布楚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辽阔的大地上，北风凄厉，像在宣告一场大戏即将上演。钦差大臣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一行200多人，被康熙皇帝委派为对俄谈判使团，在阴冷的尼布楚城外落定。此行担任翻译的，是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异。临行前，康熙皇帝一再重申了大清帝国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及一河一溪，皆大清属地。当时，清廷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为避免清军同时与俄罗斯、噶尔丹两线作战，以免俄国公开支持一向投靠它的噶尔丹，是康熙皇帝力争尽早与俄方签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两国交锋，双方就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城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辩争。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具有多年的外交经验，是个资深的谈判老手。他一方面想多拖延时日，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也很担忧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正当两国谈判使团唇枪舌剑之时，尼布楚附近的喀尔喀蒙古人揭竿而起，反抗俄国的侵略。这一事件迫使俄使团不敢继续拖延，两国终于签订了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延续多年的中俄边界之争得以圆满解决。

戴逸一路摸清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来龙去脉，还找到了尼布楚谈判时的满文奏折。当时，苏联方面公布了大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包括俄方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的诡诈伎俩，都得以浮出水面。尤为重要的是，在谈判中充当翻译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徐日异的日记，国内也已翻译出来。当年，康熙皇帝针对这两位中方翻译颁布谕旨，赋予他俩和同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外交事务。作为上帝的福音的传播者，他俩清楚地知道此行的目的，能够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更具有谈判意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谈判的进程。戴逸比照着他们当年的日记，以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此外，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关善本书籍，也有助于研究的进展。

寒来暑往，戴逸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迎来了1976年的春天。这是中华民族转折性的一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凝固的空气日渐自由，沉寂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获得鼓舞与新生。这年9月，恰逢戴逸50岁大寿，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研究著述，也将接近尾声，心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戴逸吃着夫人刘炎做的长寿挂面，两鬓冒出来的银丝，令夫人格外心疼。学术研究无疑与冷板凳相伴，刘炎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成为戴逸学术事业的动力。

1977年5月，《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重要著作，也是戴逸第二部学术代表作。由于戴逸掌握了大量关于中俄谈判的具体细节，许多生动、具体且鲜为人知的情节得以呈现，这在史书中是罕见的。书中对该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认为各种文本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交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书中以大量事实证明，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当时是内部出版物，苏联方面并不知道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个条约作了充分的研究。因此在谈判开始时，他们非常自信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仍说自古以来黑龙江流域等地就是俄国的领土。面对中方递上的研究材料，苏联方面都傻眼了，原来在16世纪前满族早就在黑龙江流域生活居住了，而俄国人是在17世纪才来到这里的。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7年版封面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外交部在中苏谈判与交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成为清史研究中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在忙碌和欣喜中，戴逸夫妇也铸就了银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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