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的磨砺中，戴逸摸索着前行的方向。作为青年史学家的戴逸，在与史学界前辈们的交往中，受益匪浅。1963年初夏，戴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史学家郭影秋。身为学者型的高层领导的郭影秋，解放后弃政从文，成为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校长。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应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的请求，又调郭影秋来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当时，戴逸要去范文澜那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急需向校领导汇报，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

郭影秋

郭影秋也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国学功底自然了得，《李定国纪年》便是他在南大任职期间的研究成果。眼前这位新校长既有革命家的风姿，又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温文尔雅的言谈中透着果敢。听了戴逸的汇报后，郭影秋跟这位青年教师坦诚交谈。虽然郭影秋来到人民大学上任不久，却对学校的情况非常了解，对于学校教师队伍、专业设置、思想工作等等都了如指掌，并对学校的前景规划有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戴逸静静聆听着新校长的谈话，惊讶于他的敏锐眼光。这时，只听得郭影秋询问道：你看，历史科学在文科大学中应占什么地位?对此，戴逸想得并不多，便简单地说了几句。只听得郭影秋继续说道：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成立历史系或研究机构，重要的是要办出特色，要重质量。当年，人民大学是没有历史系和研究所的，经郭影秋点明，戴逸感觉眼前忽然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后一两年间，由于戴逸借调在外，又加上下乡“四清”，所以一直没有和郭影秋单独谈话的机会，但他一直牢记着这番话，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

早在南京大学期间，郭影秋在个人致力于明清史研究的同时，还专门组织了一批明清史专家，成立《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编辑整理晚明史籍。到人民大学工作后，考虑到学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实力，加之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郭影秋屡屡建议编纂清史。岁月有痕，郭影秋一直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终于，设立清史研究所的事有了进展。

1965年秋，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叩响了戴逸家的门。孙泱使劲握着戴逸的双手，郑重地宣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编纂清史事宜，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委员会由郭影秋领导，委员有关山复、尹达、刘大年、郑天挺、佟冬、戴逸等七人。一锤定音，郭影秋积极贯彻中央这一决定，迅即与人民大学党委研究部署，着手筹建清史研究所，并考虑让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筹备及研究工作。决定一出，郭影秋便派孙泱亲自登门正式通知戴逸，并授意戴逸草拟研究所的规划，担任所长，所址就定在沙井胡同。亲耳听到孙泱副校长传达的中宣部的决定及郭副校长的意见，戴逸激动不已。想及几年前与吴晗的那次谈话，还有与郭影秋的单独会面，及至成为清史编纂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仿佛是命运女神的安排，一步步接近梦想的目标。

1965年，在书房中

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吴晗首当其冲，不时遭到言论的指责。作为当年受周总理嘱托筹划清史编纂的吴晗，当然不能再参加清史工作了，七委员内自然没有吴晗的名字，因为当时学术界的形势已经剑拔弩张。果然没多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文化大灾难降临中国大地，无数人受到牵连和冲击。

当时，中宣部组织了龚育之、邢贲思、林甘泉和戴逸四人成立写作组，撰写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笔名“方求”。在方求的文章中，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采用了一年多前星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清官”》的观点，指出该文“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说起《论“清官”》一文，是由戴逸执笔、集体写作的，1964年刊发于《人民日报》，笔名“星宇”。也正是由于这篇文章，戴逸被抽调来四人写作组。此文观点明朗，思路清晰，运用马列主义解释历史上的清官和清官现象。文章对清官的定义作了剖析，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利，进行无限制地剥削;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清官又是同情劳苦大众，减轻普天下百姓的苦难，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其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方求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却意想不到地得罪了姚文元等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的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的文章来了。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间国内报刊广泛转载。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批判清官的文章铺天盖地，气势汹汹。这些文章的观点认为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发广大人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大众反而有欺骗性、蒙蔽性。说实话这种牵强的逻辑难以令人信服，却以洪水猛兽之势形成冲击波。以致后来方求的文章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了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撰写的，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同时，他们还给星宇的《论“清官”》扣上一顶帽子，说它是调和主义、折衷主义的大毒草。

因为《海瑞罢官》，吴晗遭受史无前例的诬蔑和折磨，被扣上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被捕入狱，最终被迫害而夺去了生命。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及中宣部主持下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都成了“黑帮”组织的“黑会”。灾难同样降临到戴逸的头上。由于《论“清官”》一文，且与吴晗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戴逸首当其冲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戴逸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天天写检查，交待思想，集体批斗。由于跟吴晗洗不脱的关系，戴逸自然被迫一遍遍地交待“事实”。交待到后来，又被迫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解放前在北大时，戴逸曾被捕三个多小时，后被胡适保释，这三个多小时让他说不清道不明，解放后入党时审查很久，直到1954年经由地下党作证才成为预备党员。这个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时也被拿出来当成罪证，让戴逸老实交待“被捕三个多小时”和胡适因何保释他的事实。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猛地蔓延开去，从北京到各地，一时间，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搜查、大批斗。白天，很多“黑帮”分子被按倒在地，任由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耳光、拳头像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耳欲聋，一天下来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戴逸因写《论“清官”》一文受周扬赞赏，而被戴上“清官”帽子游街示众。晚上，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住所，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在无休止的批斗中受尽摧残和凌辱。

所幸的是，在受到强烈的批判后，学校对戴逸还是较为理解，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使得他免遭了一些皮肉之苦。在无数个夜晚，当戴逸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到大院门口，猛然跟两只石狮子照面，来自历史的寒光令他不寒而栗。扪心自问，从当年的北大来到解放区，在华北大学的学习与实践让他投入党的怀抱，进城后至今，在人民大学历史教学的岗位上，有了很大的锻炼与进步。戴逸当时不太明白，自己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却要受到如此批判。难道造化弄人，在历史的隙缝间给自己开了个玩笑?清史研究所的筹组工作才刚起步，却又遭受扼杀，实在令人痛心不已。戴逸双手抚摸着冰凉的石狮子，不时拍打着、追问着，以整理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大院里静悄悄的，挨家挨户窗帘低垂，门窗紧闭。进得家门，妻儿都迎了上来，一天中令人慰藉的时光来临。及至后来监督劳动，甚至关进牛棚，周遭是熟悉或不熟悉的“黑帮”分子，黑压压的一片，戴逸心中已有一盏明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历史必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温暖来自理性和良知，照亮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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