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迎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一批又一批的干校战友整理行装，回到北京。至1973年，人民大学教职工全部返回北京。戴逸下干校时带去的一套英文版毛选，早已熟稔在胸。与毛选一起塞进行囊里的，还有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免有些怅然若失。几年猪倌生活的磨砺，使戴逸感受到人生之真实，留恋之情是难免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永远凛然于内心深处。诗人牛汉写于干校的《半棵树》，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干校生活的精神写照：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到了它^①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正是戴逸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黄金时代，却遭遇命运的冲击。期间有较长时间，一直与书本绝缘，中止了历史研究工作。在干校的养猪班里，虽然身边没有书籍，虽然远离学校、远离专业，但是心中的牵挂却丝毫没有减少，清史研究之路仍在心中延伸。所幸的是，春天的气息已悄悄来临。回到北京，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都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内新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戴逸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72年经北京市委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其中的一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另一半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档案、语文、哲学、法律等系。研究小组组长为郭影秋，其他领导成员为尚钺、罗髫渔、胡华、袁定中。
 组建清史研究小组，有着郭影秋为保存研究力量的一片苦心。“文化大革命”之际，清史编纂工作及建立研究所的规划不仅化为泡影，反而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郭影秋遭受非人的迫害，身患重病。缠绵病榻之际，他仍非常关心学校的前途，教职员工的工作去向，更坚定重修清史的使命，对成立清史研究所之事始终铭记在心。虽然1970年人民大学已被明令解散，教职员工都下放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但他仍向上级建议，将来如果人民大学的教师回到北京，一定不要分散分配工作，而要成建制的集中安排工作，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地集合起队伍。几年之后，这一前瞻性的建议被采纳实行，从干校回到北京的人民大学教师，都被成批、集中安排到北大、北师大、首都师大、财经大学等高校。这显示了郭影秋的高瞻远瞩，无疑为人民大学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郭影秋一直没有忘怀“文革”前夕，中央委托他编纂清史的任务。1972年，他刚刚解除拘押审查，又拖着病体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所幸的是，这一建议又被上级领导采纳，随后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同时决定，由郭影秋亲自挂帅，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这样，清史研究小组就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名为清史研究小组，却被批准可有40个人员的编制，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机构建制，也是此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在“文革”期间，清史研究小组得以建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这反映了郭影秋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清史研究小组的建立，使戴逸和志同道合的同仁得以聚集在一起，在郭影秋的直接领导下，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开始了漫长而有意义的清史研究工作。“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在艰难险阻的时局之际，正是这样一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使得有志于清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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