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传递，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视提高到日程上来。1981年，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呼吁要求编纂清史，上面有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对此，中国社科院非常重视，专门召集了郭影秋和戴逸开会，共商启动事宜。当时，郭影秋的身体已很虚弱，听闻此情，激动得热泪盈眶，言及诸多熟稔于胸的想法。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更是提出了用心血凝结而成的编纂规划。几代学人，促膝相谈，心中洋溢着浓浓的清史情怀。及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讨论科研规划，《清史》编纂被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后被延至“七五”规划)。1982年的秋天，在戴逸的倡导和牵头之下，首届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终于在北戴河举行。会上着重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气氛非常热烈。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国家财政情况很紧张，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编纂《清史》。同时，国内史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修史的条件还未成熟。因此，《清史》编纂又一次搁浅。对此，戴逸深有感怀，弹指20年间，自己前后三次参与动议清史编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深抱遗憾，可这正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啊! 虽然时机尚未成熟，戴逸坚信离梦想的实现，肯定又近了一步。

1982年，与周谷城(左)交谈

几度春秋，在清史园地拓展的戴逸已然华发满头，却精神抖擞。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为清史纂修铺平了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国力显然呈几何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正是在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规划中，第一次将社会科学列入发展规划，《清史》编纂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项目。当时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先后给予清史研究大力的支持。90年代末，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清史确立为重点学科，在科研经费、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目睹国家的大好形势，面对清史学界的发展，戴逸心潮起伏。盛世修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对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应是当代人的责任，是时候了!

2001年初，戴逸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瞭望》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紧接着，在戴逸的倡导下，4月初，《清史》编纂座谈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都是各研究领域卓越的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朱家溍、蔡美彪等。一眼望去，鹤发童颜的学者们陆续走进会场，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令戴逸非常感动。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学者们都对清史编纂提出很多建议，大家都认为，清史研究所清史编纂的前期工程已经做得很扎实了，学术条件、人才条件业已基本具备，当前应该大力呼吁及早推动这项工作，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支持。推动这项工作，首先要成立领导机构，同时应对编纂的一系列问题，如体裁、体例、凡例等开展讨论，更要通过媒体呼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座谈会上，有学者还谈到一个引人深思的掌故。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天晚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窑洞外散步，正巧碰到毛泽东主席，闲谈间毛主席向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怎么就把华夏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200多年，其中道理何在?我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我没时间。这个掌故引起学者们的共鸣与深思，其实，关于清朝的建立、统治及至走向灭亡，也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但以清史为专业的专家还是太少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的清史发展很快，各方面成就很大，只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再推进一步就可以了。座谈会济济一堂，众多学术前辈、名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给予清史研究所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相信大家齐心合力，努力地宣传、促进、呐喊、呼吁来推进，最后必定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

戴逸与学者座谈取得共识后，两天后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蔡美彪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信，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议。仅仅一周，就收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不久，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也作了重要批示。当江泽民考察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等中央领导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戴逸的带头呼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2年8月，中央批准了纂修清史这项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11月，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成立，共由14个部委组成。及至12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标志着这项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而此时的戴逸已经76岁了。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呼吁，在世纪之初终成好事，戴逸的心情格外激动。这幅多少代、多少人描绘的图景真的展现到眼前时，戴逸更加感受到肩负的重任。想想看，将近600年以来，国家易代修史仅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经康、雍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眼下启动的纂修清史工程，实乃百年不遇的盛举，是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一代盛典。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戴逸深感是莫大的幸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2月 12 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戴逸很有信心地谈了五点工作展望，即建立和健全机构、组织队伍及调集人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及制定规章制度。为确保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清史》，确定主体工程是大约3000万字的书稿，时间为10年左右;同时展开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从此，戴逸心甘情愿地戴上这只“紧箍咒”，与时间赛跑，与日月争辉。

2002年12月，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会议

转眼过了元旦，元月28日，国务院组织召开由《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和部分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其乐融融，李岚清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标志着《清史》编纂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与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讲清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要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最终使这部《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较完美的统一，使其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佳作。这不仅体现了新修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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