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大学遭到极大的冲击。曾任朱德总司令秘书的孙泱副校长,被诬指为特务。紧接着,郭影秋副校长也被凭空捏造的所谓“二月兵变”诬陷,幸得中央老一辈领导出面澄清。400多名一向积极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校教授、干部们,都被一个个地揪出来,一夜间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在私立的所谓公堂里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四人帮”的挑动下,群众队伍遭到分裂,两派对立并武斗。人民大学被“四人帮”挑动起来,造反派们上演一出出打、砸、抢的闹剧。不仅校园遭受重大破坏,大批干部、教师也被施以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
面对谙熟于胸的史册,重重困惑裹挟着人心。胸口的明灯来自亲人,也来自相知相识的师长。在牛棚里,戴逸又遇到了老上级胡华。自20世纪50年代初胡华遭到党内批判后,他领导下的革命史组的青年学术群体不得不解体。此后,戴逸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跟胡华接触少了,但有机会还会聊天、谈心。那时,胡华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关心党史的研究工作,好多次跟戴逸谈到要为牺牲了的烈士写传记的想法。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这或许可以说是胡华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吧。60年代,胡华又一次在劫难逃,在思想学术界被点名猛烈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华又被打成“黑帮”。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运动,使很多人蒙受灾难。
工宣队开进人民大学校园后,黑线人物大都集中在狭小的屋子里,每天像犯人一样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跟外界完全隔离开,没有丝毫自由可言。原本相熟相知的同仁,表面上也只能当作不认识,偶尔交换一下眼神,不敢公开交流。但彼此之间都心知肚明,一有机会也会压低嗓门,说几句贴心话,足以安慰人心。多年后想及,戴逸深深地被当年的牢狱之情所感动,自己已被批斗得体无完肤,但仍不忘用仅存的一点微热去温暖他人被冻得快要透凉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面对历史的风浪,谙熟“水性”的革命者仍保持良好的心态,坚信眼前的混乱局面定然会过去,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
胡华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他的双眼总是那么地坚定,透着温暖和关怀,令难友们感到暖流一阵阵地流过心头。经历过多年的被批判,胡华并没有消极,反而坚定不移自己的信念。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胡华一有机会就要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刘少奇,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了任务进行学习,并要大家写学习心得。大家敢怒不敢言。有次劳动时,见旁边没有人,胡华低声跟戴逸交换了意见,并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胡华爱憎分明的个性丝毫未改,他甚至敢于和工宣队、红卫兵据理力争。每天的体力劳动风雨无阻,有的老同志年龄大、身体弱,明显吃不消这样的体力活儿。大家都很深感同情,可也无可奈何,只有暗中帮忙。胡华毫无畏惧之色,找到工宣队,要求减免有位老干部的活儿,在他的再三说服下,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学校早已停课,教职员工何去何从,大家心里都没底。根据“五七”指示的要求,大学除了学文化,还要学农、学工、学军等,知识分子下到基层是最好的办法了,同时各大机关也要下基层。1969年,北京的各大机关、高等院校等积极响应号召,统一行动,铺开到全国各地落实“五七干校”的基地。如中央各部有去黑龙江的,有去宁夏的,有去河南的,三所著名高校如北大、清华、人民大学都去了江西。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余江县的刘家站。
这一年,戴逸等“黑帮”分子被“半解放”了,虽然还要劳动、思想汇报等等,但行动有了相对自由,可以回家过平常日子。同时也恢复了党籍,当然人还在另册之中。此后,随着“五七战士”的一批批下放,戴逸自然也在下放之列。行将离别之际,最难以割舍的是妻儿老小。贤良的妻子连夜给丈夫准备行囊,妻子忙碌不已的背景,深深刻入戴逸的脑海之中,在此后分离的日子里温暖孤寂的心灵。在被打倒之后,抄家是免不了的,一书房的书籍总有损失。此番一别,不知何日再相逢,不知彼此再遭到何种待遇。重新打量这些伴随自己无数个夜晚的书籍,戴逸狠狠心,想把它们给处理了。他坐在书堆里,一本一本地摩挲着书的封面,有厚的、薄的,有横排的、竖排的,有线装的、平装的,一一在手掌间告别。最后,用麻绳将书们捆扎好,一捆一捆,从家里排到门口过道,煞是壮观。当将近两吨重的书籍运到废品站后,虽然它们的使命看似已然完成,但它们在人间的意义却传递给了一位历史学家,物质的消殒换来了书脉的永存。书生意气的戴逸让自己跟书籍作了一个了断,背包里塞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告别家人踏上南下的征途。
自1969年冬天,人民大学首批“五七战士”开往江西后,接下来的两三年,共有八批1583名教职工和480户家属陆续来到余江刘垦农场劳动改造。当戴逸跟大伙儿挤上火车车厢,北京站渐行渐远,人的思绪也被抛得远远的。虽然经历了不公平的遭遇,但是戴逸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信经过时间的淘洗,历史将澄明透彻。人群中总有几双熟悉的眼睛,周遭的“反动权威”里,还有胡华这样相知的师长,令戴逸的内心颇感踏实。火车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转入江西。一路过去,一路上的农村显得生机盎然,让自小长在江南的戴逸感受到别样的农耕画面。
当火车缓缓停靠在余江刘家火车站,当双脚站立在广阔天地之间,眼前的干校正在修建、完善当中。安顿下来之后,大家便投入劳动,用握笔的双手开垦荒山、修公路、挖渠道、采石块、造房子,一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发展农业生产。没有书本、只有农田的日子,大家深感苦闷。为了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大多数人重新振作精神,无怨无悔地承受着人生的考验。第一次身披蓑衣、打着赤脚下田干活,星星点点的泥浆溅满双腿,有的腿甚至还趴着几条蚂蟥。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同时勤恳、虚心地向当地村民请教。起初干校的食堂只有咸菜就米饭,随着生产的发展,便自己养猪、种菜、种稻甚至种茶,生活上有了不少改善。大家发扬聪明才智,短短三年间,共建造仓库、食堂、水晶宫、医院、电影院、商店、发电站等房屋81栋,修公路5公里,开垦荒地630亩,包括橘园、良田、茶场等。仓库是干校的命根子,自给自足的粮食全都储存于此。南方雨水较多,防潮防水是要点,因此在建造上费了不少心思,柏油、泥浆、石灰里外三层的糊墙法,实属创新。仓库的墙壁上,劳动之余的感慨留在上面,正是:丰收季节,谷粒满仓;家家户户,喜笑颜开。有村民在墙壁上写了致一位老教授的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师生们的生活情景。诗中写道:昨日深更半夜,今日夜半三更;你爬书山狩猎,你下书海捕鲸;满头白发是书山飘落的雪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
戴逸被分配在二连养猪班,凑巧的是跟胡华在一起当猪倌,还有吴树青、项充等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猪圈里共有20多头猪,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就忙着挑泔水、喂猪、清圈、做饲料,晚上还要值夜班。同时,白天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家都是生平第一次直接与猪打交道,主要任务是喂好猪栏里的这些猪,保证干校的肉食供应。当戴逸拌好饮料,拎着木桶来到猪圈前,那些猪一闻到饲料的香味,都哼哼唧唧地聚过来,那副摇头甩耳的样子令人啼笑皆非。饲料倒入石槽后,猪们便埋头吃将起来。一片稀里哗啦之后,便很满足地踱起步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但是养了一些时日,这些猪就是不肥。当时江西正在推广无粮喂猪法,不准用粮食喂猪,可一点不用粮食,猪无法催肥,老是养不大,一身的皮全是皱褶,活像小老头。猪倌们想尽办法,一起给猪做饲料。最好的饲料是砻糠,再加点黄豆,经过碾磨,就成了专用饲料。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按照书上说的去实践。比如从地里摘来南瓜,洗净后切成块,猪们倒可以细嚼慢咽半天;又在糠里掺进白菜叶子,煮熟了给猪吃。田边地头的猪草非常茂盛,背着竹篓去河边、树下、沟旁,带回一篓篓的绿意。尽管经常琢磨,但这些“老头猪”不太争气,没有想象中的肥壮。
白天除了干活儿还要开会,进行各种“批判”,人早已累得腰酸背疼,晚上往往倒头就睡。养猪班还要值班守夜,戴逸跟胡华搭档。要说体力,无疑是超负荷的,但精神的碰撞令人愉悦,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两人便天南地北地聊天。无数个夜晚,他们促膝谈心,从书本到现实,从历史到眼下,从国家到个人……多年的师生情谊化为汩汩暖流,温暖着心田。虽然身边没有书籍,但是一谈及专业,两人就有说不完的话。比如清史研究所的成立,其戛然而止倒是带给戴逸更多思考的空间。他跟胡华谈到一些具体实施的办法,商量如何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深感清史研究之路仍在心中蜿蜒,离学校、专业越远,心中的牵挂越多。胡华仍在思考如何给烈士写传记,很多想法已经很成熟了。在闲聊的当儿,听着猪们此起彼伏的呼声,偶尔传来乡村的狗吠声,夜空下的干校显得十分静谧。伏在门边的“小纠纠”在黑夜中值班,令人感到更加的安宁。但只要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它便即刻竖起耳朵、直起身子,发出它警惕的叫吼之声。
“小纠纠”是猪倌们养的小狗,是胡华从远处要来的,它全身毛头乌黑锃亮,额头上一撮白毛尤其醒目,非常机灵又讨人喜欢。刚来时,它瘦弱得皮包骨头,抱在怀里很温驯、很安静,悄无声息的样儿。在如此偏远地区,遭受不公命运的人们,忽然看到这样一个可怜见儿的,仿佛在荒原的深井里照见了自己,生出无比的怜爱之情。猪倌们给它搭了个干净、暖和的安乐窝,喂它吃东西,逗它玩闹,没多久它就强壮起来,也成了养猪班的看家狗。“小纠纠”也是养猪班的心肝宝贝,是大家快乐的源泉。白天,它跟在猪倌们身前身后,一有信息便跳将前去,帮着轰猪守门。晚上,它陪猪倌们值班查夜,成了大家精神上的慰藉。“小纠纠”跟胡华的感情特别好,由于经常一起值夜班,跟戴逸也很相熟。每当师生俩谈话酣畅之际,“小纠纠”趴在主人的脚边,一边听着两人的轻声谈话,一边懂事地竖起双耳,警惕周围的情况。
有一次,胡华请假回浙江奉化老家探亲,“小纠纠”便由戴逸照顾。戴逸走到哪里它便跟到哪里,十足的一个好帮手。就在胡华探亲的那几天,干校的墙上贴出了批判胡华的大字报,除了“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的陈年罪名,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因蒋介石是奉化人,便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如此云云令人哭笑不得。那几天,“小纠纠”似乎也知道了,急得抓耳挠腮,吃饭都没心思。夜晚,它趴在戴逸的身边,在戴逸的安抚下才慢慢平息。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不时发生在干校,所谓批判的警钟时时敲响。终于等到胡华回来了,“小纠纠”咬着他的提包呜呜叫唤。平素温和的胡华看过大字报后,马上找到写大字报的人,把那人驳斥得无话可说,这场“闹剧”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戴逸从这场“闹剧”中,感受到胡华的铮铮风骨。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面对此情此况,戴逸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留侯论》的中心所在。苏东坡在成熟之年遭受诬陷,后顿然醒悟,印证了他年轻时写下的诗句。原来,人生路的坎坷当是一种必然,唯有坦荡的胸怀,才能在人生的风波内安定自在,达到得而不喜、失而不惊的心境。
当时,国家的前途未可知,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虽有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但是想及前人的遭际及诗文,亦是一种任重道远的激励吧。历史善于开玩笑。1971年,中国发生了林彪“九一三”重大事件。它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当时,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率先解放了很多被禁锢的老干部。好消息传来,干校里一片欢呼雀跃。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已被宣布解散,本来戴逸等干校学员们被定向就地分配,但江西方面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是个重大“包袱”,“年老体弱工资高”,干不了力气活儿。几年来,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终于在历史的拐弯点,最终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就这样,干校的学员们才得以陆续离开回城。
人们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之中,忙着给家人写信,盼望着团聚的时日。就在人人喜上眉梢之时,“小纠纠”低眉搭耳地,显得孤单落寞。两年下来,它出落得更加健壮,它欢快的身影跳跃着,成了养猪班不可缺少的一员。“小纠纠”的神情时而带着期盼,时而没精打采,它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有着预感。把它带回北京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留在当地,难逃被捕杀吃掉的命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谁能顾及一条狗的命运呢?! 胡华和戴逸他们一直在为“小纠纠”担心,也想过送给哪家好心人,但江西农村吃狗之风盛行,最终难逃一劫。听任时间像沙子一样流逝,也无法挽回命运的安排。胡华要先回北京,临走前他一直在逗“小纠纠”玩,最后他嘱咐戴逸说: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 那声长叹和那离去的背影,一直在戴逸眼前晃动。接下来的日子,戴逸一直照料着“小纠纠”,还时时提防着其他人的举动。当时,回北京的战友一批批地走了,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戴逸被排在最后一批。那几天,“小纠纠”寸步不离戴逸左右,它似乎知道大难临头。狗肉的香美总在诱惑着战友们,不少人动员戴逸把狗杀掉吃了。看到戴逸坚决反对的样子,战友们劝说道,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临行前饱餐一顿,也算是打打牙祭。他们天天软磨硬泡,最后戴逸一狠心,索性不管,随他们处置。他特意请了一天假,避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心里一直放不下“小纠纠”。
在那个年月里,人的命运尚难以安定,哪有能力去庇护一条可怜的小狗呢,或许,只能是这样的归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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