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不平静的暑假已过，转眼已是秋天。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染红世界东方的天际。戴秉衡一心想冒险回北大，去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同学，再找到心向往之的组织。他告别家人，悄悄地从水路经天津回到北大，找到了同学。白色恐怖之中，同学相见分外激动，大家压低嗓音，互相说着离别后发生的事情。据说，有的同学被抓进去了，也有不少同学投奔了解放区。“解放区”犹如一道闪电，使秉衡眼前一亮。由于学校里还有不少特务学生潜伏着，当晚他躲在同学宿舍里，心里默记着找到党组织的方法，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谁知，第二天在吃早餐的时候，秉衡就被人告发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抓走了。

郑天挺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他马上告诉了胡适校长。胡适校长对戴秉衡是很有印象的，当年秉衡刚到北大时，还拿着同乡钱昌照的介绍信去胡适家拜访过他，胡适知道这是个很优秀、很有志向的学生。后来，因为搞学生运动，要办孑民图书馆，秉衡多次去找胡适校长交涉，还顶撞起来，令校长很不高兴。只听得郑先生说，戴秉衡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情况迫在眉睫，胡适校长二话没说，赶忙写信出面担保，说戴秉衡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由于胡适的声望，秉衡被关了三个多钟头后就被放了出来，保释在外听候传讯。对此，秉衡对北大师长们的厚爱永存感激之情。

1998年，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在台北胡适公园留影

幸运的是，被放出来的秉衡很快找到组织，组织给了他路条、联络暗号，让他去华北石家庄解放区。已是深秋，秉衡风餐露宿，一路乘车来到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这天，秉衡来到沧县东城门，在桥上跟自己人用暗号接上了头，令他欣喜万分。接上头后，秉衡随人来到一处僻静地。在填表登记时，解放区干部告诉秉衡说：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你必须要改个名字，以免有事连累家人。这些时日东躲西藏的经历，让秉衡感触很深，心想自己是逃出来的，逃就是逸，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穿越敌人封锁线，胜利来到了石家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戴逸所见所闻都洋溢着喜悦向上之情。石家庄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共产党攻克的第一座关内大城市，是党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块党统一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为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进一步做好了准备。石家庄的人民群众重获新生，摆脱战争带来的饥寒交迫的威胁，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安排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

戴逸与很多国统区的进步青年来到解放区，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石家庄浓墨重彩地创下了新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第一”：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华北地区第一座水电站在这里兴建，神奇的电流从这里流向西柏坡和周边的兵工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在这里设立，多座天线塔分别向中国和全世界播发信号;在这里，毛泽东为新创刊的《人民邮电》题词，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同时，石家庄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批高等学府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今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等高等学校，先后在这里开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从此，戴逸与戴秉衡迥然不同，他对党的历史和发展，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进入正定华北大学培训学习之后，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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