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是为满足宫廷需要而生产,因此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它往往搜罗民窑中的能工巧匠,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采用优质原料进行生产。
御窑厂对瓷器的挑选极其严格,凡进贡的御器大多要“百选一二”,烛台、绣墩之类烧造“百不得一”,龙缸、花瓶之类“百不得五”。由此可知,景德镇实际烧造数比贡奉数不知要超出多少倍。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落选官窑瓷器标本,即是最好的证明。从遗址中出土的成化官窑青花花鸟纹盖盒与青花龙凤纹盘来看,前者只因少画一朵小花、几个小点而被淘汰,后者则因龙的一足画成六爪而被毁弃。这充分反映出成化官窑对产品质量要求之严,以及为皇帝挑选用品的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至于每件瓷器的耗费,明代文献中有“瓷器节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银二十万两”的记载,由此推算每件瓷器的平均烧造费约为一两白银。
明清皇帝对官窑生产颇为重视,不仅下令宫廷为瓷器生产提供样品,还直接颁旨指导官窑生产。例如,清代官窑瓷器大部分由内务府造办处出样。这些瓷样或为画稿、或为木样、或为漆样,有时甚至将清宫旧藏瓷器直接发往景德镇照样烧造。康熙时宫廷画家刘源曾为御窑厂设计过画稿。至于做木样、漆样和向景德镇发瓷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档案中屡见不鲜。例如:“(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杜寿交来斑竹纹瓷缸一件,塔心瓷缸一件,旨着照此缸尺寸做些木样呈览过,或做硬木的,或做漆的,准时再做。”“(雍正四年)八月初八日,郎中海望持出宜兴挂釉缸一件,奉旨旋一样,将两头收细,交年希尧烧造。再着年希尧烧圆球瓶,径八九寸,上开口径二三寸,肚内安插花管高二三寸,径三四寸,做木样再交年希尧烧造。”“(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太监毛团、胡世杰将画得瓶样胆瓶、双环蒜头瓶、玉环天然口纸锤瓶、花觚、天盘口梅瓶、双凤耳尊、玉环纸锤瓶、小胆瓶、天盘口纸锤瓶纸样各一张,交唐英照样发去烧造。”“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照样烧造得填白胆瓶四件,填白双环蒜头瓶五件,填白玉环天然纸锤瓶三件、填白双凤耳尊四件、填白天盘口梅瓶三件、填白小胆瓶二件、填白二环纸锤瓶三件、填白天盘口纸锤瓶四件持进呈览。”再如“(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钧釉纸槌……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所进墨菊花蝶,嗣后少画些。”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雍正皇帝有时对瓷器上一些图案的画法要求甚为严格,如:“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司库常保持来画珐琅大玉壶春瓶一件,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钦此。”
正是由于政府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及最高统治者对宫廷用瓷的重视,御窑厂的产品精益求精,代表了明清瓷器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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