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缘何成为明清瓷业中心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景德镇早在五代时已开始烧造瓷器，宋、元时代的瓷业已相当发达，但由于唐末至元代（包括辽、金）名窑遍布全国各地，产品各具特色，竞争激烈，因而没有形成以某个窑场为中心的格局。

明代景德镇制瓷技术在宋元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假如说唐代瓷业可用“南青北白”、宋代可用“八大窑系”来概括的话，那么明代可用“一个中心”来概括。这“中心”便是瓷都景德镇。整个清代，景德镇也始终保持着中国制瓷中心棗瓷都的地位。明清时期的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瓷业中心并不是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共同着力的结果。

景德镇“水土宜陶”，具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景德镇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是优质瓷土，洁白细腻，至今全世界的瓷土均以高岭命名，是烧制瓷器的理想原料。景德镇东北为黄山余脉，东面为怀玉山缓坡，群峰环峙，林木茂盛，为瓷窑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昌江依傍，江水可供淘洗瓷土，设置水碓，利用水利粉碎瓷石。此外，昌江江水自东、北两面流经市区，汇合后向西南流至鄱阳湖，注入长江，达于外洋，航运畅通。装载瓷器的货船可顺流而下直至鄱阳湖，转道九江、南京、扬州等地，然后销运国内外，境外的制瓷原料也可通过航运抵达景德镇。又由于景德镇北有黄山，东有怀玉山、武夷山，西有鄱阳湖的阻隔，又不处在大陆东西南北的主要通道线上，因而历代的战乱，大多没有波及，百姓得以安居，陶工得以乐业，瓷业才得以兴盛。

对外地先进技术的不断吸收，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兴旺。历史上，北方战乱较为频繁。受战乱的影响，北方居民向南迁徙。北方窑场也受影响或关或停，窑工们迫不得已也加入了南迁的行列。窑工南迁最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北方窑工大批南迁，不少人进入景德镇地区，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著名的汝窑、定窑、钧窑的工匠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逃到景德镇。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兵南下，各处瓷窑残破，不少窑工逃到景德镇，甚至连吉州窑的大批工匠也转到景德镇。千百年来大量的能工巧匠从外地涌入景德镇，不断地充实、壮大和发展了其技术力量。

外地劳动力的不断涌进，是景德镇兴盛的又一重要因素。景德镇只是浮梁县的一个镇。据史料记载，浮梁县的土著人口，在明清时期只占景德镇人口的十分之二三，而大部分人都来自周围的都昌、乐平、波阳、余江、余干、抚州、南昌、上饶、祁门各府县，号称“五方错杂”。瓷业的发展，吸引了这些农业地区的闲散劳动力，纷纷流入景德镇谋生，使陶瓷业所需要的劳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来自不同府县的人，往往与陶瓷业内部不同的行当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近代景德镇著名的“五府十八帮”。

除了技术和劳动力的输入，还有大量资金输入景德镇，为景德镇瓷业的技术创新、扩大再生产等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输入景德镇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朝廷，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国。来自朝廷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御窑厂的生产，使御窑厂的技术创新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斗彩、珐琅彩、粉彩、郎窑红、豇豆红等彩瓷和颜色釉瓷的新创。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资金主要源于景德镇瓷器的销售，这部分资金是景德镇民窑取得重大发展的强大动力。众多出土的实物证明，景德镇瓷器不仅在江西省境内畅销，而且在临近各省，如安徽、江苏也有市场，甚至销售到四川、陕西、内蒙古和吉林等地。景德镇瓷器从唐代起还远销海外，从国外获取资金。

景德镇瓷业的兴盛，还同广泛的对外联系分不开。全国许多省市都在景德镇设有会馆、商行，派驻专门人员。景德镇也在全国许多地区设庄布点，通过这些渠道沟通信息，了解行情，招揽人才，推销产品，并与海内外联系。

考古资料证明，进入明朝以后，随着御器厂在景德镇的设置，汇集在这里的优秀匠师们兼收并蓄历代各地名窑之所长，并加以发展和提高，不断创造出新的优质产品，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如浙江龙泉窑、河北磁州窑、河南钧窑等生产的瓷器已无法与后起之秀景德镇的青花、五彩、斗彩及各种颜色釉瓷相媲美。景德镇凭借其优良的条件，以集大成的姿态，一举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技艺之精湛，品种之繁多，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窑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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