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宏大的御窑厂

据现有的考古调查和出土实物资料，景德镇自五代以来窑址密布，从元代开始窑址向市区集中，分布在市区的湖田、塘下、南市街、瑶里乡、珠山等地。明代景德镇窑场更多，规模更大。据《黄墨航杂志》载，明代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

明代御器厂位于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匾曰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曰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锺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一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碓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公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爁熿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玄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祠一（曰师主）。甃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间），烧窑人役歇房（八间）。”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

明代景德镇御器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烧造了大量精美瓷器。文献中保存仅有的几次有关烧造方面的记载，足以说明当时的烧造数量十分惊人。根据《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省大志·陶书》等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应专掌御膳的机构尚膳监的要求，御器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皇宫内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重建竣工，光禄寺提出为膳食用，要烧造以金龙、金凤装饰的白瓷和青龙白地花缸。成化年间虽无确切数据可查，但“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正德年间，朝廷两度委派宦官至景德镇监督烧造30余万件瓷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朝廷下达的烧造任务接连不断，且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八年（1529年）至三十八年共烧造瓷器65万余件，隆庆朝12万余件，万历五年（1577年）至二十二年共51万余件，其中万历五年烧造数为17万余件，万历十九年（1591年）烧造数为15万余件。产量之大，也反映出御器场规模之大。

清代景德镇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瓷器的生产规模，明显超越了明代。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在为《陶冶图编次》撰写的说明中称：“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山水环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籍瓷资生。”据推算，清代民窑的容积较之明代一般民窑约大五倍，若以清代二百座计，则可抵明代民窑一千座。关于御窑厂的生产量，总数虽无法统计，但从文献记载雍正年间的年产量中亦可略见一斑。唐英在乾隆四年撰写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曰：“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而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在《陶成纪事》中对这方面的记载更为详细。当时“每年秋、冬两季向宫廷上交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其中盘、碗、钟、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至二三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备赏用。其瓶、罍、坛、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至三四尺高者二千余件，尚有落选次色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至于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期解送淮关总管年（即年希尧）处呈样或十数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这些产品大约由三百人（包括辅助工和办事人员）完成。每年的总支出是八千两银子，由淮安板闸关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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