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爱梅。爱之深，望之切。越研究，兴味越浓;接触愈多，感情愈加真挚。深叹梅乃花之傲骨者，凌寒而独开;暗香远溢，芳心冰清;花中之奇葩，造物之奇迹。要使梅更好地为国人、为世界服务。”陈俊愉高声地朗读着这段写自23年前的文字，尽情地抒发着自己内心的情感。
爱花的人，首先是热爱人生之人。在他的眼里，花卉美丽，事业美丽，人生美丽，祖国美丽。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他对花卉事业都有一种浓浓的情感。他总是因陋就简，有点土壤就种花，就像他自己，对生活条件丝毫不在意。房前屋后，他种下的牵牛花有好几个品种。它们就像是磁铁，深深地吸引着他。每天，他都要去几次，或者浇水，或者锄草，或者就是仅仅站在那里看一看，心里就感到踏实了。他不以侍弄花为苦，深以为乐。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样去做，他只是把与花为伴当成一种最好的享受。
那种爱是与生俱来的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
他从小就喜欢和花花草草打交道。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了金陵大学园艺系，开始了与花为伴的苦乐生涯。1942年夏，陈俊愉被当时重庆中央大学园艺系教授曾勉的《梅花，中国的国花》所打动，决心终身研究梅花。第二年初春，跟随老师汪菊渊在成都调查梅花品种，连同关于我国梅花品种分类体系的建议一起，发表在1945年《中华农学会报》上。1947年发表了《巴山蜀水记梅花》。在丹麦留学时，他纠正了前人在梅花变种定名中的一些错误。回国后他在武汉任教，1957年举家迁京，在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扎下了根。他很快开出了《观赏植物育种学》新课，编教材、讲新课、带实习、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他和同事们一起，讨论专业培养目标，带学生到园林花卉生产施工第一线实习。他的梅花品种分类与引种驯化等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担任过园林系主任，科研生产处处长，还在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兼任研究员，协助开展梅花的研究工作。
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复校后，他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创业。下决心从申请硕士点开始，制订硕士培养方案，逐步扩大专业和招生人数。迎来科学的春天后，园林系还开设了大批新课，结合科研课题培养研究生，弥补了撤系、停止招生造成的断层。
1985年后，他进入了事业的盛期。发表许多论述，出版了一批著作。陈俊愉从1940年代初执教至今，已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60多年。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严密的逻辑性、渊博的学识所吸引。他熟谙教育心理学。在讲课时，当学生对某一问题已感兴趣而又似懂非懂时，他马上抓住这个契机，谆谆诱导，讲透这个内核，使学生顿时领悟，豁然贯通而感佩不已。他认为我国的园林教育与科技水平和我国园林在世界的地位极不相称。我国的花卉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但我国的花卉研究却在所有生物学科、园艺学科中起步最晚。他年逾古稀，仍像青年人一样努力拼搏。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陈俊愉有一句格言：“聚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最大的乐事。”他的一生实践并实现了他的格言。1962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班)，1987年招收博士研究生。30年来共培养出博士25人、硕士31人，如今，他们都已成为我国园林花卉事业的中坚力量，都是各领域所在单位的栋梁之才。
陈俊愉培养学生，从招收到攻读，都有严格要求。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他对在读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要求极高，不仅要求他们学好有关学科的基础课程，也要求他们熟练掌握相关的技术。一是理论联系实际，栽培繁殖技术过关。二是认识观赏植物多。三是毕业论文重质不重量。
黄国振介绍说，“使我感受深刻的是，在读一二年级时，每年暑假，陈先生都要我到京郊黄土岗人民公社劳动锻炼一个月，向那里的花农学习园艺植物繁殖栽培技术，这对我来说很有必要。因为我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并没有学过这样的课程，也没有相关实习。通过两个暑假的实践，我练就了一手植物嫁接技术，这也令我受益终身。”
陈俊愉治学严谨，无论做什么事都细致认真，大事小事皆一丝不苟。在科研工作方面，他始终保持严格、严谨、严肃的精神，从课题计划的制订到具体实施，再到实验结果和数据的分析，都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即使是对一些小错误，他也不放过。黄国振回忆起，“记得入学初期，写学习和研究课题计划，那时刚开始文字改革，我用惯了繁体字，写起来常出错，他都逐一给予改正。”2006年黄国振完成《睡莲》一书的写作，请先生为该书写序，为此陈俊愉把书通读了数遍。

1980年12月陈俊愉在青岛崂山耐冬树下

2010年，陈俊愉(中)与自己带的1960年代毕业的硕士黄国振(左)在北京家中合影

陈俊愉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有口皆碑。多年来，不少著者请他为书写序，不少单位和个人请他题字，还有很多单位请他兼职指导，他都欣然答应，从不讨价索酬。几十年来，黄国振和陈俊愉既是师生，也是亲密的朋友。黄国振育成新品种，陈俊愉帮助命名;黄国振有了新研究成果，他亲自主持成果鉴定。黄国振说，每次到先生府上拜访，张启翔博士也都会抽空过来相聚，三代人在一起畅叙，真是其乐无穷。
黄国振在和陈俊愉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先生还嘱咐说：“国振，你也是80岁的人啦，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黄国振说，“这亲切的话语，至今悠然回响在耳畔。”
从1980年代初至今，陈俊愉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博士应立足于我国自己培养，但施教者又必须持有世界本学科的前沿水平。同时，他还制订了把博士生送到国外学习的方案，以弥补单纯国内培养或单纯国外培养的不足。他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对他们的思想，甚至恋爱、婚姻也都放在心上。在对年轻教师培养方面，把压担子与手把手教结合起来。他说“备课一定要认真，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一次讲课之前是不备课的。”他身教重于言教，73岁时仍坚持自己带研究生实习。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年轻教师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讲究学术民主，在为研究生授课时，学生有不同的观点，无论课上课下，都可以与他商讨，甚至争论。他一向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研究生不仅要专，而且要博，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实的基础知识。
他十分注意国内外园林花卉研究发展的动态，吸取国内外新的科研成果，如生态园林、抗性育种、细胞学、孢粉学、同工酶技术、数量分类等等。直到逝世前一个月，陈俊愉还在关注梅花全基因组测序及精细图组装的研究进展，并将分子水平研究成果与抗寒基因表达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使研究生把握住了本学科的前沿方向，而且还更新、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教学内容。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成为本行业的骨干力量。其中包志毅是一个典型。包志毅教授是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园林植物资源和产业化研究。
包志毅说，“我在北京林业大学求学10年，师从陈先生6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87年与恩师的一次畅谈。20多年过去了，每每见到先生，我们还会一起回忆那次畅谈的美好情景。
“那是1987年12月初，我跟陈先生一起到湖南开会，期间到湘西张家界考察。先生工作非常繁忙，每次出差都要带上沉甸甸的资料和文稿。那次先生带的是《中国花经》书稿，准备抽空修改。我们一行有两辆车，出发之前，先生再三交代一定要将装有书稿的文件包放到他的车上，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匆忙中将先生的文件包放在了另一辆车上，心想反正两辆车一前一后，也没什么问题吧。
“谁知道巧合的是，两辆车距离拉开了，而两辆车又先后抛锚了! 相互间失去了联系，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联系方便。无奈之下只好就近找到一个招待所休息。刚刚安顿下来，陈先生就向我要装书稿的文件包，准备改稿子。我一拍脑袋，糟了，书稿在另外一辆车上! 先生惜时如金，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自我解嘲说：只有强迫休息了。那天下午，阳光灿烂，四周绿水青山，环境优雅，先生说：真是‘浮生偷得半日闲’! 我们搬了两把藤椅到院子里，就闲聊起来。从先生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到我们研究生的日常生活、思想状态，从业余爱好到创业实践，几乎无所不谈，原本以为老先生和年轻人在思想上差别很大，结果却聊出了很多共同点，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现在想的，先生这一代人年轻时也想过。时间过得很快，一个下午在畅谈中过去了。晚饭后，继续谈，直到深夜。几天后一起乘火车回北京，途中还接着谈。这次出差到湖南，算起来，聊了足足10多个小时，真是痛快淋漓，受益匪浅!
“我是于1985年9月就读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虽然为了学业和科研的事也时不时找先生汇报，但先生时间安排非常紧张，所以每次都匆匆忙忙，没有机会好好聊聊。先生常说，由于‘文革’耽误了很多时间，一定要把时间夺回来，所以工作头绪很多，非常繁忙。有那样一次与先生畅谈的机会，实在非常难得。
“现在我自己也在带研究生，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也有60余人了。总是感叹与研究生的交流不够多，特别是没有机会与研究生痛痛快快地畅谈。一方面是因为事情多、时间紧，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因素，有时候刚刚开始谈，就被电话打断了。所以也有意识地利用出差机会与研究生交流，算是忙里偷闲，效仿那次与先生的畅谈吧。
“陈先生为人和蔼可亲，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当时我是穷学生，加上喜欢买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记得有几次在先生家里汇报工作，只要到了傍晚，先生就留我们吃晚饭，在先生家吃饭真是太美了，先生的研究生们可能都对此有同感吧。师母杨乃琴先生非常热心，记得有一次我在先生家吃了四五碗饭，至今在圈内传为笑谈。因为10岁放牛时不慎从牛背摔下，我的两颗门牙都只剩下半个，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补牙，直到1988年初，是先生亲自安排，我才找北京口腔医学院的著名牙医补了牙。
“1991年，有一次我和陈先生一起去山西调研，在一个小店吃饭，我记得吃的是猪肉粉条，我那时候吃不了肥肉，就都挑了出来放在一边，先生见此，就把肥肉都吃了，还吃得津津有味。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先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学生养成时时处处学习和观察的习惯，一起吃饭时也不忘问学生餐桌上各种蔬菜水果的名称、科属，甚至拉丁学名，他常半开玩笑地说，回答不出就不能吃。先生会不失时机地介绍各种蔬菜水果，先生学识渊博，让我们非常佩服，我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多学一点东西。
“我的研究生也经常被我问类似的问题，这都是先生传授的教育方法。1992年，我和几个刚毕业的学弟一起悄悄做起了圣诞树业务，花费了不少精力，耽误了博士论文的试验研究，陈先生得知后找到我，严肃地批评了我，后来我们把圣诞树业务转给了当时才成立不久的东亚园林公司(北林科技股份公司的前身)，我也全身心投入到试验研究，顺利完成了学业。后来先生说，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既要重视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也要重视培养懂市场、重应用、能走向社会的人才。先生确实很讲原则，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胸襟”。

2006年12月，陈俊愉与部分历届研究生共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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