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科研给陈俊愉先生带来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正当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他遭遇了“文革”浩劫。也正是梅花，使他家破人亡。“文革”狂澜初起，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有一次三天三夜连续折磨。梅花是民国时期的国花，这成了他遭受十年磨难的导火线。他的一个重要罪状就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

1950年，陈俊愉自留学北欧丹麦返国的途中经过德国汉堡火车站时，见到当时战败国大群儿童沿车站乞讨的惨状。没想到一二十年后，德国翻身，成了一个科技强国。陈俊愉说：“我非常有感触，只要是儿童时代没有倒下去，我们国家是有希望的。”他说他作为教师，比做任何事情都高兴。陈俊愉爱祖国、爱下一代、爱事业，从小处做起，给了周围的人很大影响。1956年，国务院提出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应归队的指示。当时国内有好几所大学的造园专业已停办，专业集中合并到北京林学院，如沈阳农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农学院、四川农学院的教授都先后到北京林学院报到，唯独陈俊愉迟迟未到。有一次，系主任汪菊渊要求：“能否了解为什么‘华中’的陈俊愉教授还迟迟未来?他是学有专长的教授。”再三了解，知悉陈俊愉已被华中农学院委派到植物教研室。杨赉丽^①以自己的名义给华中农学院去信，希望他们落实国务院指示。不久陈俊愉携家带口来到北林。事后不久，陈俊愉说，这封信的作用很大，党委经再三讨论尊重了他的个人决定。事后，陈俊愉对这次调动也有些后怕，当时正值1957年“反右运动”，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打成右派。杨赉丽说，陈先生在那个时候能考虑那么多，那么深，我心里感到很佩服。陈俊愉在北京林学院首先开设“园林植物育种学”，课程内容丰富、科技性强，是当年很突出的，也是水平很高的专业课。

2007年2月，陈俊愉(前)与俞善福在成都举办的第十届全国梅花蜡梅展上

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会常务理事俞善福回忆，“自己因病休学而延迟，于1957年春才毕业，留任助教，有幸成为陈先生到京的第一个助手。作为助教随班听课，那时，陈先生教园林专业的遗传育种等课程”。俞善福还兼任花卉学及园林苗圃学2门课的助教。

俞善福说，“先生充分了解我这新助教的短处与不足，对我既督促又帮助，令我深受感动。当时园林专业的课程基本都是国内首创，任课教师编写的讲义稿是誊抄、刻蜡纸、油印后再发给学生。往往上周写的也只够下周讲课用。所以一个学期中誊抄、校对、装订等工作要往复多次。我作为新手，工作效率低，还常有失误和差错，但是先生不怒不恼，循循善诱，既严又爱，才使我能在工作上有较快成长。1958年早春，陈先生南下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及杭州5地进行梅花品种调查。让我负责采集花朵标本及摄影。我虽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摄影，但花朵标本的微距拍摄还需镜头加接圈、固定翻拍架、调整夜间室内灯光等复杂操作(当时尚无现今的微距镜头)。我出发前专门请教了学院专职搞摄影的董老师，后来就自己边干边学。一路上，陈先生与我们一起冒严寒、踏冰雪，起早贪黑，不辞劳苦。我们白天抓紧时间进行品种调查，现场记录和采集花朵标本;当晚就必须将湿纸保存的花朵按编号记录花的形态、花瓣及雌雄蕊数，并完成全部拍摄，以免花朵失水变形。忙完这些往往已过半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在苏州住的旅舍是木质隔墙和楼板，不隔音，板缝透光。当时的政治氛围比较敏感，深夜拍摄时的咔嚓声和时明时暗的灯光，引起旅店服务员的警惕要进屋查看。我们告诉她在调查梅花，可她仍带疑心，所幸后来也没有引来更大的麻烦。这次外出，我与先生朝夕相处了20余天，不仅在专业上学了不少知识，先生对待科研的严谨认真，为人处世的严而不威、亲而有度的品格，也使我受益良多”。

1966年春夏以后的10年非常时期，作为园林教学和科研领路人，陈俊愉饱受苦难。最初，他被贬到学院的大锅炉房昼夜司炉劳动，冬天，要将火红的炉渣从30℃以上温度的炉边清理运至-10℃以下的室外。后来，陈俊愉被下放云南，在大理满江村烧开水锅炉，需要人工到井中汲水挑水，时常要受蚊虫跳蚤滋扰。

令人痛心的事情是，陈俊愉从1958年以来初步育成的抗北京冬寒的10余棵梅花小苗，已初次开花。1967年3月，造反派闯入家中，把他拉到北面的苗圃里，指着他近十载精心培育的梅树新品种厉声说：“自己烧掉这些毒花毒草!”他恳求说：“送给别人不行吗?”造反派蛮横地说：“不行，坚决不行! ‘封资修’一棵也不能留!”陈俊愉的心在无声地饮泣。“这简直就是强迫一个父亲亲手烧死自己的孩子啊! 直到现在，数十年过去了，都没选育出比那更好的品种……”晚年的陈俊愉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破坏者还美其名曰：“不让‘封资修’的园林还魂、复辟。”这样的精神打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在云南丽江，陈俊愉被贬为集体伙食种菜。俞善福作为陈俊愉的助教也与他一起上玉龙雪山黑白水林业局采伐迹地捡拾木材供伙房生火。当地蔬菜品种少，大家对气候也不熟悉，在这般逆境中，陈俊愉仍用自己的园艺知识，指导大家种好菜。高寒山上风寒雨冷，在捡柴时，他不忘观察单向群飞的候鸟，还探讨是何种鸟。返回丽江，在街上见到鸟贩出售众多的果真是他说的“红嘴绿羽”的鹦鹉。陈俊愉的言行减轻了这些入“另册”的人的低落苦闷的心情，也显出他不怨天不尤人的乐观情操。

陈俊愉说：“那时，有人指着我的鼻子，狠狠地说，你的梅花研究就是‘封资修’的摇篮，你就是摇篮的保姆!”批斗他的大字报多达几千张，连江青都来看他的大字报。但是，他坚信党，坚信光明，用梅花坚贞不屈的精神激励自己，顶住无数次惨无人道的批斗，经受了亡母丧妻的惨痛。

其实，当时几乎人人要背的毛泽东的著名诗词《卜算子·咏梅》不就是高度赞扬梅花的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据官方的权威解释，诗词中的“梅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象征，表现了面对国际“帝修反”等反华势力大合唱的滚滚寒流，中国共产党人像梅花一样凌霜傲雪，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革命高潮的到来，表现了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

剃阴阳头、拳打脚踢、戴高帽游街、吊拇指严刑拷打，拔头发，挂牌子，铁丝把脖子勒出血……这一切陈俊愉都挺了过来。厄运对于强者来说是一种磨砺和洗礼。陈俊愉在逆境中没有消沉，他顶住重重压力，用梅花的刚正不阿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自己，最终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1976年10月是万众欣喜的日子。拨乱反正，陈俊愉终获平反，1979年林学院迁回北京复校，陈俊愉恢复工作。园林专业早在1977年就全面恢复。陈俊愉一度任园林系主任，虽有繁重的行政工作，他却始终没有忘记研究梅花的志向，他终于又可以研究心爱的梅花了。以前的资料遗散、图片丢失，选育的抗寒品种也被大火烧尽。但他以空前的热情，再到武汉、南京、成都、昆明等地调查研究。1982年早春，陈俊愉赴武汉、成都及成都附近的崇庆(现改称崇州市，仍归成都市管辖)再度调查梅花。俞善福有幸又能与先生同行。武汉早春酷寒，又缺少取暖设备，从武汉至成都乘的是春节临时加班的小飞机，武汉也有2位研究者参加这次野外调查，4人同行。在过神农架上空时，风雨交加，小飞机上下颠簸。机上的大多数乘客因晕机而疲惫不堪，他们4人却谈笑风生，探梅的真情使他们忘却了一切困苦。

1984年4月，陈俊愉在第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评奖委员会上讲话

梅花研究使陈俊愉把“不畏严寒”、“春将暖而梅先知”和“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梅花精神融入自己的灵魂。

① 杨赉丽,时任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秘书,现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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