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1950年代陈俊愉从武汉调到北京林业大学任教后，国家图书馆就成了他事业之路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小台历记录着陈俊愉和任继愈的情谊，记录了他和老馆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密接触的故事。

那是2008年12月8日，寒风凛冽。一大早，专车在接他和王元院士后，径直向国家图书馆驶去。走进绿厅，一股和风扑面而来。央视举办的首届“大家谈”活动在这里举行，出席的嘉宾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最年长的是老馆长任继愈。陈俊愉坐在任继愈和冯其庸的中间，脸上灿烂得像朵花。

此前在一些场合，他曾和任继愈有过几次接触，但如此密切交往还是第一次。当时任继愈已身罹绝症，但依然精神矍铄。每位大家各谈了20分钟，还留下了墨宝。陈俊愉回忆说，任老闻名遐迩，但十分低调，讲话很谦虚，一再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好学问，“任老的学问深啊! 当了8年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使国家图书馆更上了一层楼。新馆长詹福瑞也在场，使人感到国家图书馆事业后继有人。”

主办方专门制作了2009年的台历。10位与会大家的照片和简历印在其上。加上两张合影，正好每个月一张。陈俊愉十分珍惜这本《少长咸集》，一直摆在显眼的地方。令人惋惜的是，台历刚刚翻到第七张，任继愈就驾鹤西去，留给陈俊愉无限的怀念和惆怅。陈俊愉说，今后如果再聚，我就年纪最长了。

说起国家图书馆对他事业的帮助，陈俊愉深有感触。他说，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离开了图书馆，简直不可想象。他本人曾从国家图书馆借过158个国家的宪法。

陈俊愉是我国倡导评选新中国国花第一人，早在1982年就在《植物》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他的观点是，作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哪能没有自己的国花。

1987年，怀仁堂开会商议国花之事。一位领导发问，确定国花到底该谁说了算?陈俊愉一下子怔住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心里也没底儿。散会之后，他挤上公共汽车去了国家图书馆。打那以后，他隔不了几天就跑一趟国家图书馆。每次都抱回六七本厚厚的宪法，一页页地研读后再去借。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他一共翻阅了158个国家的宪法。

他搞清楚了两个虽然基本但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各国的国花都不上宪法。不同于国旗、国徽、国家法定的语言，国花的确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家讨论决定;其二，通过评选国花，激发人们爱国爱花的热情才是根本目的。

1988年他又在《园林》第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国两花”的构想，即以梅花、牡丹为双国花。又是20年过去，国花还是一桩悬案。他手边的一本《中国花卉盆景》杂志(2009年第7期)，首篇又是他撰写的文章。他在2009年的芒种节气那天，写下了《确定国花是对国庆60华诞的最好贺礼》一文，再次阐述了评选国花的意义和推举梅花、牡丹的理由。文后还附了103位院士的签名。

陈俊愉说，图书资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中国历史悠久，图书浩如烟海。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到国家图书馆寻求帮助、寻找答案。

在一次日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陈俊愉受了刺激。日本人造园的设计思想承袭了中国南宋张镃的《梅品》，按照这本世界上花卉赏识最高水平的著作中描述，造出了“踏雪寻梅”等一个个景点。“外国人当宝贝的东西，我们连读都没读过。”回国之后，他就带着学文学、美学的儿子陈秀中去了国家图书馆。

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后门对面的老地方。他和陈秀中跑了好几次，借阅了《梅品》的七八种版本。在他的指导下，陈秀中对全书进行了翻译并加了注释，还将他的主要观点写成了论文。他说，虽是亡羊补牢，但向国人推介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是颇有意义的。耄耋之年的陈俊愉已是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还在刻苦用功修订和编撰中英文对照的新版《中国梅花品种图志》。

陈俊愉在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国外进口书单上，看到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他赶紧借来一看，记录的是两三百年来英国人如何应用中国的奇花异草。“外国人对我们的研究很深很透，而我们却知之不多或不屑传承。”陈俊愉深感忧虑。他透露，2009年底之前，争取完成《菊花起源》一书，用确凿的事实纠正某国同行“菊花不是中国原产”的谬误。

年迈的陈俊愉，已经很难再去国家图书馆借书了。但他对国家图书馆依然一往情深。他希望国家图书馆能推出一些举措为老科学家服务，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推介新书、古籍和好书，多做些科普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国家图书馆、走进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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