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曹汝霖（清末民初）

曹汝霖

曹汝霖（1877—1966年）生于上海，住老城厢西门，后迁制造局路、高昌庙一带，家门前有一条河，时有小船驶进（现为陆家浜路）。曹汝霖先祖是唐末曹氏七兄弟曹全晸三子翱后裔，前八世祖从安徽青阳墩头祖地迁来上海。

祖父曹仲坤，字载山，晚号芸溪老人。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研究中国营造法，局中大的建筑多出自其手。善画山水。《海上墨林》、上海县志有记载。

父亲曹豫材，性格豪爽，不斤斤计较，亲友来求助者，无不量助。在江南制造局任职，下管着分所七八个，事务繁琐，但处理得井然有序。

一生经历

曹汝霖，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后自己要求去日本留学，父母变卖了田产，使他梦想成真。

1900年曹汝霖去日本，学的是法律。

1904年回国后先在清朝的商务部任职，后调入外务部担任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向日本再次借款，并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居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天津）放火焚毁其房屋（即“火烧赵家楼事件”），6月10日，被免去职务。

此后，曹汝霖转入实业界，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曹汝霖生活的年代，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活到了也算是高寿的年龄而驾鹤西去。

慈善施舍积善积德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暂住。他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当时的曹汝霖不过四十二岁。此后，他热衷于慈善活动。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一百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拉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筹办经营中央医院

20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成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

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机构，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从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才罢手。

日军接管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还能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个专家多顶些责任吧。”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作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

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

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由于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在外务部期间与日本公使交涉较多，因此他利用这种关系，帮人说好话，也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一些人，在抗战期间实现了自己公开表示的“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1949年从上海到香港，原本想回沪，转而去了台湾，考虑到台湾生活成本较高，又赴日本生活，没想到日本的生活费并不低，一生又没有什么积蓄，靠了许多旧友的帮助在日本生活了八年，1957年移居美国女儿家，1966年8月逝世于底特律，终年八十九岁。

溥仪登基赐三世一品

1908年11月14日，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时分，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享年三十八岁。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润生（陆宗舆）和曹汝霖作陪。宴致中间，得游行消息，如何处置，各执一词。章仲和（章宗祥）、曹汝霖遂告辞准备回住所。

曹汝霖见学生冲向寓所，安排章仲和由仆引到地下室锅炉房躲避。章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撵打。

学生见章仲和穿了晨礼服，以为是曹汝霖。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即倒地。适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章仲和倒在地上，推开学生，将章仲和连抱带拖弄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并把门而立。

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设立了“学生联合会”，又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

巴黎和会失败后，民怨都集中在曹、陆、章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致电政府，请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即不等三人上呈辞职，就下辞职照准之令并下达了国内专电：免曹（汝霖）令已下，曹陆章皆免职，曹并辞去交通银行总理，避往汤山；免章（宗祥）命令顷（十日）亦盖印；曹（汝霖）陆（宗舆）即日罢免。

五四运动学生游行

在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后不久，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说：曹、陆、章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学生们不要轻信谣言等。以此洗刷曹、陆、章三人。

民国公费外，不计较报酬，听当事人之便。

当时请律师的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被告不服，上告到大理院，请曹汝霖辩护。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唯因律无明文，情形特殊。

曹汝霖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将辩护状送进大理院。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他事务所叩头致谢，感激涕零。因为被告家贫，只收了些土产作为酬劳。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而且知道曹汝霖是以侍郎身份在做律师。他的律师名气，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

有一次，曹汝霖去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多为保定政法学堂学生。在返回旅馆时，看到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晚饭后，有二十余个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冤。

曹汝霖来到中庭，请他们起来，问他们有什么冤要申？这些乡民齐声说：“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去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当时，农民缺乏法律知识，曹汝霖也只能做些安抚，回京说说看。

曹汝霖回到北京，找了大理院院长，建议：最好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即高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诉。在此当堂声明不服，亦可记录下来，算已上诉，再补递状子。

此后，大理院照此办法通令各级法院一律照办。

（参考资料：《青阳墩头曹氏宗谱》《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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