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权利——民族认同的起源
形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民族是继美利坚民族之后的又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新民族。纵览澳大利亚历史，其民族认同的内涵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特色，影响着澳大利亚人的思维与行为，它的变化也导致了澳洲社会属性的变迁。^[1]回首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19世纪期间，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轨迹与特点表现为澳洲人的自我认同从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再转变为“澳大利亚人”，澳洲社会由此而相应屡次转型。这种民族认同是各种社会认同意识的结合体，它的内部互动与整体嬗变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方式与形式，不断生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共性，进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造就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
自1788年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澳洲的英国移民按部就班地移植和复制英国社会，而不是致力于创造有别于母国的“新世界”，澳洲的社会面貌由此得以按照英国社会的形态式样而发生变化。英国移民并未因身处澳洲而淡忘了自己的权利问题，反而越发关心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所拥有的共识是因为“我是英国人”，处处声张应在澳洲恢复“英国人的自由”^[2]和确立英国的制度。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澳洲现行的流放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尤其不能忍受实为“大典狱长”的总督们的专权。这种制度限制并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充满急切的社会改革愿望。虽然在这些移民之间钩心斗角激烈，但在反对英国在澳统治现状上则是一致的，矛头直指流放制度。他们自然而坚定地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和法律，要求重获作为英国人本应有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实际上已经被“澳洲化”了。
相伴于“牧羊业大潮”的涌动，对“天赋权利”的认同酝酿出兴起于新南威尔士的自治运动，其目的就是争取“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19世纪中期，奉行“自由帝国政策”的英国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于是，用于维护权利的代议制得以顺利移植和引进，各殖民地的责任政府相继建立，英国的“恩赐”使移民们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作为英国人而应有的权利。此时澳洲各地人们的“权利认同”是基于来自于母国认可并给予的权利，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来自母国的特惠和保护，乐于被称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在英帝国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是英国“自由帝国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澳洲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几乎与母国同胞处于相同水平。正是这样的权利认同构成了导致澳洲的社会形态由流放犯殖民地转型为公民殖民地的自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19世纪中期后，英国逐渐难敌欧美国家的扩张势头，其海外领地面临愈加沉重的压力。“自由帝国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抨击，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巩固是英国霸主地位稳定的基础，因此，殖民地应由受母国的保护和扶植转变为拱卫和支持帝国。澳大利亚人逐渐感受到帝国政策的变化。虽然他们仍视己为英国人，但英国则将澳洲各殖民地等同于英帝国中的其他部分，强调殖民地应对母国履行种种责任与义务。英国既定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令这些“澳大利亚英国人”最为敏感和不快。澳英之间排华问题、澳洲防务问题等方面出现了分歧，不满情绪增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围绕责任与义务等权利问题，澳大利亚人不仅不以为然地意识到自己与英国人存在着差别，而且也使他们明白母国的奉献已变为母国的索取。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愈加感到不安，现实迫使它们逐渐脱离了对英国的依附，走上自立、自主与互助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在昔日彼此往来甚少的“澳大利亚英国人”中间出现了利益相近的现象，人们更加关注和认同的是“澳洲权利”。联邦运动就是在这种权利认同的作用下，在不以意识为转移中生成，人们为了争取与维护相近或趋同的权利与利益而合作乃至联合，怀着酸楚的失落感走上了通往民族国家的不归路，“澳大利亚英国人”逐渐因“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本土化为“澳洲权利”而转型为“澳大利亚人”。^[3]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制定与确定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对共同权利的谋求与确认过程，也是故乡的“天赋权利”本土化为“澳洲权利”的过程。1901年元旦因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日而被称为是“光辉灿烂的一天”，对当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澳洲权利”终于得到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治运动和联邦运动^[4]都具有民族运动的性质，并均导致了澳洲社会形态的转型，但人们主观上认同的是谋求权利，而不是争取主权，以致其形似英国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与同期英国的宪政改革、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大同小异，但最后的客观结果却是澳大利亚社会争取的是自治权，但得到的却是独立主权，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
2.母国情结——民族认同的纽带
澳大利亚人乐于称澳洲为“幸运之邦”，甚至喜欢以此贬低英国，但在社会风尚和习惯意识中，“Mother England”的概念却刻骨铭心，人们崇尚和模仿英国人的风度和派头，为覆盖地球表面积1/6并控制着世界总人口1/5的英帝国而自豪。直到20世纪中期，许多澳大利亚人仍习惯或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仍是“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小学教学的世界地图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帝国版图被标以醒目的红色。^[5]这一切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牢固而明确的母国情结，其影响深刻并深远。
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人们共有并认同的意识，即对英帝国持自豪感，以种族亲情为纽带，维系着与英国的各种关系，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幸福的联合体”。在1890年2月召开的“澳大利亚联邦会议”上，虽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赢得了人们的拥护，但同时人们的共识与准则则是促进澳洲各殖民地“在英王名义下的早日联合”，建立一个以英王为国家元首的“联邦制共和国”。^[6]尽管各殖民地代表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大，但共同点是“澳洲人正在致力于建立的联邦并非意味着终止与母国的联系”^[7]。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民族精英集团仍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征”^[8]。
在英帝国及后来的英联邦里，母国情结在澳洲表现得相当浓厚，保存得也相当完整。就情感意识而论，19世纪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英吉利民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种族优越”，而与其有着血缘与种族关系的澳大利亚人同样为之感到荣耀。除少数爱尔兰移民外，分布在澳洲各地的人们大都以母国为荣，他们最喜爱的歌曲是《女王的战士》，而不是《羊毛剪子咔嚓嚓》。^[9]就客观现实而言，不同于北美十三州沿北大西洋西岸依次排列，散落在广袤的澳洲大陆上的各殖民地相距遥远，各自首都之间的距离可在达上千公里，交通通讯极为不便。直到19世纪后半期，澳洲各地之间的往来仍逊色于各自同英国的交往。“帝国关系”是指各殖民地分别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则大多通过英国而往来，或因受与英国关系的影响，属“帝国关系”的“连带物”。可见，母国情结原本是澳大利亚人之间沟通与交往的纽带。再有，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澳大利亚的发展受惠于英国“母爱”般的扶植与恩宠，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充满感激与依赖，加之英国在近代以来的成功与成就更使澳大利亚人不仅引以为自豪地在澳洲复制母国，而且理所当然地珍视与母国的情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尽管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这种独立被认为是英王的“恩准”，甚至是“恩赐”，带有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色彩。这种色彩以“母国情结”的形式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以致澳洲的独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自立和自主。以澳大利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应为例，当英国忙于欧战时，远离战场的澳大利亚人则一心一意地支持英国，联邦政府立即决定将澳大利亚海军舰队的指挥权交付给英国，首批由2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奔赴前线。大战爆发伊始，执政的自由党与在野的工党在战争问题上保持一致，执政的自由党呼吁停止政党争斗，支持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联邦总理库克与作为反对党领袖的A.费舍竞相发表充满“爱国主义”的演说。1914年7月31日，库克慷慨陈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澳大利亚都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只要帝国参战，澳大利亚就参战。”费舍积极地呼应了自由党的呼吁：“澳大利亚将站在我们所属的一边(指英国)，去帮助和保护它，直到我们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 ^[10]工党要员休斯声称：“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遇到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很明显，工党支持参战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大于自由党所为，费舍的那句名言成为澳大利亚全国征兵运动中的宣传口号。在9月举行的大选中，费舍担纲联邦总理之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社会上虽然也有反对为英国而战的呼吁，但全然被淹没在效忠母国的喧嚣之中。在人们心目中，为英国而战就是为荣誉而战，是“爱国主义”的彰显。一位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地区战斗的澳军下士在牺牲前写道：“英国的军号回荡在海面上，现在，这响彻了千年的号声正呼唤着我，将我从黎明前的睡梦中唤醒，英国的军号——我怎能无动于衷?”^[11]在大战的4年中，有33万澳大利亚志愿兵在英国的指挥下战斗在海洋上、埃及、巴勒斯坦、法国、东线及达达尼尔海峡，有接近6万人战死。而战争对澳洲的影响一是澳军的战斗力有所提高;二是凭借着澳英关系，澳军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其中包括新几内亚。^[12]
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日本肆虐于中国，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蠢蠢欲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时，澳大利亚人关注的却是养老金等社会福利问题。可是，1939年9月1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顿时激起了澳大利亚人对法西斯侵略的愤慨，但这是与“母国情结”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激情。9月2日，当英国的最后通牒送交德国时，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R.G.孟席斯声称：“全世界的英联邦国家保持一致，联合在帝国的行列里——一位国王，一面旗帜，一个目标。”次日上午8时，英国对德宣战。9时15分，孟席斯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英国已对德国宣战，因而，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13]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如同当年加盟八国联军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一部分介入了战争，是在为英国而战，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将参战的三军指挥权拱手交给了英国。在英军统帅部的指挥下，澳军英勇拼杀，战绩卓著。前线的捷报在澳大利亚国内激起人们的自豪与热情。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在远方的战争，澳大利亚人是怀着传统的“母国情结”和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义愤而投入战争的，可是，在具体行动上，他们除了听命和追随英国外，“没有人能够知道应该履行什么义务，并对所采取的步骤也莫衷一是”^[14]。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炮声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宁静，人们才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花缭乱的变化，以惊恐的心情接受了一个150多年来从未想到的现实——英国已经不能再被澳大利亚所依赖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生存只有依靠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努力了。
母国情结在英属移民型殖民地中本是与生俱来的，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王室和英帝国抱有的民族情感。这种出于本能的情感不仅是他们与母国保持联系的天然依据，而且也是他们在海外拼搏的精神支柱，然而，它的延续或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所为。18世纪后半期，英国当局的强硬态度被认为重创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母国情结，进而导致独立战争和北美独立，“旧殖民制度”因此遭遇英国朝野的质疑和责难。19世纪初，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对帝国利益的捍卫，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们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与探讨，以达勒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逐渐被接受。历史发展的趋势使他们愈加明白不仅“自由要比屈从更加能培育出忠诚”，而且只有自由才是保持帝国联系的手段。因此，“自由帝国政策”应运而生，“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被认为是维护帝国利益的良策。这些理论和政策在澳洲首获预想效果。
英国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努力维系现状，以维护英帝国的完整;另一方面尊重澳大利亚人的选择，以务实的态度和温和的策略来顺应澳洲社会的变化。1846年，刚出任英国殖民大臣的H.格雷勋爵明确表示赞成新南威尔士和澳洲其他殖民地实行自治，并打算将澳洲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从属英国的联邦国家。他的这种言行甚至使“新南威尔士的殖民者们怀疑他的动机”^[15]。19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制定过程中，英国政府开明的态度、适时的退却、明智的让步和明确的告诫对澳洲的稳定、制宪的顺利和帝国的平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殖民大臣J.张伯伦在议会坦言：“凡是对澳大利亚有益的，也对整个大英帝国有益。”^[16]最后，澳大利亚人以和平的宪政改革方式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人们视那部宪法是英王的“恩赐”，“母国情结”依旧;而英国得到的则是英帝国的稳定和海外利益的保全，避免了重蹈北美独立战争的覆辙。
概览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母国情结产生了微妙的渐变，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感在本土化中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亲情意识，看似外表模糊但内涵明确。受其影响的澳大利亚社会转型是实质性的转变，但因变化细微而难以察觉或被感受。澳大利亚对英国不乏抱怨和不满，但却没有演变为决裂或分离，澳洲社会的变化与变革的过程大都与受益于英国有关;而结果则又常常保留着英国的印记，发展与革新的内容与内涵往往以继承母国的成功与成就的形式表现出来;接着，人们因颇有英国恩赐礼物意味的结果而感激母国，“母国情结”贯穿于全过程。本土化的运作过程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些要点而展开的。其印证之一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使澳大利亚独立成为事实，但是，“如果问及他们的国家是何时与怎样独立的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仅能做的反应是咳嗽或结巴。”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G.巴尔威克在1969年时的作答是：“要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时间则的确是困难的。”10年后，他的解释是：“确定澳洲独立的具体日期或许是做不到的。”^[17]这就难怪澳大利亚的国庆日不是联邦成立日——1月1日，而是第一批英国移民在澳洲登陆之时——1月26日。
比较美国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的图案，对于澳大利亚社会意识中的“母国情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澳大利亚国旗上，英国国旗被置于左上方，南十字星座呈环绕状标以其他部分。保守的《悉尼新闻报》在1901年9月18日感慨道：“杂交的旗帜……是澳大利亚人观念的一个真正的象征，……表明尚未革除的旧习俗痕迹。”^[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澳大利亚人明知“我是谁”，明白澳大利亚民族有别于英吉利民族，坚信澳大利亚已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饱含“母国情结”的传统观念仍有着强大的惯性，“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由R.克莱顿编著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澳大利亚文明导言》是一部在澳大利亚通用的学校教科书，在其1962年发行的第4版中，作者仍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而不采用“英联邦”。^[19]1947年，在一次问及在英澳两国国籍中如何选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乐意选择英国国籍。尽管根据1949年海岸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的《国籍与公民法案》，澳大利亚人均获澳大利亚国籍，但到1963年，许多澳大利亚人仍持英国护照出行。这反映出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澳英国籍的概念不清。
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澳，这是第一位访澳的英国君主，澳大利亚给予了极其隆重的迎接，出现了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的场面。在昆士兰，迎送女王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5%。悉尼的一家百货商店挂出了一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英国国旗。女王的造访将澳大利亚人敬重英王的热情推到了顶峰。据报道，女王的欢送仪式比欢迎仪式更加热烈。战后又东山再起并长期担任联邦总理的孟席斯一向对英国饱含热情，在政坛上素有“英国女王侍者”的称呼。在1963年女王再度访澳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引用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位抒情诗人的诗句来欢迎英国君主：“仅只她从我身边走过，即令我至死不移。”他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效忠“是澳大利亚政治稳定的基本要素”^[20]。1953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R.契浦林撰文抨击英国女王。孟席斯闻讯大怒，以“有煽动企图”为由，下令联邦警察搜捕澳共官员和控告契浦林。
1993年7月，联邦政府以“皇家”称号“在20世纪末已经完全不适合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为由，宣布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组织名称前不再冠以“皇家”称号。^[21]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要求澳大利亚能够成为共和政体国家，希望他们的国家元首是一位澳大利亚公民，而不是一位英国君主，即更希望以“我们自己的领袖”来取代英国国王。^[22]但这些做法是澳大利亚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客观现实所导致的自觉行为，而非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对“母国情结”的摒弃。换言之，在澳大利亚，“母国情结”的政治作用或许趋于弱化，但它的情感价值却依然如故。
3.经济利益——民族认同的基础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相互衔接的两股强劲推动力——“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作用下，按照英国经济发展模式运作的澳大利亚经济稳步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牧羊业为主要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逐步被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趋势为：因作为英国经济的补充与延伸部分而兴起，又因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而本土化，转型为民族经济，尽管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澳洲人对经济利益的认同逐渐由英国转向澳洲。
英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持续向澳大利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外，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便利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不同于“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的影响，英国旨在使整个英帝国内经济互利互惠的“帝国经济政策”使澳大利亚能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待遇”，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经济大为受益。但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又因经济实力愈加充实而表现出自主意识愈加明显，出现了澳洲经济的本土化和与英国的离心倾向等现象。在澳英贸易往来与关系上，澳洲人的利益与英国人的愿望日益相悖。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标志并不仅是门类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增加，而在于澳大利亚经济性质的变化，即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内容之一。澳大利亚经济在量变中逐渐质变，由补充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社会财富，进而形成围绕经济利益认同而自成一体的澳洲经济体系。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境内经贸往来的增多使各地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出现越来越显著的趋同现象，澳洲的利益愈加不同于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作为母体的英国经济，从而构成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在1888年的墨尔本博览会上，“前进中的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国际化倾向显著，殖民地经济属性趋于淡化，俨然具有自主的国家经济的架势。^[23]
自主性与澳洲化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表象，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活动由澳洲各殖民地唯英国马首是瞻转变为受澳洲各地经济利益趋同的影响和驱动，并由此进行本土化整合。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利益认同，最初显示在各殖民地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上。
19世纪50年代，澳洲各殖民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互设关卡，造成澳洲境内关卡林立。从当时澳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般状况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英国的关系是相吻合的。但随着澳洲境内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以及来自境外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澳洲政治家和商人主张在全澳实行针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的统一关税，一些人还动议成立关税同盟，并为此多次召集各殖民地会议。维多利亚表现得尤为积极，屡屡扮演倡议者和组织者的角色。1866年，维多利亚殖民地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关税条例。与其他殖民地意见相悖，新南威尔士主张“贸易自由”，但它追求的是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帝国特惠关税制度”下的“自由贸易”。^[24]人们的分歧越来越拘泥于枝节问题和技术操作，而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认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财政上有联合的必要”;“撤除殖民地之间的界线对社会经济是有利的”。^[25]具体办法就是通过组成联邦，求得澳洲统一，扫除交往中的障碍，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19世纪初澳洲的殖民者是为了母国的繁荣而开发澳洲，时至19世纪末，殖民者的后代则是为了澳洲的繁荣而与英国保持着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快速发展的澳洲经济不仅领先于其他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甚至屡屡与欧美国家不分高下。1861—1891年，澳大利亚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7%，而在同时，英国为3.2%，美国为4.8%。^[26]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澳洲人对“帝国利益”与“澳洲利益”的界定与区别时常是混淆的。澳洲著名政治家A.迪金坦言：我们“希望……(英国)能把殖民地(澳洲)的利益看作是帝国的利益，并感觉到它和帝国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的”^[27]。1890年代初，澳大利亚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改变了这种情况。
1891年，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于是，“(英国对澳洲投资的)注入在1891年缩减了……接着便是危机在整个澳洲的蔓延”^[28]，维多利亚首先遭殃。“在1892年，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经济萧条时期之中，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对于许多人来说……90年代成为一个悲惨的时期。”^[29]如果从数据等方面考察，澳洲所承受的打击大大逊色于英国的遭遇，但它却暴露出澳洲经济的致命缺陷——依附英国。即一是澳洲是因依赖英国而受“殃及池鱼”之灾，尤其是澳洲的金融系统;二是当危机发生后，英国只顾维护自身利益，任凭危机在澳洲肆虐，而澳大利亚人却束手无策。
为了获得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强压不满，祈求英国政府和取悦英国投资者，但英国投资者反应冷淡，英国政府甚至还为保护英国投资者的利益而从中作梗，以致直到1896年澳洲仍所获无几。这意味着澳洲各殖民地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可顺利获得英国的贷款。“1891年以来，英国保持有对澳贷款的能力，但(英国)没有了这样去做的愿望”^[30]，这使澳洲人感到保持与英国的传统关系没有多少益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旧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31]，愈加深刻地感到“帝国利益”等同英国利益，而不等同“澳洲利益”，维护“帝国利益”的实质就是“澳洲利益”为“英国利益”去充当牺牲品;只有在“澳洲利益” 有利于“英国利益”时，澳洲才能得到“帝国的庇护”。
经济危机不仅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面临相同的情况，即对母国的效忠无助于摆脱危机，而且促进了澳洲社会的变化，经济利益上的认同意识更加明确和明朗。在对付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澳洲各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共同行动不多，但境遇相同，采取的举措也大同小异。澳大利亚人又由此联想到澳洲的联合，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指出的那样：“联邦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对于我们应对目前的困境则是有相当大的帮助。”^[32]相比其他几种认同，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认同意识出现较迟，但在促进澳洲联合与催生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则相当明显和直接，尤其是18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1893年召开的科诺瓦会议标志着在《1891年宪法草案》流产后趋于沉寂的联邦运动复苏，澳洲联合的速度随之显著加快。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已经从英国经济体系中派生和脱胎而出，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经济体系，它的发展与健全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经济利益的认同既是后者的经济基础，又是先决条件之一。^[33]
4.祖先无罪——民族认同的情感
当澳大利亚人为澳洲的繁荣而自豪，爱国意识因此油然而起的同时，前辈的罪犯身世则又使他们感到头痛与不平，甚至不少人为此“患上了偏头痛，其中不少人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在社交场合里，如果谈及罪犯殖民有什么羞耻的话题，“就有可能有五、六个澳大利亚人会吵吵嚷嚷地不让谈下去。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两人……坐在那里，奇怪地一声不响。”一位英国牧师写道：“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用起来像‘犯人’这个词那样要仔细考虑。”^[34]1879年，一位来访的英国板球运动员口出狂言，傲慢地称呼与他比赛的澳洲球员是“罪犯的儿子们”。此话立刻激起澳洲人的反感，甚至是愤怒。澳大利亚人内心中骄傲与羞耻交织，由此生成一种特殊的情感意识。19世纪的一首诗将这种情感意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母亲的名声让我们把脸面丢尽，
她给我们的出生打上了羞耻的烙印。
我们原本是她的骨肉，
她亲生的儿女如今当家做主了，
我们的国家属于我们自己。^[35]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人是以鄙夷的眼光看待着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在19世纪。曾有英国人如此评价澳洲社会：“(在新南威尔士)当你尤其是在公共舞会、重聚联欢会和音乐会之类的场所发现你的右边是一个杀人犯，左边是个窃贼时，你不可能说在那儿存在着普通的社会。”^[36]人们普遍认为，不仅一个人一旦成为罪犯，那就一辈子都是罪犯，永远都休想抹去这个污点，而且罪犯的品质会代代相传。“在血统的玷污上，父辈的污点确实报应在儿辈身上”;“年青一代的父亲是(刑满释放的)囚犯，母亲是囚犯或妓女，从他们的宗教和道德方面指望不了什么……因为在地球上，没有哪儿像新南威尔士那样存在着成堆的犯罪活动，耸人听闻得无以复加”。^[37]……更有甚者还认为这具有传染性，那些本来体面的自由移民因遭受传染也变得越发“缺乏正直和荣誉”。19世纪40年代的总督菲茨罗伊和他的几个儿子以追逐女子而声名狼藉，这就成为了一个佐证。
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言论中，不乏“好孩子长大后总是去银行存钱，而坏孩子长大后总是被流放他乡”之类的说法。在他1861年出版的《远大前程》里对来自澳大利亚的人的描述定格了那一时代英国人眼里澳大利亚人的形象：“他拖着一条腿，仿佛上面还套着沉重的脚镣，而且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囚犯的气质。”《爱丁堡周刊》上有过这样的议论：“我们堆在这些遥远的海岸上的腐烂东西散发着气味，毁坏了世界上的一些最美丽的地方：新旧世界的邪恶在此汇聚，变成一堆发酵的杂烩。”^[38]1876年，一位英国的家庭主妇无意中与曾在澳大利亚服过刑的仆人的女儿一起进餐后表现出了惊恐，而旁人则讥讽道“无意中礼待了澳大利亚最卑鄙的恶棍和谋杀犯之女该不会让人太难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常常以其罪犯的历史来攻击和羞辱澳大利亚人。20世纪中期，一位菲律宾的专栏作家在痛斥“白澳政策”时，指责澳大利亚人“仍然牢牢抱住从他们的祖先——英国监牢里的罪犯——那儿继承来的习惯”。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澳大利亚人因自己的犯罪经历或祖先留下的罪犯烙印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一位19世纪时的英国海军军官讲述过他在马车上与一位“归国囚犯”相遇并交谈时的情况：当海军军官提到自己去过新南威尔士时，“瞧!他(‘归国囚犯’)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影了;他用一种非常怀疑的目光来回打量你;然后又带着一股子迫不及待的好奇的神情嘟哝着问：‘什么!先生，你到过那个地方?’”接着，他“趁着你的目光离开他的时候，渐渐地从你身边挪到车厢最远的角落里;而且，在假装摸索袖珍折刀或牙签时，检查一下身上所有的衣袋是不是都没有被掏过。”^[39]一些犯人的后代想方设法把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与自己祖先有关联的文件付之一炬。
澳大利亚人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和形式进行着抗争和申辩。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致力于考察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无不是这些罪犯所犯的罪行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有人指出，罪犯仅偷了几只兔子，就被判处重刑，流放澳洲，其实，“他们比英国的那些暴戾的法官还要清白无辜”^[40]。这种说法被澳洲社会所接受，甚至被澳洲的学校教育所采纳。197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J.科布利出版了《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其中列举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某人因偷窃了“一件价值三先令的缎子背心和一件价值五先令的凸花斜纹布背心”，就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他指出，在流放到澳洲的犯人中，确有不少杀人犯和强奸犯，但其16万总人数中，仅有2万是妇女——大多数是妓女;男犯人中很多是少年——伦敦的弃儿、孤儿以及擅长偷窃的未成年人。^[41]
有学者考察了祖先犯罪的由来，无不为先人鸣冤叫屈。轻罪重判使得许多人的祖先蒙冤，而这是由于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圈地条例把社会搞得四分五裂，造成了一群又一群饥饿、失业和动辄犯罪的人”。这些人“对19世纪警察制度极不健全的英国社会竟然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使得晕头转向的英国当局对那些碰巧被抓获的罪犯课以严厉惩罚。墨尔本莫纳斯大学历史学教授A.G.L.肖写道：“在英国高等法院巡回审判庭和一年开庭四次的郡法院上被判有罪的人当中，大约1/5被关入监牢，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城市小偷、扒手和店铺扒窃犯。”^[42]然而，官方的惩戒既不公正，又收效甚微，“在(伦敦)泰伯恩绞死扒手时，(其他)扒手却在观看的人群中大扒特扒”。
澳大利亚的学者们以悲愤的笔调，对流放犯们在澳洲所遭受的虐待与酷刑进行追述。在澳洲的流放地，犯人们“遭到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人的虐待，这帮人常常由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在权限之内去折磨或是杀死他们”^[43]。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主要方法之一。仅在1815年3月到1817年9月，新南威尔士巴拉马塔地方法庭就对200多名犯人鞭笞过11321次，通常是当众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场面惨不忍睹。英国官员声称：“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便是鞭笞。”鞭刑之残酷使“每一个到澳洲任何一个殖民地去参观的人很可能认为，英国建立并维护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44]。1830—1837年，在新南威尔士，有4.2万犯人被施以鞭刑。
一个被强迫陪看的犯人的记录被广为流传：“他们用鞭子抽犯人的办法，是把犯人的两只手捆在一棵大树上，胸膛紧贴着树，让他躲不开也动不得。”他逼真地记述了一次打300鞭的情景：“叫我站在打手们的下风，我不肯。虽然我站得离他们有十码多远，但是当甩开皮鞭的时候，飞起的皮肉还是溅到了我的脸上。”^[45]一些关于鞭刑的骇人报道至今仍使人毛骨悚然：“令人一见胆寒的邪恶的三角叉架了起来，鞭笞者走上前去。他膀大力粗，手执皮鞭，沾满鲜血的手指握住多结的鞭柄，九条可怕的鞭条落下来，一共抽打了十五鞭子，一鞭比一鞭快而叫人疼痛难忍，打得死去活来。”^[46]
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有关流放的多愁善感的叙事体歌谣，表达出对英国流放制度的憎恨和对流放犯的同情。《1842年在夏季巡回审判处流放的那些不幸的人》中的“告别词”，令人动容：
噢，对男人多么残酷的徒刑!
你判处罪犯抛弃比生命宝贵的妻儿与亲人，
从此也永远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去到遥远的彼岸，
悲惨度日，又镣铐加身。^③
当年英国建立的流放制度确实是非常残酷的，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任何可能会偏离正道的人对流放植物湾的威胁感到畏惧”。1833年，一位英国官员声称，他要让流放比死亡更糟糕，更可怕。而澳洲殖民地的官员们行为的严酷又大大令他难以相信，罪犯的处境的确是痛苦得无以复加，原本表情冷酷无情的罪犯在被宣判流放澳洲即刻痛哭流涕。^[47]由此导致的恐惧与憎恨对澳大利亚人，乃至澳大利亚民族，产生了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种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有一种要把每一个身陷法网的人抢救出来的冲动，……澳大利亚人最恨看到把人投入监狱”^[48]。
在为祖先申冤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又念念不忘抨击制造这种“悲剧”的英国人，其常见的做法是对英国人反唇相讥。早期的流放犯一直认为：罪行最大的不是他们，而是英国法官，“对这些罪犯所犯的罪过比他们自己犯的罪过更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A.伍德的学术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基调：“残暴的罪犯在英国呆着，而他们的清白、高尚的受害者却在缔造着澳大利亚的民主。”^[49]有人还引用英国作家、《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的言论回敬英国人：英国人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最卑劣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可怕的到处游荡的窃贼和寄生虫。”^[50]对于英国人指责流放犯的堕落，澳大利亚的学者和作家们则以抨击英国的流放制度作为回敬，指出其野蛮有损的是英国而不是澳大利亚，“应该引以为羞耻的，正是许多犯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所给予他们的恶劣待遇”。
进入19世纪，澳洲的发展越来越引人瞩目，因此，这里的人们也越来越为此骄傲。尚在1819年，就有人无不自豪地赞美悉尼“这块囚犯和袋鼠之地开始发展成了一块非常美好的、欣欣向荣的殖民地”。这自然使得澳大利亚人对祖先的罪犯身世以及对澳洲的罪犯烙印的辩驳更加理直气壮。澳大利亚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强调：自己的祖先不是万恶的罪犯，而是伟大的开拓者，“他们确确实实不屈不挠地建设起了一个居留地，真好像他们是从‘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51]。
澳大利亚人非常反感英国人认为澳大利亚人有犯罪遗传的论调，一直在无休无止地进行着反驳。其实，英国人的这种说法与澳洲社会也多有偏差。早在19世纪，人们就看到“第一批犯人的孩子们一般倒都变得正直而勤勉”。1817年，一个对澳洲社会存有顽固偏见的英国律师来澳调查流放的情况，他大为吃惊地发现“在流放地出生的一代居民，在品行和体质方面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1822年，一份关于澳洲殖民地情况的英国官方调查报告就此写道：囚犯的子女“对于他们父母的道德品质与身体特点来说明显是个例外”。而澳大利亚人给出的解释简单而可信，又令英国人汗颜：“澳大利亚为犯人的孩子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劳动的前途比犯罪更好。”^[52]
针对英国人的贬损，对于澳大利亚的土生白人，无论是罪犯的后裔，还是自由移民的后代，澳大利亚人则是赞誉不绝，他们被视作“决定澳大利亚未来”的人们，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温特沃斯曾如此描述土生的白人儿童：“一帮漂亮、有趣的小孩子”，他们“几乎没有沾染到他们父母中间非常突出的恶习!他们对酗酒几乎闻所未闻，而对诚实则尽人皆知”。一位移民是这样评论土生白人的形象的：“这个事实，在殖民地之外我从未听见过或看见过，但在这里却是尽人皆知的……即：从父母单方或双方是囚犯的血统中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殖民地的力量和美。”19世纪新南威尔士政治家、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J.D.兰格豪迈的言论令澳大利亚人扬眉吐气：“甚至对囚犯流放地的第二代的道德，我也该毫无担心，对第三代、第四代照样也不怎么担心……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注定会在国际大家庭的道德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占有优势的地位。” ^[5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化，澳大利亚人对“罪犯的烙印”的感觉与看法也逐渐产生了变化。2008年，一位名叫H.加恩塞的澳大利亚系谱学家协会官员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澳大利亚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英国流放来的罪犯，这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话题”。然而，在这之后，能有个罪犯祖先反倒成了某种“荣誉”。许多澳大利亚家庭在研究自己的家庭时，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和犯罪有所联系，哪怕是沾亲带故。他进一步说：“对于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发现一个罪犯祖先，是件非常刺激的事，尤其是发现自己的祖先竟是坐1788年的‘第一舰队’被流放到澳洲的罪犯。许多人都认为那些流放罪犯的时代具有传奇色彩。”澳大利亚“祖先”网站负责人G.汉纳称，拥有“罪犯祖先”如今不再是家庭耻辱，这种风气的转变让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开始研究他们的家谱。^[54]
2008年8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澳大利亚当地教会花了至少1年的时间研究于2007年11月24日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陆克文的家谱，发现他的好些祖先都曾有犯罪记录，其中有人还险些被处死。不过，陆克文并不为此感到不快，反而还颇为得意^[55]。最令他“自豪”的是父母两方都有重犯祖先，其中最“显赫”的当数陆克文父亲一系上溯第5代祖先中有一位名叫玛丽·威德的曾祖母。她幼年时生活在英国伦敦，靠在大街上乞讨和捡垃圾为生，后成为偷窃内衣裤的小偷。1788年，年仅12岁的玛丽因涉嫌合伙偷窃了一个8岁女孩的衣裙和内衣裤而被逮捕。1789年1月，英国老城堡法庭判处玛丽死刑，不过3个月后，玛丽获得减刑，并与200多名英国女犯人一起随“第二舰队”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研究还发现，陆克文父系的第4代曾祖父托马斯·陆德同样是个窃贼。他曾被指控“非法获得一包糖”，并被判处7年监禁，于1801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托马斯与另一名被流放的女小偷玛丽·凯伯尔结了婚，而凯伯尔则是因涉嫌偷窃衣服在1804年被流放到这里的。后来，托马斯成为悉尼郊区坎培尔镇的创建者之一。在这个镇上，有两条街道是以他的姓名来命名的——托马斯街和陆德街。陆克文还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拉海的女祖先由于付不起房租而开始伪造假币，1789年被判刑，于1800年被流放到悉尼。
陆克文的前任、前联邦总理霍华德也被家谱学家揭出“家丑”，被查出其祖先曾经是“小偷和强盗”。霍华德父亲的高曾外公威廉·图利曾因合谋盗窃一块玳瑁表而于1816年被判刑，被流放到澳大利亚;霍华德母亲一脉的祖先托马斯·巴克曾在1835年被指控犯有两项抢劫罪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1] 参见王宇博《剖析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王宇博《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2]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66页。
[3] 王宇博:《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2页。
[4] 自治运动和联邦运动的内容见本章第二节。
[5] J.Baker,For Queen or country?,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74,p.41.
[6] J.Baker,For Queen or country?,p.25.
[7]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p.190.
[8] J.A.Camilleri,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Jacaranda,1973,pp.13-14.
[9] N.Meancy,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1901-1910,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76,p.5.
[10]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8,pp.73-74.
[11] 王宇博:《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43页。
[12]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74.
[13]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p.88-89.
[14] Ibid,p.136.
[15] J.Ward,Earl Grey and Australian Colonies,1846-1857,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58,p.45.
[16]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4页。
[17]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p.1-2.
[18]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263.
[19] J.Baker,For Queen or country?,p.41.
[20]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21] 参见王宇博《澳大利亚共和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当代亚太》1999年第12期。
[22] M.Duncan,Imagining Australia,Crows Nest,George Allen & Unwin,2004,p.53.
[23]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51.
[24]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53.
[25] G.Disher,Australia Then and No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92.
[26] R.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4.
[2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3页。
[28] B.Dyster & D.Meredith,Australia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e 20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48.
[29]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216.
[30] A.Hall,The London Capital Market and Australia,1870-1917,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63,p.169.
[3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1页。
[32] A.Shaw,The Story of Australia,London Faber,1972,p.186.
[33] 王宇博:《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110—111页。
[34]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4—45页。
[35]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9页。
[36]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29页。
[37] 同上书，第28、29页。
[38] 同上书，第30页。
[39]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26页。
[40]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4页。
[41]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0页。
[42] 同上书，第29—30页。
[43]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22页。
[44]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31—32页。
[45]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2页。
[46]③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23页。
[47] 同上书，第22页。
[48]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9页。
[49]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33页。
[50]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4页。
[51] 同上书，第30页。
[52]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2页；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31页。
[53] 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第32—34页。
[54] http/news.sina.com.cn/w/2008-08-03/022614257683s.shtml.
[55] http/news.sina.com/2008-08-03/n2585544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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