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1]。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独立的国家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这就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人思想意识中的体现。在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意识形成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它一直受到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即澳洲认同感。
当具有向心倾向的认同感在澳大利亚人中间不断增进的同时，澳英之间的离心现象也大致同步出现，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地显示为“长大的孩子”与“父母的家”的关系。澳大利亚人在对待1887年6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和1888年1月澳洲百年庆典的态度上形象地折射出了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以及澳英关系的变化。^[2]
此时的澳大利亚人不仅有双重心理，而且还具有双重身份，即英国的臣民和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居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一个庆典涉及的是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帝国关系，而后一个庆典体现的则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关系。然而，他们对此的态度却显示出此时澳大利亚人更为关心的是澳洲的事务，虽然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母国情结依旧存在，但是，这已经逊色于由澳洲的发展与辉煌所带给他们的荣耀感。这本是两场没有联系的庆典，但在时间上的如此接近则使它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对比反差效果：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提高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明显地进一步“从帝国转向民族”。所以说，这两场庆典实际上既是对澳英关系的检测，又是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程度的考察，形成中的民族意识隐约可见。
1887年6月21日是作为英帝国首脑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的纪念日，因而这也成为一个具有帝国特征与意义的节日。它被用于向世界昭彰英帝国的强盛和母国与殖民地之间及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殖民大臣、前“帝国联邦同盟”主席E.斯坦豪泼提议：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前往伦敦参加庆典，并届时与英国的大臣和官员们探讨一系列各自关心的问题，而其中主要是关于殖民地支付英国皇家海军军费问题。
虽然女王庆典在英国举办得轰轰烈烈，但在澳洲却进行得并不成功和顺利。澳大利亚人对该庆典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和热情，澳洲各地的责任政府对此也多为应付，甚至是敷衍。以新南威尔士政府为例，尽管相关的准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着手，但直到7月份，用于庆典的大钟才安装完毕。在澳洲人眼里，英国利用它来达到帝国政治目的的意图过于明显，这反而使应有的感情色彩失色。而此时澳大利亚社会关心的是反对英国政府就海军军费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各殖民地政府也正怀着“不满的情绪”就此同英国进行交涉。代表新南威尔士政府前往伦敦出席庆典活动的H.帕克斯明确表示此时反对谈论涉及帝国联邦事宜的问题。尽管他的这些言论大都表述于庆典活动的幕后，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澳大利亚人对女王庆典报以冷淡态度的原因：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联系的澳洲事务，而不是千山万水之外的英国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事务。新南威尔士是澳洲各殖民地中对英国最为亲近的殖民地，连它都如此这般，其他各殖民地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1886年5月，悉尼的《新闻公报》不以为然地指出，英国政府是打算将“王室盛典当做治理不满(情绪与现象)的灵丹妙药”^[3]。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澳洲人的情绪却与英国的初衷有很大的出入。在新南威尔士，特别是在悉尼，对于为女王庆典而举行的庆祝活动，许多人缺乏热情，场面冷落，显示出应付差事的态度。在一次集会上，集会的组织者竭力动议给主日学校的孩子们赠送庆典礼品，如蛋糕和汽水。但这动议遭到反对，被以10∶1的表决结果被否决。许多澳洲百姓还抱怨地方当局为举行女王庆典活动花费太大，不符合殖民地的民主精神。结果是热烈的庆典屡屡被激烈的争论所取代。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助理A.斯蒂芬出席了一场集会，但给他留下的印象不是人们的真情与忠诚，而是场面的混乱，抱怨道：“一群憎恨法律和秩序的人……，必须以强硬的手腕……将他们打倒。”^[4]级别最高和规模最大的庆典集会是在悉尼展览大厅举行的，与会者达1.2万人。但是，会场上的气氛不是热烈而隆重，却是喧闹至始至终。集会主持者对此无可奈何，出席集会的新南威尔士总督卡林顿勋爵只能借助手势发表演说，再由别人使用旗语传达出去。而较为热烈而欢快的庆典场面仅出现在由总督夫人卡林顿女士到场的另一场庆祝集会上，集会的参加者是妇女和儿童，会议通过了为澳洲妇女设立一个庆典基金的决议。
虽然，在殖民地政府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将这些在庆典活动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称作“良好的自然性混乱”，但是，这些通过“自然性”方式表露出的言行揭示了澳洲人心态的变化：(1) 在他们心目中，英王的地位正在下降，而英王的实际作用则是连接澳英之间母国情结的纽带;(2) 在澳洲出现的冷淡和混乱是对英国倾力举行女王庆典的真实目的的回应，表示出了澳洲社会对母国的不满和抗拒。
然而，澳大利亚人和各地政府对待接踵而至的澳洲百年庆典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与情绪，表现出的是积极参与，是在欢度“自己”的节日，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举行澳洲百年庆典的难度大于操办女王庆典，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殖民地对自己“生日”的确定不一。在人们的眼里，将1月26日作为百年庆典之日是庆贺新南威尔士的“生日”。可是，这并没有对百年庆典造成什么不利或逊色，只是显示为各地的热情程度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在庆典过程中淡化与弱化，进而使百年庆典成为全澳的节日，全澳的盛典。在庆典的筹办和举行过程中，“英国的”和“澳大利亚的”时常因人们的选择或认可而发生碰撞和冲突，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英国的”让位于“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的口号在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新南威尔士政府早在1886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和组织百年庆典。最初的庆典设计方案是打算援引18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颁布的所在地费城举办大型博览会来庆祝独立100周年的先例，也想大操大办一个能够显示澳洲百年成就的博览会。但是，这个方案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在表面上是新南威尔士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商人对举办博览会所需要的浩大费用多有顾虑，而实际上是新南威尔士害怕澳洲其他地区政府与民众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举动。这种担心很快就得到证实。1886年，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殖民地与印度博览会”，展览各殖民地和印度的产品、制造品和艺术品，其规模恢弘。澳洲各地对于在英国举办的博览会报以极大的兴趣，仅维多利亚就派出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参观团赴英。而此时澳洲人是以那场博览会的规格为标准来审视新南威尔士的设想的，有的人认为新南威尔士自不量力，有的人对新南威尔士抱有几分嫉妒，而总的说来，人们对新南威尔士举办博览会的动议反应冷淡。因此，相形见绌的新南威尔士决策者们再无举办博览会的信心和勇气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澳洲人对英国多有不满，但各地澳洲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尚逊色于他们同母国的关系。
接着，围绕百年庆典，帕克斯向新南威尔士议会提议：建造一座“国家大厦”和一处主题公园。按照帕克斯的设想，具有体现澳洲发展历程意义的“国家大厦”包括安葬已故著名政治家和代表澳洲出征的阵亡将士的纪念堂、展示澳洲土著人种研究的博物馆和存放澳洲历史档案的档案馆;主题公园将坐落在悉尼郊外的一处沼泽地边，是一座具有英国公园建筑风格的园林，建造资金来源于附近土地的销售。由于帕克斯的提议明显与女王庆典的筹备和举办颇为不协调，因此，在议会里立刻招致亲英势力的反对。经过一番议会里的唇枪舌剑和舆论界的口诛笔伐，结果是公园如期建造，有意义的是，公园被议会命名为“世纪公园”，而不是亲英势力所坚持的“女王公园”;而“国家大厦”的建设始终停留在一套套风格各异的设计图纸上，它在建筑设计师们无休止的技术争论中不了了之。
1887年11月，得寸进尺的帕克斯又提议：在举行百年庆典之际，将新南威尔士更名为澳大利亚。持新南威尔士社会舆论之牛耳的《悉尼晨报》随之附和，大力鼓噪，新南威尔士的反响热烈。新南威尔士人不仅感到这使澳洲进一步远离了作为“流放犯殖民地”的过去，使澳大利亚人不再被外界视为“西方的犯人与看守者”。一些人还试图将新南威尔士的称呼改为“澳大利亚，即新南威尔士”。这种意识和情绪最初出现于新南威尔士的中产阶级上层，进而在新南威尔士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共鸣。
帕克斯的这番言论与新南威尔士的社会反响不仅具有旨在在澳洲内部确立新南威尔士在澳洲政治事务与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的作用，而且可以被视作是为敦促英国对澳洲社会呼声的关注。帕克斯以此向英国政府显示出他代表的并非是新南威尔士一地，而是澳大利亚，即不是一批澳洲的地方政府在同英国的中央政府进行商谈，而是整体澳洲在同帝国从事谈判。在这一系列交涉中，帕克斯处处表现出澳洲在英帝国内的特殊地位和自立倾向。在要求英国继续承担澳洲的海防和积极寻求英国用于殖民地的帝国防务基金的同时，他对英国殖民部不屑一顾，明确表示澳洲无意接受英国对殖民地议会的干预权，声称：“被责任政府授权的人们应该拥有和维护体现着他们意志的独立的议会权力。”^[5]
然而，不和谐的声音则是从澳洲内部传出的。这种帕克斯俨然摆出全澳代表的架势和新南威尔士自封澳洲之首的情况无疑在澳洲其他几个殖民地中间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虽然澳洲各地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是相近的，要求英国承担澳洲防务义务的意愿也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基调是合作，尚不是联合，因此，帕克斯的言行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招致了冷落和非议，甚至是抗议。维多利亚的反应尤其强烈，而且“墨尔本的反对呼声”是“通过英国唐宁街”传达到悉尼的“政府大楼”的。^[6]这表明，澳洲内部虽存在向心力，但缺乏凝聚力。
1888年1月26日，悉尼百年庆典活动如期举行，尽管其规模逊色于女王庆典，如同其他节日一样，最热烈的活动是人们在悉尼港举行了一场划船比赛。然而，在百年庆典的活动中使人关注的不是庆典的隆重程度，而是在此期间在悉尼发生的节外生枝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澳洲人的心理活动、澳英关系中的离心现象和澳洲内部的联合趋势，因而被后人视为“标志性冲突”：
——在贸易大厦奠基仪式上发生的情况引起英国舰队街的关注，被称为“这场庆典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活动”。由悉尼各行业工人组成的乐队在行进中从卡林顿勋爵等政府官员面前通过时，一反常态，演奏的不是英国国歌《天佑女王》，而是日后被定为澳大利亚国歌《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此举违反了有着百年历史的惯例。
——新南威尔士政府主办的官方宴会在博览会大厅举行，这是一场由多任澳洲总督出巨资和有1000多位澳洲各地的政府要员与社会名流应邀参加的盛会。可是，操办会议的新南威尔士人则在大厅的两端分别悬挂起“欢迎回家”和“澳洲联合”的巨幅标语，其双关含义一目了然，使得宴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因新南威尔士人的意愿与英国政府的旨意相悖以及与澳洲其他地区的想法相左而不协调。而帕克斯演说的寓意实际上与以前他建议更改新南威尔士名称的意图是一脉相传的，他将澳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追述自1788年以来的澳洲历史，按时间顺序讲述了澳洲各殖民地建立的过程，处处突出新南威尔士是移民们在澳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和它对其他殖民地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而许多来自澳洲其他地区的与会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对帕克斯突出新南威尔士，甚至将新南威尔士凌驾于其他殖民地之上的做法多有微词。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许多反对派政治家参加的民间宴会则在庆贺“澳洲的生日”的热烈气氛中进行，宴会还向来自各地的穷人分发出1万份食物。^[7]
——举行“世纪公园”开工典礼是百年庆典活动之一，但这场典礼的进行过程则令人英国总督们和澳洲政治家们颇为难堪。组织者们计划先由总督们和澳洲的名流们发表演讲、种植树木，然后进行阅兵式，最后安排一场向失业者发放救济品的活动。发放救济品原本是典礼的次要内容，试图体现英国对澳洲民众的关心和显示澳洲民众对母国的感情。然而，事与愿违，前来参加典礼的老百姓只对发放救济品感兴趣，而总督和政治家们的演讲是在一片嘈杂声中勉强完成的，表情尴尬的总督及随行的英国官员在人们冷漠的目光中草草种下了几棵树。事后，一位名叫W.考提尔的失业者在给帕克斯的信中写道：“……我不希望混迹于失业的行列。假如你能够仁慈地给我们2英亩土地……那么，我们将非常荣幸。”^[8]
……
在这一天中，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也举行了一些气氛低调和规模有限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由“澳大利亚土生白人协会”操办的。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场百年庆典开始，在澳洲的社会与政治中，全澳属性与特征日趋明显。几个月后，维多利亚耗费巨资举办了规模庞大的“墨尔本国际博览会”，而从其作用与意义上来看，这基本上是新南威尔士百年庆典的翻版，是一场实质上的“澳洲国际博览会”。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社会对这场博览会的反应是积极的，这与不久前新南威尔士举办博览会的动议遭遇冷淡反应的情况形成显著对比。
从表面上看，秩序混乱是这两场庆典都存在的现象，但是，这些混乱却显示出不同的含义。其一，对于母国来说，它们反映出澳大利亚社会的离心倾向，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兴趣在逐渐减退。在两次庆典上，当英国官员在场或涉及英国时，相当数量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民众)表现出的是冷漠与不满，甚至是对抗。新南威尔士政府在一处平时主要被大批失业工人和世俗主义者等社会中下层民众用于举行反政府集会的场所塑造了一尊维多利亚女王塑像，并在百年庆典之际举办揭幕仪式。在仪式上，卡林顿勋爵以一副占领了“敌人阵地”的架势发表演说，强调法律与秩序。然而，民众对此反应冷淡，劳工组织干脆拒绝派代表出席仪式。
其二，对于澳大利亚而论，混乱显示出的是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向心趋势，反映出澳大利亚人愈加关心澳洲，因此而具有可调和性。这些庆典过程中，各地的澳大利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为澳洲的现状而骄傲的同时，他们也就澳洲的未来先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接着是争执不休，甚至是相互攻击;进而是通过争论，各种观点开始接近。这些来自澳洲各地、代表着不同利益的澳洲人就像一辆辆正在举行赛跑的马车，互相不停地给对方溅上污泥，但在同一条路线上，向着同一个方向奔跑。在口诛笔伐和推推搡搡中，澳洲人之间的了解增加了，共识增进了。比如，在澳洲的“生日”日期问题上，尽管澳洲各地对新南威尔士的百年庆典和新南威尔士人的言行反应不一，但是，在唇枪舌剑中，“1月26日”逐步被所有澳洲人当做一个具有共同性的纪念日。
在女王庆典和百年庆典的一系列活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庆典活动为澳洲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此后，澳洲各地间的往来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解决冲突与纷争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协商或论战来达成和解与妥协，而渐渐不再是“通过英国唐宁街”的斡旋。当然，这种现象是在澳大利亚民族生成的大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政府有意引导或人们刻意追求。
虽然澳洲各地对百年庆典的重视与热烈程度不一，但是，在澳洲人的心目中正在形成一种尚不清晰的意识：这是“我们澳大利亚人”自己的节日。因此，相对于女王庆典是帝国的节日而言，百年庆典则是具有民族国家特征的庆祝日。1888年是澳洲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无论是在维多利亚，还是在新南威尔士，或是在昆士兰，1888年使人产生了一种变化的感觉，一个时代的到来”^[9]。这般感觉表现为全澳性的自我认同感。
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在平静中进步，在和缓的气氛中完成本质性的变化。女王庆典和百年庆典在澳洲的举办过程所显示出的是从新南威尔士扩展到澳洲各地的“澳洲自我认同感”，尽管它还是朦胧的，模糊的。它表现为澳洲对英国的离心倾向和澳洲内部的向心趋势正趋于明显，即在思想上，澳洲人正愈加关注“澳洲的联合”，而不是英国人正在竭力倡导的“帝国的联合”;在行为上，对“澳洲的”活动报以活跃与激情，而对“帝国的”或“英国的”活动则多有勉强与应付。
霍布斯鲍姆曾写道：“‘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民乃是由全体集合而成，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10]这两场庆典所反映出的现象并非是澳洲人“母国情结”的淡化，而是澳大利亚民族“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母国情结”的依旧与政治立场和社会感情的变化构成澳洲人在这一时期的特定心理与行为。这种心理与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为了维护和争取作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和英帝国的一部分而应该享有的权利，他们力主在帝国内部巩固能使他们获利的自由贸易制度，要求建立能确保他们安全的帝国防务体系，显示出对母国的依附，竭力维系与母国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澳洲人彼此之间认同感的提升，也就是民族意识的生成，他们越来越不满于接受英国的管理，不愿作为帝国成员而按照英国的意愿为帝国承担义务，显露出与母国的“离心”端倪。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状态和言行举止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正在形成中，正处于与作为母体的英吉利民族的逐渐剥离状态。

[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0页。
[2] 王宇博:《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121—132页。
[3]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68.
[4]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69.
[5] A.Martin,Henry Parkes,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5,p.469.
[6]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71.
[7] M.Tucker,Centennial Celebrations 1888,Sydney,Buelltin7(April 1981),pp.15-19.
[8]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72.
[9]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79.
[10]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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