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乐观自豪的国家观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它以澳大利亚民族为载体，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势，以自然的方式体现在澳大利亚人的言论和行为之中，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它还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由英吉利民族派生而来并与之逐渐脱离的过程。^[1]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是在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其形成表现为英吉利民族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从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等方面来说，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脉相传，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机遇则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从英吉利民族中分离出的新民族，并形成与之相适应并决定澳大利亚发展的民族意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导下，澳大利亚人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和敬仰，在许多方面移植着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又根据客观现实和自身需要，背离母国的意愿，变更着来自英国的一切，在自然渐变中与英吉利民族相分离。尽管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澳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位置的一部分，但他们已逐渐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英王的臣民”，而是越发关注本地区事务并与之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满于英国对澳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而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昔日那种“澳人即英人”的心理渐渐让位于“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共同的心理素质体现出民族意识已萌发而出。18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最近，‘民族的’和‘民族性’的词汇已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生活。”^[2]概括而论，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价值观念。这个新兴的民族在立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保留着与英国的母国情结，同时谋求着与英国的平等关系。它处处充满着英吉利民族的气息，但本土化使它在性质上有别于英吉利民族。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乐观自豪的国家观。这种思想意识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明显标志之一，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不同于母国但又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向往与追求。在19世纪50年代初，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在短短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3]。兰格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人人都憧憬着澳洲大陆将出现一个没有丑恶和暴政的伟大理想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公民各尽其职，同时，因人们的自我防范，伤害也不复存在”^[4]。早期移民眼里“受神诅咒”的“极端荒芜的土地”，已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眼中成为生机盎然的乐土。

虽然，他们对母国仍怀有崇敬心理，“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对英国视他们为“二等臣民”的歧视态度则持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为此愤愤不平。英国认为在澳洲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甚至连这里的商品也被打上蹩脚货的烙印。“殖民地的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掺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对此，澳大利亚社会的反应是：“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力量的污蔑将被揭穿。”^[5]可见，他们是本着新的国家观念去反驳来自母国的歧视言论的，在观念上，澳大利亚与英国已分为两个民族国家。

乐观自豪的国家感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20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对理想国家的憧憬成为澳大利亚人奋斗的目标。这种国家感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与英国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就广义而言，理性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哲学，反对把一切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强调世界并不完善，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个世界。而英国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们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6]。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国家感奠基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不愿“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7]的社会意识，认为“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产者国家”，因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种意识不是虚幻的，它的根据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是以经济的平等和社会平等为内容的。

澳大利亚人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澳大利亚不受旧大陆的坏影响，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8]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澳大利亚人为自己的罪犯祖先进行辩解，以及论证澳洲的美好中被再三使用。这实际上是英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意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但它与英国对英帝国的理解是相悖的，即殖民地理应从属宗主国。

19世纪末的联邦运动是民族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愈加强烈的国家感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分治走向联合，直至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后，伴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持续而深入地展开，使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本质性变化，从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重大发展。在社会各种机制逐渐健全和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澳英之间的从属关系逐渐淡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外，澳大利亚人对仅有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也越发不能容忍，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元首仍是一个外国君主。而正因如此这般的民族意识与社会向往，共和体制得以成为澳大利亚国家体制变化的趋势。

2.平等主义

平等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精髓。在有关澳大利亚地位的问题上，它体现为要求与母国平起平坐。虽然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大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一个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居然仍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用旧制度统治着的现状，越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可忍受。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奥沙利文的文章，文章声称：“不出4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2000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887年创刊的《飞旋镖》杂志不仅斥责殖民地总督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而且将获得英国圣蜜契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的澳大利亚人斥为英国的“下贱的工具”^[9]。

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已经初显端倪，“民族主义”一词甚为流行，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诉求与基调就是平等主义。它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前期的民主主义与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而区别在于民主主义旨在继承“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表现为移居澳洲的英国人向居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澳英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把自由和平等与“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两者间关系的演变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吻合的。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在政治观点上表现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澳大利亚共和国。他出版《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与独立》一书，指望能起到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书中援引美国的先例，认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要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只有建立共和政体，而别无其他良策可循。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像是一些孩子，它们由父母抚养成人，然后割断羁绊而独立”。他指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已经成熟了，应该向独立国家发展。因此，他强调：“澳大利亚共和政府应是建立在普选制、联邦制和代表制的民主政体柱石上的。”^[10]

进入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关注澳大利亚的未来，共和主义逐渐弥漫于全澳。一位名叫G.布莱克的共和主义者写道：“我们通宵达旦地研讨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仔细研究每一个事关人类新生活的新计划。”^[11]1887年，“共和主义者联盟”成立，成为宣传共和主义的中心。它的政纲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加入，更使它具有民族性。虽然人们对共和主义的具体解释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隶属于英王的白人国家。曾先后出任维多利亚检察长以及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维多利亚法学家G.希金博特拉姆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即“在英王名义下的独立”^[12]。这也是同期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理论和行动指南。1891年3月17日，《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理H.帕克斯对此的看法：“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反对君主政体，而是反对专制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不同于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共和主义，它并不把君主制完全置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把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与自由民主相结合，这是敬重君主的英吉利民族文化心理在澳大利亚的体现。在英国，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的君主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象征，能够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安全感。伏尔泰称英国为“百姓自由和君主制并存的国家”^[13]。恩格斯坦言：“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们。”^[14]作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英国移民是以英王臣民的身份来到这块受英军护卫的英国海外领地的，并以这种名义与母国保持着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构能够有英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实质上是追求平等与崇尚自由的、作为英国文化一部分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它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在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上与英国的文化渊源关系。

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民族的社会意识，它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并对澳洲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推动社会演进、促进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始终不将自己与英国分开，造成澳大利亚人在独立等重大问题上概念不清，热情不高。当然，虽然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争取自由、维护平等和崇尚民主的气息与内容，但是，在澳大利亚的200多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切仅局限于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这样的局面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步被改变。

3.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体现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现实，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和利益关系，对于澳大利亚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隐性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伙伴关系”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一大内容，显示出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之间的相互友爱关系。澳大利亚战史学家C.W.比恩为“典型的澳大利亚人”下过一个定义，称他们“很少显示出宗教信仰这个词通常所指的虔诚”，但却十分信奉伙伴情谊。按照比恩的说法，信奉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作出何等牺牲都应该站在伙伴一边”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永不违背的一条法律”。这是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形成可追溯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澳洲，是19世纪移民们披荆斩棘和开荒垦地的产物。在那艰苦创业的时代，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迫使移民们患难与共，团结互助。从到达澳洲开始，他们就处于互相帮助的状态，共同搭盖茅舍，开垦荒地，谁遭不幸，左邻右舍便竭力帮助。“因此，一个人总是乐于找到一个伙伴，一个自己能够信得过的人，而伙伴情谊也就作为一种澳大利亚人的品质而获得一种半神秘的意义”。这种伙伴关系情谊浓厚，以致在早期澳大利亚，异性之间的爱情都逊色于同性之间的友情。比恩将它解释为英吉利民族性格在澳洲自然环境里经受磨炼和提高的创造物。^[15]澳大利亚人对这种伙伴关系大加讴歌，而与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则须认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前往澳大利亚的日本商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嘱咐：“日本人必须懂得，澳大利亚……有着根深蒂固的‘伙伴情谊’的因素。”^[16]

这种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的社会意识之上的。由于来自英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到此来谋生创业的英国社会下层民众(如伦敦东区的居民)，因此，在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在此黯然失色，母国的社会等级关系也难以在澳大利亚生根。再有，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移民们的同舟共济是紧密相连的，加之社会富裕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太明显，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划分毫无意义。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平等的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别。“当权的澳大利亚人倾向于跟他们的顶头上司或下属保持像同事一样亲密的工作关系，大多数事情是通过讨论的商量，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17]因此，澳大利亚文化虽然源于英国文化，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文化是“去掉了上层阶级的英国文化”。曾有一位初到澳洲的英国贵族在码头上拿出1英镑，示意一位过路的澳大利亚工人将其行李搬运到旅馆。这位工人随之掏出5英镑，嘴里含着烟蒂，瓮声瓮气地对贵族说：“给我擦皮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平等观念的国家”。以平等为行为动机的英国移民在长期的相处中，自然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

总之，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历程就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一步步增强的记录，澳大利亚社会由此从英国的殖民地演进为发达的民族国家。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活力还表现为，它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使其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属性和能力，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由于澳大利亚文明是从西方文明转化而来的新文明，因此，一些西方社会中的弊端不可避免地也被移植而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给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但是，这些糟粕最终会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健全而被清除和抛弃。这一系列变化和转变从一个侧面表明民族意识的活力使澳大利亚民族不是一个受传统和陈规束缚的守旧民族。

[1] 参见王宇博《评析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2]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p.124.
[3]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29页。
[4]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p.121.
[5] M.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下册，第303—304页。
[6]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第315—31页。
[7]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an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16.
[8]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s 1788-1977,p.181.
[9]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3页。
[10]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2页；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p.79.
[11]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p.133.
[12] Ibid,p.119.
[13]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2页。
[15] 理查德·内尔:《澳大利亚文明》，第23页。
[16]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5页。
[17]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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