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1831—1901年)是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也基本上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殖民地形成与发展的时期。此时澳大利亚人对待英国的心态处于在依附中不满与在不满中依附的状态。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自1788年以来，英国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风平浪静，协调和睦，英国因澳大利亚而获利，澳大利亚因英国而发展。所以，澳大利亚的依附源于这里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将英国作为自己依赖的靠山，进而理直气壮地强调澳大利亚是英伦本土的“海外部分”，顺理成章地要求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尽责尽职;而他们的不满则发端于认为自己仍未充分获得作为英国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英国政府未能像对待英伦本土那样对待澳大利亚，以及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的权力仍受到来自英国的不应有的限制。即使是在1901年联邦成立时，依旧浓厚的母国情结使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以为自己是身处海外的英国人，没有多少人明确地意识到澳大利亚民族已经脱胎于作为母体的英吉利民族，澳大利亚联邦已是一个拥有独立与主权的民族国家。
而在这一时期，英国则尽可能地顺应澳洲的需要，不断满足澳大利亚人的权利与权力要求;接着，澳大利亚人便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依附，于是，澳洲少了一份抱怨，英帝国多了一份稳定。这样的循环一方面使得澳大利亚人可以在其对英国的依附心理基本上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的政治主张，以致澳大利亚人是通过宪政改革的方式来处理与英国的事务的，而无需在“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氛中与母国对抗;另一方面使澳大利亚在不知不觉中由殖民地演变成为民族国家，“澳大利亚英国人”变成了澳大利亚人。如果说北美人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独立了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人只知道其自治权力在不断扩大，却尚未意识到自己所为之奋斗的自治权力实际上就是独立主权，甚至对“独立”一词有着本能的抗拒，视其为“大逆不道”。
在英帝国里，“种族”是英国维系同移民殖民地的重要纽带之一。^[1]公民殖民地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依然以自己的英吉利民族血统而自豪，但在自豪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自己与英吉利民族的关系，因而在澳洲社会出现了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人们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他们是否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分裂出的种族，是否是英吉利种族的一个部分?”其次是澳大利亚人是否是“带着罪犯烙印的种族”?再次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民族不再与英吉利民族相同?^[2]此时，人们对“民族”问题的注意力显得逊色于种族问题。虽然，这场讨论的初衷是为了论证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一脉相传的关系，但是，从论证的内容上看，这已经多少反映出澳洲人对与英吉利民族的认同趋于动摇，而对澳大利亚民族的认同尚在形成中。
在这场自发的社会讨论中，土生白人显得尤其活跃。一般百姓强调澳洲人比英国人高大、健壮，更充满理智，热爱运动;而政治家和学者们则从不同的角度，将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演绎得愈加富有民族色彩，使它的社会共鸣效应不断增强。英国人对于澳大利亚人的傲慢和偏见经常激起澳洲人的反感，甚至是愤怒，尤其是涉及“罪犯的儿子们”等言辞与言论。总之，时至19世纪后半期，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和未来的澳大利亚已不再是移植来的英国。这场讨论一方面使澳大利亚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日俱增，认为澳大利亚人是“继往开来的澳大利亚人”;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越发要求自己管理自己。土生土长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银行家G.莫戴尔的观点是种族的发展势必导致建立由土生澳大利亚人领导的政府。^[3]然而，澳大利亚人所要求的不是像北美人那样争取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而是更多“与生俱来的权利”，以便更好地自治。
相比较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与主权的经历，澳大利亚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活动实在是太顺利，太温和了，无需“抛头颅，洒热血”便可以心想事成。换言之，澳大利亚的独立与主权不是民族英雄们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暴动、战争或革命中卓绝拼搏的结果，而是澳洲各地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按照澳洲的社会意愿，通过一系列不懈的宪政改革活动而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英国政府顺应了澳洲的发展趋势而给予澳洲人的。但应予指出的是，在他们的主观上，所争取的权利与权力是在社会自治范畴内的，然而，在不知不觉的渐变中，客观现实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大大超出了这个范畴。在这渐进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了，拥有主权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出现了。在和平的气氛与温和的变革中，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社会不断发展，民族意识逐渐丰满，社会形态因此而转型;而另一方面则是未受损伤的习惯思维、完好如初的母国情结以及正在澳洲化的社会意识与制度，本土化在潜移默化中尽显扬弃功能。自治权利在不断积累、叠加及相互作用中发生质变，成为了独立主权，但是，几乎是全体“身在此山中的”澳洲人并未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正在使19世纪的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迁，其中的许多人还言之凿凿地否定出现了这样的质变。^[4]
代议制的确立使澳洲各殖民地拥有了按照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建立起来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组建了代表各自利益的责任政府，进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政治集体。作为不同于以前“海外监狱”的管理机构，它们得到了来自英国政府和澳洲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英国认为这是“一种以……很好的井井有条的自由的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体制”;而澳大利亚人则因能够与英伦的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而满足，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越发以为自己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
虽然责任政府的职能与权限等同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是，随着澳洲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实际运作中，它们行使和发挥着国家政府的作用与功效。可是，它们的权限毕竟是有限的，受制于英国政府，因此，职能与权限同作用与功效之间不可避免产生不相适应，“针对‘责任政府’体制的受限制的属性和体制上的资格问题，逐渐受到关注”^[5]。于是，无论是责任政府还是平民百姓依然继续理所当然地臣服于英国，“现在这一代成年人依然亲近母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对母国的爱戴与崇敬”^[6]，但是，澳洲各责任政府就权限问题向英国提出一个又一个超越出地方政府权限的权利与权力要求，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社会里，出现了如此循环——不断以英国给予或让予的权利与权力去争取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与权力。换言之，追求自治与享受依附围绕着来自母国的权利与权力而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由此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诞生。
在这般循环中，责任政府与总督的权限与地位仍是澳洲人与母国争论与矛盾的一大焦点，也是澳洲社会争取自治的内容之一。尽管总督们的权限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但他们在澳洲社会里仍扮演重要的指导性政治角色。在法律条文中，他们是英国“帝国政策”的执行者，英国政府给予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独断独行的大权，可置澳洲人的意见于不顾。然而，英国政府可以随意处置澳洲内政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这种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澳洲人的不满，进而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激烈的抨击。大多数效忠于英王的澳大利亚人并不认可总督能够作为英王的代表来统治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向生活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一样，直接臣服于英王。责任政府也愈加认为自己是直接受命于英王政府的，而总督的存在则阻碍了他们与英王政府的直接联系，只能通过总督来间接地与英国殖民大臣交往，因而，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总督而下降。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愈加不满于澳洲的总督听命于英国殖民部，而不是对负责澳洲。希金博特拉姆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中，总督与责任政府是不相容的。他认为，总督在内政方面行使职权时不应当以英国殖民大臣的训令为依据，而是应当完全以地方政府的意见为归趋。^[7]人们普遍认为总督仅需作为英王的代表而向澳洲的责任政府负责，而无需向英国殖民部负责，因为向英国殖民部负责无疑是给予了并不了解和关心澳洲事务的英国殖民部官员们干预澳洲内部事务的条件和机遇，这是不恰当的。
与自治运动期间的情形一样，此时澳洲社会对总督权力的质疑和责任政府与总督的权力冲突反映出的是澳洲人自主意识的增强，而不是对母国忠诚的减弱。而英国政府对此的处置也没有激化矛盾，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满足澳洲人的要求。1872年，根据澳洲的要求，英国对总督的赦免特权进行了修改，进而在1892年干脆将赦免罪犯的特权移交给责任政府。1877年，在维多利亚议会上下两院之间因党派之争再度形成僵局。对此，英国殖民部训令总督J.博温爵士按照责任政府内阁成员的意见处置争端，以免使充当仲裁的“女王的代表……被议会中的一派利用为压制另一派的工具”^[8]。在这一次次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权力之争中，总督的权力不断被削弱，逐渐体面地放弃了权力，从主宰一切的独裁者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王室的象征，愈加显得为统而不治。
澳洲殖民地责任政府的权力扩大致使其在作用与职能上越发成为主权国家政府，而愈加相悖于帝国疆域内的行政组织机构的性质。在这一渐变的演进过程中，没有变化的是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和对英王的忠诚以及对英国的依赖。出现这般情况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基本上满足澳大利亚人对自主权力的要求。而在100年前，北美人是通过战争手段才从母国手中夺得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所顺利享有的权利与权力的。
英国的政治制度体系逐步移植到澳洲，使来自英国的移民们找到了重获“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感觉。然而，这种移植的过程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和照搬程序，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本土化进程。当澳洲人心满意足地达到了“应该把英国宪法上的权利全部给予丧失了不列颠权利的英属殖民地”的政治目的后，他们自然心安理得地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继续“信奉英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欧洲文化”^[9]，但是，每一样能够远涉重洋抵达澳大利亚的事物都已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装变样。很快，澳大利亚人就感觉到他们所拥有议会缺乏针对澳洲的代表性，在权限上与澳洲的实际情况不适应，存在着对他们自由的实质性限制。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所拥有的是一个权力有限的责任政府，它们的议会在地位上从属于英国议会，甚至它们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都由英国议会来确定。虽然英国议会在制定与澳洲有关的法律前也会寻求殖民地议会的赞同，但是，英国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殖民地议会的职权和职能。
英国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立法方面的控制自然影响到这些政府司法方面的权力受到制约与限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习以为常地保留着这些与英国枢密院有关的制约与限制，认为这是保护英国在澳洲殖民地利益，特别是维护英国投资者利益的良策之一。然而澳大利亚人也大都没有考虑要突破这些制约与限制，他们往往更加信任英国的司法判决，将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当做是“更具有权威性”，是一种“挫败对手自信心以取胜的策略”。^[10]而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此的不满是对这套上诉程序多有非议。其一，远在伦敦的枢密院对待澳洲的事务漫不经心，一个判决能够拖延几年;其二，针对相同的案件，澳大利亚人只能上诉到英国枢密院，而英国人可以上诉至比枢密院更高级的英国上院。所以，从中可见一斑的是，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不满不是同分离或决裂相关，而是同依附相连，是因抱怨英国的政策与行为有损这种依附而产生的不满。
虽然，对英国的不满愈加充斥澳洲各殖民地，但是，不满的言行表现为旨在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对英国当局越来越不顺从，但却完全不同于当时印度社会上的那种以分离为目标的反英情绪。维多利亚政要A.迪金的所作所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不仅敢于公开严词抨击英国枢密院的决定，而且敢于将其言论变成为与英国当局对抗的行动。从1870年起，在他的努力下，维多利亚皇家联邦委员会在维多利亚的社会事务中的职能和作用逐步取代了英国的枢密院。在1881年的澳洲洲际殖民地会议上，此举得到赞许并被其他殖民地的责任政府所效仿和推广。然而，这种替代是有限度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澳大利亚人依然将事关重大的立法终审决定权置于伦敦。
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澳洲的内政事务上，在得寸进尺的过程中向英国要求和索取权利和权力。这种行为与做法在有意识地使责任政府的自主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无意识地使澳洲社会在争取自治中一步步接近独立，所以，就澳洲内部而论，依附性在不知不觉中呈逐渐弱化趋势。
由于争取自治的前提是认为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海外延伸部分，因此，享受母国的扶持与庇护自然也就是澳洲社会理所当然应拥有的权利，所以，习以为常地享受这样的权利就显示为澳洲社会对母国的依附。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这种依附现象存在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方方面面，澳大利亚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来自母国的特惠与保护：
——在社会政治方面，各殖民地的责任政府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与沟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还有赖于英国的扶植、指点、保护，甚至是包办。
——在金融与贸易方面，英国的金融影响在英属海外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中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以其在澳大利亚的作用最具有显著效果。1851年，英国拥有澳大利亚银行资产的2/3。17家最为成功的澳大利亚银行均在伦敦开办业务，以直接获得资金、技术等。^[11]1854年，澳洲向英国的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而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这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依附地位是吻合的。^[12]此外，各殖民地之间不仅经济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悬殊较大，而且相互往来与联系不多，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内部市场尚未形成。
——在防务问题上，英国包办了澳洲各殖民地的海陆防御。尽管早在1863年，英国就以奖励手段，要求各殖民地责任政府自行组建军队，但直到1870年，澳洲的地面和海上防御仍均由英国军队负责。澳大利亚人对此习以为常，既然英伦的防务是由英军承担的，那么，澳大利亚——“放错位置的英国国土”——的防务理所当然也应由英军承担。直到1880年代初，从责任政府到平民百姓，都没有什么防务意识，政府组织的地方部队素质极差，只能用于围猎土著人，无意也无法执行防御外敌入侵的任务。
——在对外关系上，依附现象是最为明显的，即一味依附于英国，全然没有自主的意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人的普遍看法是”：“一旦发生外交问题，我们总是甘愿让英国外交官来处理。一般说来，他们处理得比我们好。”按照英国所规定的权限，责任政府的外交权归属英国。对此，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和各地民众没有什么疑义，“在与外国列强就防务或重要的政治问题交涉中，英国和殖民地的政治家……从未想到殖民地政府能够独立地同他们进行谈判”^[13]。因此，“这些(澳洲)殖民地从来都不……具有国际性”^[14]。他们关心的仅是对外贸易问题，即英国如何处置澳洲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商贸关系，而澳大利亚人的最大愿望也仅仅是希望在与列强举行事关他们的事务和他们的利益的贸易谈判时，英国谈判代表团中最好能有澳大利亚自己的代表成员。^[15]
……
澳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对英国的依附与澳洲各殖民地的形成与建立的经历是相关的。澳洲殖民地同北美独立战争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不同的是：(1) 从历史沿革而论，不同于北美十三州的发展是依靠自力更生，澳洲殖民地与英国在政治上是隶属关系，澳洲经济发展的起步完全仰仗于英国用于建设“流放犯殖民地”的财政拨款，再加上英国就处理与殖民地矛盾而进行的政策调整，所以，澳洲与母国的关系没有因不满而决裂;(2) 从地理分布而言，不同于北美十三州依次相连，澳洲的殖民地不仅人口分布稀疏，而且相距遥远，直到19世纪结束，各地的澳大利亚人虽然已经在同一个大陆上生活100多年，但彼此之间的往来却大大逊色于各自同英国的交往，甚至连殖民地之间的通讯联系也大多需要通过英国中转。这些因素使得澳洲人对母国的依附得以长期存留。
澳洲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这般关系此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母国情结”的基础上的，然而，这与澳洲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则显得愈加不相适应。“母国情结”使澳大利亚人依然以为自己是英国人，理所当然地将英国君主认作自己的统治者，视远在北大西洋的英国政府为自己的中央政府，使得澳大利亚人在感情和思想上依附英国。可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统治机构仅适合英国本土，难以与澳大利亚社会相吻合。在英帝国里，英国议会又被称作“帝国议会”，它的立法适用于帝国全境。依照这样的体制，这个议会的议员是按照英国的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因此，“帝国议会”中自然没有一位来自殖民地的代表，其代表性实际上仅局限于英国本土，而不能代表殖民地。殖民地的不满正是由此而生成的，争取自治权便成为宣泄不满的表现。一个世纪前，英国人固执地维护这种状况，导致北美人揭竿而起，由要求自治演变为争取独立。而现在，虽然这样的体制没有改变，但英国人吸取了在北美的经验和教训而改变了相关政策与措施，以维护现状为宗旨，以致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一次次被抚平，要求一次次被满足，因而，出现了一方面澳大利亚人的自治程度逐步加强，在自然的演进中走上了通向独立的民族国家之路，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在主观意识上依旧以为自己是英国人。
当然，英国的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这不仅使澳大利亚人没有因此不满而抛弃对英国的依附，而且还加深了深刻而含蓄地蕴藏在澳大利亚人情感中的那种以英吉利民族为自豪的“种族优越意识”。澳大利亚学者W.汉考克和N.梅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种族的骄傲”和“英吉利种族的爱国主义”。^[16]尽管澳大利亚民族正在形成，澳大利亚人的言行正在使澳洲走向民族国家，但是，在这种“种族优越意识”的作用下，在澳大利亚人头脑里，这些不满与依附被当做英国或英吉利民族的内部问题，而不是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务。
存在于澳洲的这种“种族优越意识”起源于早期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不同于早年因躲避宗教迫害或不满贵族统治而移民北美和南非的英国人，前往澳洲的绝大部分英国移民的成分不是流放犯，就是生活在英国社会金字塔下层的民众。与以追求自由为迁徙动机的前者不同，这些移民谋求的是改善生活，期望日后能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澳洲，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创造“新世界”，而是移植和复制故乡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澳洲并非是殖民地，而是英国本土的海外延伸，是“一块放错位置的英国国土”。就这样，在主观上不加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移民们将英国的主流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地带到了澳洲。由于来自英国各地的移民在澳洲相对集中，因而，澳洲社会成为了英国社会的翻版与微缩，“(澳洲)殖民地生活的主要特点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比在英国更为彻底地结合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与英国)不同的社会，当然，这种不同是微乎其微的”^[17]。
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的“母国情结”不仅是思想感情的产物，而且与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密切联系着的。首先，对英国经济上的依赖是维系澳大利亚对英依附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历过“羊毛业大潮”和兴盛于“淘金热”后，“尤其明显的是，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依赖与国际经济，特别是依赖与英国的联系。……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约有2/3的(澳洲)殖民地出口产品的去向是英国，而2/3进口产品来自于英国”。^[18]其次，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海外重要投资场所之一。1870年代后期，英国在澳洲的投资数量占其海外投资总量的一半，80年代是1/4。^[19]这一切使得在决定澳洲经济发展的资金、市场、劳力、技术等重大问题上，澳洲尚需依靠母国，澳洲人也没有考虑要改变这般状况。澳洲殖民地与英国的依附性经济联系构成了澳洲人“母国情结”的经济基础。
再有，19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对南太平洋逐渐表现出贪欲，这使得澳大利亚人愈加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强大不会对他们构成打击，反而能够保护他们”^[20]。作为英帝国成员的身份更能够使澳大利亚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利益得到保护，尽管英国并不干预这些殖民地与其他欧美国家的交往，甚至在殖民地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也不出面支持它的澳洲臣民。正是这些在情感和利益上的诸多因素，造成澳大利亚的“母国情结”始终保持着效忠英王和依附母国的特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独立”持淡漠的态度，希望自己的殖民地能够继续留在英帝国内，对保留依附于英国的状况感到心安理得。^[21]
而就英国来说，其态度与做法既易于造成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也利于他们对不满的宣泄。其一，进入19世纪后半期后，英国人对于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不再予以多少关注，在他们的意识里，澳洲被视作一处迟早将走上独立发展的殖民地或自治领。因此，英国政府在澳洲事务和问题上，执行的自然是其帝国政策，有别于在英伦本土执行的国策。而这点正是澳大利亚人所不满之处，以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损伤。其二，英国对澳洲的殖民管理与统治是放任的和自由的，这给予了澳大利亚人一种宽松的自我活动空间，“(澳洲的)殖民地从来没有因固执的英国而被迫做出什么选择”^[22]。当帝国的利益或英国的政策与澳洲相悖时，英国基本上对澳洲没有强制，所以，澳英之间的分歧或矛盾从来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地步。

[1] P.Rich,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6,p.30.
[2]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p.81-82.
[3] Ibid,p.82.
[4] H.Hudson,The Republicanism Depu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1.
[5]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1.
[6] K.S.Inglis,The Australian Colonists,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74,p.68.
[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67页。
[8]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77页。
[9] P.Grimshaw,Creating A Nation,Ringwood,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94,p.55.
[10] A.C.Castles,A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Sydney,Fairfax Syme Weldon Associates,1982,p.102.
[11] P.Cain & A.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p.245.
[12]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75页。
[13] J.Else-Mitchell,Essays on the Australian Constitution,Sydney,Allen & Unwin,1961,p.344.
[14] W.J.Hudson,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5.
[15]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6.
[16]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8.
[17]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9.
[18] Ibid,p.20.
[19] N.D.Butlin,Investment in 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861-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31.
[20] R.Hyam and G.Martin,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London,1975,p.7.
[21] 王宇博:《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47页。
[22]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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