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促使澳大利亚工业化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大飞跃，并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不可逆转性变化。由此构成的战时经济使澳大利亚经济的本土化程度大大加强，即“英国经济生活和外交政策的退步，迫使澳大利亚比以前任何情况下都更需要依靠自己。这对工业化的过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具体而言，首先是大战爆发后，同军事和外交领域一样，在经贸方面，澳大利亚已无法再依赖英国了。大战使英国的劳动力和资金供应骤然停止，原有的市场贸易体系随之突然崩溃，这迫使澳大利亚以自力更生为前提，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在欧战中，英国工业生产因轰炸而遭受严重破坏，澳大利亚由此担负起向英国提供军需与民用物资的任务，接踵而至的太平洋战争又使澳大利亚成为了盟军的军事基地和物资供应站。这一切向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同时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空前开阔的国际市场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面对压力与机遇，原本在澳英经济交往中扮演联络者或担保人角色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产，积极调控劳动力的配置、资金的投向和生产部门的协调。1940年6月，联邦政府成立了军需部，负责全国的军火和军需物资生产和供应。在战争的刺激下，以军火工业为先导，澳大利亚工业化迅速发展，澳大利亚很快就成为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兵工厂和军需生产地，致使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齐头并进。在这时期，澳大利亚经济生产的本土化现象不同于以往依靠英国的资金，引进英国的技术，再根据自身需要加以利用和改进，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产。简言之，国民经济本土化在战前以移植、引进和扬弃为内容，依赖性色彩浓厚;而大战开始后，它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
1942年，大约有50万澳大利亚人从事军火和飞机制造以及军需物资生产，约有20万人就业于食品、纺织和各类民用产品的生产部门。由于生产量骤增，造成劳动力匮乏，1943年10月，联邦政府不得不将4万多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人调回澳洲，转业于工业生产。[2]在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增长，1938—1939年度澳大利亚国民收入总值是7.79亿澳镑，1941—1942年度是10.78亿澳镑，1943—1944年度是12.95亿澳镑。从1941—1944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加了42%，其中冶金业和制造业的产值上升了80%以上。[3]
到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化工、钢铁、纺织一系列工业主干部门，交通运输系统也有了巨大发展和改观。从生产技术上看，澳大利亚已能够制造工作母机、各种大型机械及精密仪器，这些大都是战前澳大利亚从未生产过的。总之，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和国民经济趋于独立的发展势态的形成可归结为战争的需要和刺激。除了保障战争需要外，这种发展直接作用于澳大利亚综合国力的提升，进而巩固了澳大利亚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力地支撑了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外交领域的独立与自主。
大战结束后，日益增强的国家独立性在国民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承袭了前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和接受了大战的刺激后，澳大利亚经济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为模式，与西方经济同步发展。以往其经济中的殖民地特征不是被有意识地消除，而是在本土化发展中逐渐转化为有益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容和特色。
战后初期，当欧洲国家忙于经济重建时，澳大利亚经济则迅速转轨，军事工业生产被顺利地调整为民用工业生产，进而高速发展。1945—1946年度的国民财政收入达到13.63亿澳镑。随后，因欧美国家的国内物资需求和朝鲜战争的军需品订货，这种发展呈一路飙升状态。1950—1951年度的财政收入达到31.01亿澳镑。[4]50—70年代是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澳大利亚经济也借此东风，交上了好运。从1952—1965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略低于5%的速度递增。这样的速度虽然仅及日本和西德的战后重建的一半，但却高于英国和美国。1969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居世界第10位，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居世界第8位，跻身富裕国家之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积极介入国民经济管理，以强调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为目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进入70年代，经济危机与经济滞胀困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澳大利亚也未能幸免，尤其是1974—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也冲击了澳大利亚，造成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猛增。通货膨胀率自1973—1974年度从前一年度的6.1%跳到12.9%后，直到1979年8月一直徘徊在9.5%—13%之间;失业人数在1978—1979年度高达40.4万，创下最高纪录;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则从1973—1974年度的5.1%跌落到1974—1975年度的1.4%，此后一直波动在0.4%—3.19%之间。[5]时至1980年，联邦政府采取了扩大政府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费用等措施，以图激活经济，产生了一定效果。在这一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发达工业国中排列第12位。[6]8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由低速转为起伏。从总体上看，它正在走向好转，即一方面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它的增长率略高和通货膨胀率略低;另一方面是政府及社会防范和克服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能力有所提高。然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它忽而陡升，忽而剧降，正如澳大利亚官方出版的一份材料所说：“澳大利亚经济常常像一个公园里供游人娱乐的滑行轨道。”[7]联邦政府试图通过鼓励本国工业发展，减少对初级产品的依赖来控制经济的大幅度摇摆。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走出阴影，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恢复稳定发展。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1991—1992年度，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8.6499亿澳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107澳元。[8]可见，澳大利亚既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又是一个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澳大利亚经济已独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从总体上讲，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是在带有突变性的革命或事件中完成的，而是在渐进的演进中进行，因此，澳大利亚经济在性质与发展趋势上的变化是在独立性不断加强的本土化过程中进行的，表现为嬗变。这种变化使澳大利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得以相互适应。同时，它又顺应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不仅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而且拥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200多年来，海外投资和海外市场对于外向型的澳大利亚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特点。然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情况依旧，但已有本质和结构上的变化。简言之，在本土化的作用下，澳大利亚经济由从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渐变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经济。它已不再是简单地依赖于某一国家，仰赖外资，而是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资金的来源和产品的去向。其经济生产的目的由为英国创造财富转变为提高本国社会的富裕程度。
战后，澳大利亚仍是一个对外资需求量很大的国家。在1947—1948年度，进入澳大利亚的外资为6.08亿澳镑，1967—1968年度至1971—1972年度达到60.52亿澳元。由于1972年末工党执政后，联邦政府对外资采取了限制政策，致使1972—1973年度的外资进入量猛降到4.71亿澳元。后几经震荡，在70年代末又稳定增长，1981—1982年度增至92.67亿澳元。[9]然而，较前所不同的是，海外资金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直到60年代初，尽管英国在澳大利亚引进的外资投资总量中仍占第一位，但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在1947—1948年度引进的外资6.08亿澳镑中，英国投资为4.16亿澳镑;在1961—1962年度引进的外资16.13亿澳镑中，英国占8.09亿澳镑。澳大利亚企业的一多半来自于英国。
然而，以后的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资本从60年代初开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进而与英国平分秋色。从1962—1963年度到1966—1967年度，在澳外资总额为59.73亿澳元(镑)，美国为21.9亿澳元(镑)，英国为21.77亿澳元(镑)。60年代，美国资本在澳大利亚表现活跃，主要投资于金属加工、化工、农机、食品加工和汽车制造。仅在金属加工业，美国的投资量在1962年由4100万美元上升到1.44亿美元。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几位汽车制造业巨子控制了澳大利亚2/3的汽车生产。[10]1966—1967年，布罗肯希尔钢铁有限公司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进行了改建和重组。澳大利亚被列为美国海外投资的第五大场所。有人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早点食品、化妆品，还是卫生间，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无法说出哪一样不是美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生产的。”[11]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投资进入澳大利亚，成为居美、英之下的第三大投资者。其他各国所占比例也不断扩大。海外资本来源的多国化不仅使澳大利亚的资金获取量更大，而且改变了澳大利亚对某一国的依赖局面，或避免了某一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这无疑有助于澳大利亚社会殖民性的淡化和独立性的加强。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独立发展的趋势。
在外资的使用与管理上，澳大利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联邦政府根据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有关政策，确保澳大利亚能从中获得益处和保持对外资管理上的独立自主。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以社会秩序稳定、投资场所安全和政府信誉坚挺而享誉国际投资界，1964年，伦敦《金融时报》把澳大利亚誉为世界上经济最健康的国家。从战后到70年代初，对外资的需求量因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而增长，因此，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一再表示欢迎外国投资。在外资管理上，除规定外国投资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须遵守有关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保留对被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外国收购进行干预的权力外，澳大利亚官方不仅没有多少限制性条款，反而提供了许多诱人的优惠条件。例如，为了发展制造业，澳大利亚对用于制造业主要设备的投资补贴29%的税金，这使国外私人投资大受鼓励，澳大利亚制造业立刻成为外资投资热点。财大气粗的美国投资者趋之若鹜。到1964年，澳大利亚20%的制造业企业由美国控股，1965年达到27%。[12]
从7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严峻，澳大利亚政府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对外资采取了较前严格的管理政策。有关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措施的执行由联邦财政部全权负责。为了加强管理，1975年9月，联邦政府设立了外资顾问委员会。半年后，联邦政府又设立了外资评议局，以取代前者。评议局的职能为：充当政府顾问，对外资提出指导性意见，协助政府修改投资方案并使之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全面审查外国投资者提出的对澳投资方案，维护澳大利亚的企业与私人利益。从80年代开始，相伴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私人投资的增加，加之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改革，外资的流入量逐步下降，尤其是政府的对外借款锐减。1990—1991年，澳大利亚非但没有从国外借款，反而向国外输出资本32.97亿澳元。[13]
从战后澳大利亚的引进与利用外资总的情况上看，其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其一，外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澳大利亚国内资本的不足，有助于提高澳大利亚社会生产能力，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外资主要来自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发源地——欧美国家，因此，随着外资在澳大利亚开办工厂和购买澳大利亚企业，新技术和新工艺也随之进入澳大利亚。诸如汽车制造、石油炼制、化学工业、电子技术等资本集约化与技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工业因此在澳大利亚得以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工业化进程。其三，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技术和制度也为澳大利亚所吸收、借鉴及移植。由于引进外资是在双方互利的公平原则下进行的，所以，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使外国资本从中获得丰厚收益。从1968—1969年度到1978—1979年度，外资收益量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量的1.7%—2%。因此，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领域，外资的运作过程呈良性循环。
在战后对外贸易方面，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与海外市场依然联系紧密，但却发生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变化。第一，贸易格局在战后几十年中产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逐渐摆脱了对英国经济的依赖，进而从以往的英帝国或英联邦经济体系中分离出来，转而渐渐融入亚太经济体系，澳大利亚人“现在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14]。从澳大利亚本身而言，这种变化受到战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和澳大利亚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与驱动;而从客观环境来看，当英国日薄西山时，环太平洋经济则走向繁荣。因此，这是澳大利亚独立自主发展的体现。它不是人为的有意识行为所致，而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结果。
1950—1955年与1964—1965年澳大利亚外贸比例表[15]
从表中可见，当英国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下降时，美、日及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则日显重要。到70年代时，这种方向性变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并使如此这般的澳大利亚外贸格局得以稳定。在1971—1972年度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出口额中，英国为9.2%，美国为12%，日本为27%，东南亚为12%。日本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和日本有着生命攸关的经济联系”
[16]。在80—90年代，澳大利亚致力于扩大外贸范围，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到90年代初，已同35个国家订有双边协定，同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科技协定。它还积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作用，如参加了1973—1979年的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东京回合”谈判)和1986—1994年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即“乌拉圭回合”谈判)，接受了有关协议。在面向世界的前提下，澳大利亚立足亚太，尤其重视同该区域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1983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订了“澳新进一步密切经贸关系”的协定，旨在在两国间实现全部产品自由贸易。澳新与诸南太平洋岛国也保持着特殊的经贸关系，签有诸如“南太平洋经贸合作协定”之类的条约。东南亚各国也一向为澳大利亚所重视。1974年，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建立了正式关系，为双方在市场、科技、贸易及援助等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机会。澳大利亚积极倡导通过贸易自由化来加强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1989年11月，它作为东道主召开了这一地区部长级会议。
第二，旨在独立发展和寻找市场的贸易格局变化使贸易互利冲淡了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战后以来，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大都是有色人种，日本从澳洲进口工业原料，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从澳大利亚购买肉类和牲畜，中国内地是澳大利亚小麦和矿石的大买主，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与澳大利亚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可见，贸易格局的改变不单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影响到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并且构成了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保护关税政策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国策之一。它虽然对于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交往和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发展中，它的弊端及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相伴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以降低关税税率和拆除关税壁垒为内容的关税改革成为澳大利亚贸易政策重心转移的表现之一。1986—1987年度，澳大利亚约有38%的进口商品是免税的。从1988年5月起，澳大利亚分阶段将高于15%的关税削减至15%，将高于10%的关税削减至10%，这一过程在1992年业已完成。澳大利亚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的免税额占其全部免税进口额的60%左右。概括而论，澳大利亚是根据本国产品的实力情况来确定体现保护程度的关税税率的。在1988—1989年度，实力较强的农业部门的平均有效保护税率为9%，而与外国同行业相比较为薄弱的制造业部门的平均有效保护税率为17%。再以澳大利亚对工业品进口广泛使用的阶梯关税为例，在1989年7月，生皮、皮革和羽毛的简单平均关税为零，而其加工半成品税率为10.7%，制成品为23.4%。
[17]这些政策和措施增强了澳大利亚在外贸活动中的灵活性，表明澳大利亚经济已摆脱了殖民地时代的束缚，完成了殖民地经济向民族国家经济的转变。
总之，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民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组成部分，已被牢固地确立在独立自主的地位上。从最能够体现澳大利亚经济外向型特色的投资和外贸部门的结果和状况可看出，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残余已成为陈迹。澳大利亚不再简单地是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或投资场所，而是地位平等和行动自主的贸易伙伴。它牢牢地掌握着本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经济利益。1998年1月，美国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为了控制众多东南亚农业品市场，向受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贸易信贷，用于这些国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农业部利用其商业信贷公司也向亚洲国家提供了出口保险，并在亚洲积极活动。面对既是贸易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渗透，澳大利亚不畏经济实力悬殊，作出强烈反应，奋力抗争。2月4日，联邦总理J.霍华德指责美国乘人之危抢占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出口市场的举动是“十足的贪得无厌行为”。澳大利亚棉花局局长讥讽美国农业部的做法是“一场经济大旋风之后”的掠夺者。针对美国以对印度尼西亚的渗透为切入点的举动，澳大利亚政府的出口金融保险公司向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商品提供无限额保险，联邦政府还拨款30亿澳元(约合20亿美元)用于资助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商品。此外，澳大利亚还扬言要“收集材料”，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美国。
[18]虽然日后事态并未扩大和激化，但这显示出澳大利亚经济独立和自主之一斑，而这一斑恰为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互利共存和独立发展是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状态与趋势。它已不再以依附与移植为内容，以及简单地在利益驱动下顺理成章地发展，而是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的经济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过程中，由依赖转为自立，由追随转为自主。经济本土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使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系列变化不是移植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所致，而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现象。这样的变化基本上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身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相同或同步。这一方面表明澳大利亚经济与西方国家经济为同一类模式和性质，另一方面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澳大利亚经济在发展上与西方已并驾齐驱。这种变化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澳大利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原处于辅助地位的第三产业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例扩大。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职业分布逐渐变化，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能力逐日增强，因此，澳大利亚社会具有了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仅以劳动力分布为例，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对196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部门劳动力分布比例的统计，全世界平均为农业58%，工业19%，服务业23%。后工业化社会特征最明显的美国是农业8%，工业39%，服务业53%;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澳大利亚为主)为农业12%，工业40%，服务业49%。该统计显示，美国的服务业的百分比最高，澳新次之。时至1981年，澳大利亚的上述百分比已变为农业7.9%，制造业19.4%，服务业72.7%。
[19]可见，澳大利亚的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已见端倪，并且发展迅速;在出现时间的先后上，澳大利亚次于美国，早于欧洲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在本土化发展进程中，澳大利亚社会已经成熟，它渐渐不再追随英国或某一大国，亦步亦趋，而是已开始独立发展，其发展水平并不逊色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颇有“后来者居上”的架势。
依据澳大利亚统计部门的划分，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中的第一产业(又称初级产业)由农牧业和矿业组成，第二产业由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生产构成，第三产业在澳大利亚经济文献中习惯称为服务业。服务业的覆盖面很广，统为各种各样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战后，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中，三大产业部门均有大幅度增长。在第一产业中，农牧业仍是发展热点，绵羊的数目增长空前，1950年为1.13亿只，1965年为1.71亿只，1970年达到顶峰，为1.8亿只;同期的羊毛产量也随之上升，从51.8万吨，增至81.9万吨，再升至92.6万吨。“澳毛”成为优质羊毛的代名词。肉牛业发展惊人，从1949—1950年度的61.6万吨增至1977—1978年度的218.4万吨。种植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耕种面积的扩大，总产量的提高和种植品种的增多。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小麦种植面积从140亿英亩增加到260亿英亩，产量平均稳定在2亿蒲式耳左右。1968—1969年度的大丰收时，其产量达到5.3亿蒲式耳。
[20]此外，澳大利亚还大面积种植了甘蔗、葡萄等经济作物，收获颇丰。
战后澳大利亚第一产业仍以为国外市场生产和出口率极高为特点，羊毛产量的95%用于出口，占到国际市场上羊毛供应量的一半以上。小麦的出口量占总产量的74%。从1960—1969年，仅中国内地就从澳大利亚进口了6.6亿蒲式耳的小麦，占那一时期澳大利亚小麦总出口量的35%。牛肉的内外销量各占总产量的一半。但是，这一热点造成澳大利亚初级产业的脆弱性。例如，由于受化纤生产竞争的影响，羊毛市场出现疲软，造成羊毛业滑坡。1979—1980年度，绵羊数目降至1.34亿只，羊毛产量降至69.9万吨。1977—1978年度，长期作为出口贸易中龙头老大的羊毛贸易在澳大利亚出口总量比例中，落至矿产和谷物之后。从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把不断增加的过剩农产品倾销于国际市场，这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巨大压力。
[21]可见，第一产业在长期独占头鳌与独领风骚后，其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促进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澳大利亚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为它的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澳大利亚统计局从1968—1969年度开始，制订了与联合国采取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致的“澳大利亚标准产业分类”。据此，澳大利亚制造业包括以下12个行业：(1) 食品、饮料及烟草;(2) 纺织品;(3) 服装及鞋类;(4) 木材、木材制品及家具;(5) 纸张、纸制品及印刷;(6) 化学品、石油及煤炭产品;(7) 非金属矿产品;(8) 基本金属制品;(9) 金属加工产品;(10) 运输设备;(11) 其他机器及设备;(12) 其他制造品。制造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战后至1963—1964年度，制造业以6.2%的年平均增长率向上递增。
[22]澳大利亚制造业得到了政府的种种保护和大力支持，1964年，一半以上的制造业行业处在保护关税政策的荫庇之下。同时，可观的利润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60年代，每年约有5亿美元的外资在澳运作，其中一半流入第二产业，只有不足1/5投向农业。虽然澳大利亚制造业主要是为国内市场而生产，但随着水平的提高，它在外贸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从1948—1949年度到1967—1968年度，其出口份额从5%上升到19%，出口收入由5800万美元增加到5.36亿美元。
[23]到70年代初，澳大利亚因工业化的发展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化国家。据1979—1980年度统计，澳大利亚制造业拥有经营单位27430家，从业人数1115.4万，营业额653.548亿澳元，增值256.14亿澳元，固定资本支出21.867亿澳元。
[24]从战后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进程而论，50—60年代是它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头者”。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一度达到29%，而在整个60年代基本上保持在28%左右。进入70年代，制造业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经营单位和从业人数有所下降，但营业额和增值量却有增无减，而且增长幅度也越来越大。
[25]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各种产业的情况上看，重工业和新兴工业增长较快，而传统工业则发展缓慢。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工业用金属、机器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在产值和从业人数上一直居于制造业各类生产部门的前列。
汽车工业是战后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发展热点。它不仅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且因英美的投资竞争而得益。1948年11月，作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澳子公司的产品，第一批“霍尔顿”牌轿车走下生产线，开始了旺盛的“汽车时代”。1961年，在全澳新注册登记的18.8万辆各类机动车中，“霍尔顿”牌汽车占8.7万辆。汽车业的发展对于石油提炼产业形成了刺激。1946年，澳大利亚生产了本国需要量6%的汽油;而到1955年，4座壳牌等跨国公司在澳兴建的大型炼油厂提炼的汽油满足了澳大利亚社会需要量的64%;到1969年底，90%的澳大利亚汽车用油由这4家炼油厂生产和提供。
[26]1979—1981年间，澳大利亚制造业生产了原铝37.8万吨，各类电机385万台，内燃机26.2万辆，电冰箱35.2万台，彩色电视机35万台，小型汽车38.4万辆，大型汽车3.8万辆，汽油180亿公升。
[27]从战后初期开始，联邦政府推行的全面进口替代政策为建立多样化的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许多新兴工业由此得到保护和扶植。这是战后澳大利亚社会本土化发展直接而具体的体现。政府的政策及难得的机遇使得制造业蓬勃发展，造成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产品的国内自给率提高和着重满足国内需求的内向性突出，同时，也使其行业门类趋于相对齐全。这又进一步促成澳大利亚制造业的一大特征——小企业众多。在澳大利亚，“小企业”一词通常是指制造业中雇佣人数不足100人的企业，或者是第三产业中雇佣人数不足20人的单位。1990年，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编印的《澳大利亚》一书中写到，在非农业企业的私营部门中，小企业约占96%。据1991年有关资料估计，在全澳的大约60万家私人企业中，其中约有小企业55万家。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1993年澳大利亚的小企业》的报告，当时澳大利亚拥有小企业859000家，占90万个私人部门企业的95%;雇佣人数280万，约占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52%;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3个州，3州的小企业的合计总数占全澳小企业总数的77%。
[28]虽然小企业不足以发挥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但它以效率高和经营灵活等能力和特点而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主力军。对此，联邦及各州政府持支持的态度。1993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新南威尔士政府拨款800万澳元用于涉及小企业发展的三项计划，即训练计划、制造和技术计划以及未来增长计划。从世界范围看，自80年代以来，小企业以其效率高、竞争力强和适应性好等良好表现，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企业界中的一颗新星，在大企业之间强强联合的同时，小企业也遍地开花。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部门。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小企业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和变化的动向，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移植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本土化的结果。这说明澳大利亚经济与西方国家经济是在相同性质的经济体制中同步发展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社会已发展到可独立发展的程度。
综上所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第二产业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它不仅确立了澳大利亚工业化国家的属性，而且确定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和所处位置。它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是各级政府和全体民众关注的焦点。在1998年10月的联邦总理大选中充满了这类呼声，霍华德正因在这方面工作卓有成效而连任联邦总理。
第三产业是战后澳大利亚经济产业中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按照现行澳大利亚标准产业分类，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部门包括：(1) 水、电、煤气;(2) 建筑;(3) 批发及零售商业;(4) 运输及仓储;(5) 交通;(6) 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商业性服务;(7) 公共行政及国防;(8) 社会服务;(9) 娱乐、文体、旅游。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由于各部门生产率的差别，较大部分劳动力进入制造业，而随之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大，导致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因这种发展方向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即在第二产业发展超过第一产业并得到充分施展之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影响扩大，其产值和从业人数都有很大增长。
澳大利亚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符合于西方后工业化理论中的有关论述，澳大利亚因此而较早地具备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与内容：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就业于服务业。从1964—1965年度到1977—1978年度，澳大利亚就业总数增加了142万人，其中99.6%，即140万人进入了服务业部门。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相应扩大，增长率高于其他经济部门。从1962—1963年度至1977—1978年度，服务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8.4%上升到68.4%;相比之下，第一产业产值从13.1%降至9.3%，第二产业从28.4%跌至22.1%。在实际产值增长率上，从1966—1967年度到1976—1977年度，服务业为4.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是1.8%和3.3%。在就业率增长方面，从1964—1965年度至1977—1978年度，服务业为3.1%，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为1.1%和0.3%。
[29]各产业部类在产值和就业数量上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至1989—1990年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总数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0%和75%。第三产业就业率的增加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和专业化。例如，从1971—1981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的就业率从11.8%上升到17.7%，批零商业从12.8%增至24.5%，社会服务从19.7%升至27.5%。
[30]这就需要雇佣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如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化训练的会计师、计算机专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进而导致职业结构中白领人员的增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行业众多，因此，各自发展差别颇大，水平不均衡。从第三产业总体上看，社会服务和批零商业无论在就业人数，还是在产值上，均占其中最大比重，增长速度也最快。比较1963年与1973年上述两部门在整个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为：1963年分别为39%和27.3%，1973年为41.4%和24.1%，其平均值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类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个人消费和国民生活水平状况。相比之下，公共行政及国防和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所占比重最低，1973年分别为5.8%和4.7%，1973年为5.55和5.7%。
[31]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发展虽然居中，但关系重大。在交通运输业中，除了海、陆、空交通总体发展外，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月，全长3963公里由悉尼直达珀斯的标准轨铁路网通车。这是一条横贯澳洲大陆的铁路线通车，它标志着实现铁路轨距标准化的规划已接近完成，殖民地时代造成的澳大利亚六个州铁路轨距不统一的遗留问题从此逐步得到解决，
[32]连接各州首府的标准轨铁路网的建设计划相继付诸执行。50—60年代，澳大利亚城市化的发展直接导致建筑业的兴旺。但由于澳大利亚城市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基本上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或需求，因此，建筑业在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有所下降。
[33]就第三产业的总体水平同欧美国家相比，澳大利亚逊色于号称“第一个成为服务性经济国家”的美国，与欧洲国家基本持平。澳大利亚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趋势同样不同于以往对英国等欧美国家制度与体制的移植，而是经过本土化而确立的澳大利亚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以自然与自主的自我发展形态演进的产物。它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相同与同步是前一时期的本土化发展的结果，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因此而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社会发展方向相适应。
澳大利亚经济属于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并存的混合经济，即它一方面由私人资产、利润动力和市场经济制度构成，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高税收、货币政策、工资政策、金融体制、政府支出以及对外贸易政策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这是澳大利亚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一大内容和标志。澳大利亚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的理论是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凯恩斯“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互相合作”的观点经本土化成为了澳大利亚混合经济的基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职权的扩大，尤其是财政权力的扩大，为战后联邦政府干预国家经济提供了客观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快了联邦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战前，各州政府征收的所得税数额多于联邦政府，这是19世纪末筹建联邦时中央对地方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在1942年5月，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全国经贸的干预和调控，柯廷政府提出了四项法案，要求各州在战争期间不再征收所得税，改由联邦政府以统一的税率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并许诺将为此向州政府提供资金作为补偿。这些方案自然引起州政府的反对。对此，联邦高级法院动用战时紧急状态法，做出了支持联邦政府现行接管权的裁决。这巩固了联邦政府的财政优势，使它可利用财政手段扩大和加强联邦政府的权限范围和发言权。一家有权威性的报刊写道：“各州都是‘独立王国’的神话就这样结束了。”
[34]而这仅是联邦政府一系列扩大职权行动的开始。194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白皮书中规定澳大利亚经济的总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较快发展。这可谓凯恩斯关于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节，以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学术论断在澳大利亚国家政策中的体现和运用。
50—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加速工业化。政府一方面鼓励各方投资制造业，另一方面高筑关税壁垒，保护制造业，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面对7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不稳定状况，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得以运用。于是，为了克服经济衰退与抑制高失业率，联邦政府遵循该理论，在通货膨胀时期采取了紧缩财政的策略，即控制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以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费用等措施来刺激经济。虽然，在80—90年代，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学者对于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国家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政府也就此采取了诸多修正措施，但凯恩斯主义仍被作为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而所产生的变化是使这种理论更为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现实，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与澳大利亚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
宏观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杠杆。政府以财政手段调控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以便抑制通货膨胀，进而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货币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直接目的是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80年代以来，由于澳大利亚金融改革的深入，货币供应渠道已不再主要来自银行系统，为此，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证券的公开市场业务成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的主要工具。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前，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一直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到70年代中期，这造成预算赤字，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于是，联邦政府又采取了压缩货币供应量和维持较高利率的紧缩政策，以期克服经济危机。时任联邦总理的M.弗雷泽(1975—1983年在任)强调：“政府的明确目的即继续恢复经济……达到此目的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通货膨胀。”
[35]工资管理制度是澳大利亚干预社会经济的一大重要措施。接任弗雷泽出任联邦总理的R.J.霍克(1983—1991年在任)对以前的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实行了国家管理的固定工资制，即工资按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而指数化，使工资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挂钩。此举被认为是限制物价上涨的有效措施，为此，1984年，澳大利亚成立了物价监督局。固定工资制对降低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与投资的回升发挥了有效的积极作用。1987—1988年度，为了激活劳动力市场，加强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霍克政府取消了工资指数化的做法，但国家集中管理的固定工资制度仍是将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平衡。此后，作为一种既定国策，固定工资制度在不断得到修正与充实中得以延续，它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大成就。其功能在于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又促进了投资和保障了就业，进而抑制了通货膨胀。这无疑是西方经济学说理论与澳大利亚具体实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产业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具有长远性特点。战后澳大利亚为了改变其殖民地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工业化和工业多元化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对外依赖减少，独立自主性增强。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产业布局不合理，使得大多数产业未能达到规模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提高澳大利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从70年代起，以促进澳大利亚工业国际化为目的，澳大利亚对工业部门进行整顿，引导其向专业化方向转变。这一政策的形成表现为政府逐渐放弃了对制造业的保护政策。
[36]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一方面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另一方面逐渐取消对各工业部门的扶植上的差别。1988年联邦政府经济报告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使澳大利亚工业变得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观念。1991年3月，霍克声称：要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澳大利亚”
[37]。这是一个长远的政策。70—80年代，澳大利亚工业品出口徘徊在全澳总出口量的20%左右;而到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工业品出口比重则呈增长势态。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产业政策初见成效，开始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工业国际化进程取得进展。
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本土化发展的结果，西方先进的理论、制度和体制在澳洲得以确立，并拥有了新的内容和特征的同时，澳大利亚经济也因此而被纳入了西方经济发展的轨道，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这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由尾随英国及欧美国家，而逐渐与之并驾齐驱。随着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本土化的内容也由颇为自然地引进和移植英国现成的理念、制度、体系或技术，逐渐转向独立发展。这是在非人为着意中进行和完成的，突出表现为澳大利亚的发展不再是简单地依赖于英国或某一大国，而是自主选择和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方向。虽然澳大利亚人在社会发展中并无多少创举，一直是以借鉴和移植他国现成和成功的制度及经验为建设手段，但是，以今比昔，澳大利亚人的眼界已大为开阔，不再是唯英国马首是瞻，而是放眼更多国家成功的经验和范例。这体现出的不是本土化的终止，而是本土化的深入，愈加显示出以澳大利亚民族利益和国家需要为中心的属性以及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
[1]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pp.319-483.
[2]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14、26页。
[3]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6页；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室:《澳大利亚经济》，第11页。
[4]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8页。
[5] 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6]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7] 同上书，第5页。
[8]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3页。
[9] 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303页。
[10]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526.
[11]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198页。
[12] E.A.Boehm,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Melbourne,Longman Cheshire,1993,p.214;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198页。
[13]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99页。
[14]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页。
[15]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p.83.
[16]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页。
[17]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160—161页。
[18] 参见《光明日报》，1998年2月6日。
[19]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23页；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61—62页。
[20]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p.534-535；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88—89页。
[21]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277页。
[22]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p.125.
[23]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p.533-534； E.A.Boehm,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pp.232-234.
[24]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p.533-535；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141页。
[25] 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141页。
[26] E.A.Boehm,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pp.214-215.
[27]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221页。
[28]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15—16页。
[29] 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175—176页。
[30]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223—224页。
[31] 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第198、200页。
[32] W.P.霍根:《澳大利亚概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页。
[33]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533.
[34]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202页。
[35]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171页。
[36] E.A.Boehm,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p.212.
[37] 殷汝祥:《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