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近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产物，它有着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经济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经历了资本主义萌芽、原始资本积累、工业革命等发展阶段;也不像印度等国家那样，殖民地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当地传统农业经济的结果。它是通过英国的移民、资本和技术，使英国经济向澳洲大陆延伸，进而逐步形成了澳大利亚自身的特色，因此，它是英国经济移植的产物。但是，这种移植不是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而是与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逐渐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于这一形成过程是在缓慢的渐进中完成，因而，难于以某一事件或某种显著变化为其形成标志。但是，纵观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轨迹是清晰的：在“淘金热”之前，地广人稀和草原辽阔等因素使处于萌发状态的经济以单一的农牧业为主体，生产的目的是为英国服务;而“淘金热”之后，工商业逐渐成为经济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进入20世纪，工业化趋势明显，生产目的转变成为本民族和本地区谋取财富。经济中原有的从属性和依赖性表面上未见多少淡化，但从实质上讲，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正取代着对英国的依附，表现为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但以农牧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特色却并非消失。再有，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它赋予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以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属性与色彩。

第二，自1788年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社会历经数次变革和转型，但均是通过一系列稳健的改革完成的，没有暴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没有造成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动荡，因此，社会生产力从未因社会问题而遭遇破坏或停滞。这使得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始终在稳定与平静的社会环境中稳步进行，并表现为自然状态的渐进过程。

第三，澳大利亚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它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联系，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它从一开始就与对外贸易有关，如渔业、羊毛贸易等，而英国将澳洲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加以利用与开发，这无疑为澳洲经济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机，使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得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澳大利亚人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不仅使羊毛和黄金成为其社会经济的特色与特长，为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中赢得一席重要位置，而且以此刺激和带动起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881—1890年，澳大利亚海外贸易年均总值为5894万英镑，1921—1931年为2.54835亿澳镑，1931—1941为2.3796亿澳镑;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民收入在1886年为5100万英镑，1890年为6400万英镑，1930年为7.3亿澳镑，1939年为7.79亿澳镑。^[1]

经济的外向性不仅有力地刺激与有效地调节了社会生产，而且还增强了经济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澳英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量趋于平衡。英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1854年，澳向英国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境况是相吻合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的经济实力还相当薄弱。而至1900年，澳向英国出口额为2380万英镑，进口额为2360万英镑。此后，大致的比例长期维持。^[2]这表明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在减弱，澳大利亚的经济力量在增强，澳英之间的经贸互利关系业已形成。这是本土化深入发展的结果与体现。

第四，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出现是英国在澳殖民统治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及发展趋势则出乎英国的预料，有悖其初衷。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澳大利亚社会由殖民化向澳大利亚民族化转变过程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英国向澳大利亚移民和投资的本意在于使殖民地及其经济生产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围绕英国的需要而运作。然而，英国的经济体制和工业民族精神的移植及其与澳洲发展机遇的结合却导致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生成和发展。这是一种不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并在不知不觉和顺理成章中完成。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澳大利亚经济体制的性质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日趋明显。19世纪澳大利亚的社会生产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大都是以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换取英国的工业品，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突出，甚至人们还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就是英国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在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大分工中，羊毛和矿石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地区性特色的产品，并对英国毛纺织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澳英经济关系的因素由从属与追随英国逐渐转为市场经济调节，澳大利亚经济进而从英国经济的补充变为双方经济的互补，澳大利亚经济的自主性渐渐增强。

其次，澳大利亚经济起步于英国对流放犯殖民地的拨款，而诱人的高额利润则吸引来可观的英国资本，这自然成为了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进和依靠以英国为主的海外资金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大内容。从1861—1900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投资数额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呈正比例关系。1882—1891年是澳大利亚经济大发展的10年，而在这10年中，英国的资本投入是1.819亿英镑，占40年(1861—1900年)投资总额的60%左右。^[3]英国巨额投资的本意第一是为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为加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操纵和控制。然而，此举在现实中则事与愿违。它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一现实，英国人无奈地说：“孩子长大了。”而澳大利亚人则坚定地称：“我们长大了!”^[4]因此，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一个成功利用外资来发展自身经济的范例。

复次，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英国殖民体系内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变化原本意在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促进英帝国的繁荣与稳定，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未受这种政策变化的制约或束缚，反而受益于此。当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处于形成阶段时，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它免受打击和压制，得以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而在19世纪后期，“英帝国内部愈来愈多地发展着专门化：加拿大生产小麦，澳大利亚生产羊毛，印度生产茶叶和黄麻，而英国就为英帝国制造主要的工业产品。”^[5]这种分工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无疑起到了促进和扶植作用。

然而，殖民化也给澳大利亚经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就是对英国经济的依附性和长期以来农牧业为主要支柱。其原因一是澳大利亚经济是从英国经济中缓慢脱胎而来，尽管性质有所变化，但与英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保存，英国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海外贸易对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海外贸易活动仍大致以英帝国(后为英联邦)为范围;二是澳大利亚经济独立性的加强主要体现在自主性的提高，而不是简单地独立于英国。资本主义殖民化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由殖民地财政拨款逐步变为资本投资，但英国市场需求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所以说，虽然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英国经济，但从其生产内容上看，它仍是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而澳大利亚也需要英国的市场、资本和商品，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人口、资金和市场”政策确实在经济管理体系中提高了澳大利亚的自主性，但在经济生产运行中则加强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仍主要是同英国进行，如在澳大利亚的农牧业产品出口中，90%以上被输送到英国。工业生产尽管得到关税政策的保护，但英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对它还是举足轻重的。以铁路为例，1904年时，在澳大利亚铁路建设的贷款中，83%来自英国;在1914年前，澳大利亚是英国机车的第一大买主。^[6]英国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利益立场考虑，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着眼，都努力想使这一太平洋上孤零零的“白种人文化的堡垒”“继续成为英国巨人的前哨”，以便维系“帝国生命线”的完整和畅通。这一殖民化烙印造成澳大利亚经济难以彻底脱离对英国的依赖。

这种缺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突出显示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澳大利亚当时初尝苦果，国民收入从1928—1929年度的7.68亿澳镑，跌至1931—1932年度的5.28亿澳镑，低于1919—1920年度的5.5亿澳镑。就此而言，国民经济后退了10年。危机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减25%。从工人失业率上看，这场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冲击次于德国，高于其他国家。1932年是整个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率的高峰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为43.8%，澳大利亚为28.1%，加拿大为26.6%，美国为24.9%，英国为22.1%，日本为6.8%。而在1930—1934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中，德国为31.8%，澳大利亚为23.4%，加拿大为20.7%，英国为19.2%，美国为19%，日本为5.6%。^[7]国际市场的急剧萎缩使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1928—1931年，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挫50%。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焦头烂额的英国已无暇顾及依赖于它的澳大利亚。1929年1月，澳大利亚向英国提出贷款计划，但英国只批准了计划的16%;而到了4月份，伦敦金融市场干脆拒发任何贷款。这无疑加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危机。1929年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澳镑贬值现象，澳镑与英镑的比价由100∶100变为130∶100。这对已债台高筑的澳大利亚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1932年举行的渥太华帝国会议确立了帝国特惠制，英国由此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这又使澳大利亚由来已久的保护关税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澳大利亚制造商协会对此大加抨击，竭力反对“英国进口货在澳大利亚市场上有合理竞争的机会”。在野的工党也提醒人们：英国的政策变化威胁着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就业状况。

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澳大利亚人有所醒悟。当时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F.H.斯特威特写道：“经济危机教训了澳大利亚人，那就是对外贸易不能再靠等待，而是自己去寻找。现在已显而易见，帝国市场的容量不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还打算重新获取我们以前的生活水平，那么，对外贸易必须得到繁荣和发展。”^[8]

1933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作出了“向东方”派遣贸易专员的提议，联邦议会予以通过。1934年，担任过驻日本大使的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家J.G.拉萨姆“肩负贸易和外交使命”，率一代表团出访亚洲，访问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并顺访了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香港和菲律宾。这是澳大利亚派出的第一个使团，也是澳大利亚独立于英国而做出的涉外举动。拉萨姆回国后，立即建议澳大利亚政府：“我们应尽力发展和改善同我们近邻的关系。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和平与战争这些重要问题上。”^[9]此举对日后澳大利亚政治和外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家政策趋于自主的大转变。随着贸易伙伴的增加，澳大利亚逐渐改变了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与英国交往的传统做法，推出了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为宗旨的“贸易转移政策”。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澳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开始出现弱化现象。从1936年开始，英日纺织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展开可激烈竞争。

由此可见，从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迈出了克服对英国依赖性的第一步。虽然其初衷仅是为了扩大澳大利亚的商业贸易，但是，它引起的进一步连锁反应则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变化和本土化的深入发展。

[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5—538页。在这一时期，澳镑与英镑的比价相等。
[2]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01.
[3] 张天:《澳洲史》，第199页。
[4]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2.
[5] 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第30页。
[6]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277;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第105页。
[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7—538页；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416;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165.
[8] T.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83.
[9] 张天:《从单元到多元的澳大利亚外交》，《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30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aodaliya/2022121820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