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301 评论：0

在“淘金热”后出现的民族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化发展趋势不仅使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间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而且使澳大利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澳大利亚逐步演进为工业化国家。
20世纪以来，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农牧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1891年，畜牧业的发展达到19世纪的最高水平，绵羊数量为106421048只。然而，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使这一产业损失惨重，1901年时，绵羊数量降至72040211只。此后，畜牧业缓慢复苏，进而略有发展，1941年，绵羊数量达到125189129只。但是，由于畜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其产量仍大幅度上升，1891年，羊毛产量为6.34046亿磅，而1911年则为11.67153亿磅，1931年为10.07455亿磅，1941年达到11.67153亿磅。同时，畜牧业加工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增加。以外贸出口为例，1880—1890年，肉制品、油脂和皮革的出口占总量的6%，1898—1900年升至15%，1910—1913年为19.8%。^[1]此后，这一比例长期维持，仅略有升降。另外，广阔的草原使养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使澳大利亚成为牛肉及牛油主要生产国之一。
在外贸出口中，包括羊毛在内的各种畜牧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占外贸出口的半壁山河，为1910—1913年总出口量的58.4%，1924—1925年的61.4%，1935—1936年的59.6%。^[2]它影响着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和发展，特别是对轻工业。以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关系的纺织业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拥有毛纺织厂22家，其产量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市场对绒布和毛毯的需求。相比之下，棉纺织业则显逊色。澳大利亚棉纺织业年产量30万澳镑，每年还需进口价值300万澳镑的棉纺织品。^[3]
从1900年到1940年，澳大利亚人口从3765339人增至7077586人，尤其是非农业人口增加迅速。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上升，1901年，大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5.27%;而从1921—1941年，该比例波动于46.79%—48.55%之间。^[4]这一切对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农业产值的提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20世纪的最初40年，相伴新一轮的内陆垦殖浪潮，农业的发展表现为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据统计，1900—1901年，澳大利亚的播种面积为8813666英亩;1930—1931年达到25163816英亩。大面积的垦殖加上引进于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机械设备，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以小麦为例，1902年为3900万蒲式耳，1915年和1916年猛增至1.7亿蒲式耳(如此猛增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及协约国军粮需求大增有关)，1940年为8223.3万蒲式耳。农业产值从1900年的1230万英镑逐步增加到1940年的8393.86万澳镑。^[5]农业产出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澳大利亚由此成为了世界上重要产麦国之一。在澳大利亚外贸中，农产品出口逐渐处于仅次于畜牧业产品出口的位置。1898—1900年，谷物和饲料出口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量的4%;而从1910—1964年，小麦、大麦、面粉、水果、蔗糖等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出口的比例一直波动于15%—23%上下。^[6]
曾因金矿开采而辉煌的采矿业仍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此时其产业结构正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黄金产值呈下降趋势，1901—1910年，其产值为14200011英镑;1921—1930年为2635487澳镑。因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采矿业发展的措施，才使1931—1940年的黄金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升至10048069澳镑。与此同时，采矿的种类则随勘探及采掘技术的提高而增加，如银、铅、铝、锌、铁矿石、煤炭等。在1901—1910年，铁矿产值增长了10倍，锌产值增长了30倍。^[7]
总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仍以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这些部门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基本上仍保持着与英国的传统联系。或者说，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英国仍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即继续为英国供应食品和原料，换回工业品和资金。
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工业生产在澳大利亚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澳大利亚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并且在本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非优势，但是，它在使澳大利亚经济的独立性加强的同时，也使澳大利亚向着工业化国家发展。应予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工业化是从英国工业化中派生出来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英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赖于英国在市场、技术和资金等诸多方面的支持。然而，较前有所不同的是，工业化使澳大利亚经济对英国的依赖性程度有所减弱。
工业生产部门在20世纪初尚未成为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是，工业化是这一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发展趋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突出体现。在19世纪末，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已为人所知，而在联邦建立后，这种潜力逐渐显露了出来，它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诸多连锁反应。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进程不同于美、德等国的工业化，它不是通过借鉴和引进先进技术，在高起点上起步，而是在前一时期发展的基础上，以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为起点和内容，而重工业及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则因对英国的依赖而无需或无法在澳存在。以1909年制造业产值构成为例，食品、饮料和烟草为24%，羊毛粗加工制品为3%，为传统的马车制作部门生产金属配件为主的金属制品业为8%，生产蜡烛、肥皂和提炼油蜡的化工业为4%，其他各类生产为42%。^[8]这样的状况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概括而论，从1901—1910年，作为澳大利亚工业化先导产业的制造业的基本情况为：(1) 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规模狭小。(2) 工业区域分散，大都分布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及各州首府，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相对集中。(3) 制造业市场有限，其产品仅有很少用于出口，绝大多数有赖于国内市场，但澳洲人口稀少，造成市场需求量不大。此外，英国制造业产品进口的竞争，更使澳大利亚工商业人士叫苦不迭。(4) 工业产值增长幅度较大，从1900—1913年，其平均增长率为4.6%;1900—1901年的制造业产值为6465.1万英镑，1913—1914年为16398.4万澳镑。(5) 在交通和通讯事业发展的伴随下，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虽然澳大利亚各州经济与英国经济往来仍然密切，但各州之间乃至全国的统一的共同市场正在缓慢形成，那种从墨尔本到阿德莱特的货运费用高于从墨尔本到伦敦的货运费用的情况正在逐渐被改变。总的说来，由于澳大利亚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狭小，难以与欧美国家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世界市场旧有的格局和英帝国内部的传统分工，这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催化作用，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工业品进口因欧洲的战争而数量下降，品种减少，而欧洲对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及工业品的需求则骤然上升。这使澳大利亚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得以暴露，然而，这也为其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立了诸如联邦军事委员会等与军火生产和军需供应有关的机构，用于干预社会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在整个工业体系中，虽然轻工业仍占很大比重，但是，在制造业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逐步而自然地取代了以加工业为主的轻工业，进而成为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内容。这表明澳大利亚制造业正趋于成熟。
大战开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着手组建和改造了一批国有企业，用于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出口英国和协约国。联邦政府主张加速冶金工业的“民族化”^[9]，时任联邦总理的W.M.休斯任命H.B.希金斯为冶金业顾问。联邦政府发展冶金工业的政策并非仅着眼于一时的战争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国家感和放眼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1915年9月，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建于1875年的布罗肯希尔钢铁有限公司在纽卡斯尔建立了大型钢铁生产基地，联邦银行向其注入了资金。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企业，对全澳的钢铁工业发展与走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纽卡斯尔也由此成为澳大利亚钢铁工业基地。
从此，澳大利亚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始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初，按照美国的最新生产标准，一个高炉日产600吨生铁。而在布罗肯希尔公司，1915年高炉日产为350吨，1918年为450吨，1921年为600吨。到大战结束时，该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出可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优质钢材。大战爆发时，澳大利亚钢铁产量是13万吨，1919年则达到近100万吨。^[10]也应指出，起步于1915年的大规模钢铁生产仍不能满足澳大利亚社会生产的需要，直到50年代，这对供求关系才趋于平衡。总之，以冶金业为首要内容的重工业刺激和带动了制造业，使它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展。到1919年，以前在澳洲没有制造过，而此时已能在这里制造的产品达400多种。
纵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以往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农牧业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点，难有进一步提高，采矿业生产则有下降趋势;而工业化水平则大为提高，颇有发展潜力和前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制造业稳步走向繁荣，其固定资产总值在1913年为6500万澳镑，1920年已达1.2亿澳镑。虽然澳英经济关系依然密切，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和独立性的提高使互利色彩趋于增强。
20世纪20—30年代是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澳大利亚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扩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3%，20年代为14%—15%，30年代为16%。虽然国民经济仍以农牧业为主体，但是，在总的私人资本构成上，工业化趋势已很明显。1881—1890年，农牧业占37.3%，制造业为7.7%;1901—1910年，农牧业占18.3%，制造业为13.6%;1920—1930年，农牧业为16.1%，制造业为19.3%。^[11]
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化工业、电器等现代工业逐步取代了服务于农牧业的加工业。在冶金业中，布罗肯希尔公司独占鳌头，形成行业垄断，它的产品以优质价廉而著称。1935年10月，经过长达10年的竞争，它以绝对优势兼并了由英国人控股的澳大利亚钢铁有限公司。化学工业的产品因农业和采矿业的需要，较前有了很大变化，炸药、农药、化肥和硫黄酸成为其主要产品。汽车工业起步于20年代，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另外，在澳大利亚从业人员中，制造业所雇人员的比例不断扩大，1906年为35.5%，1920—1921年为42.9%，1938—1939年为47.5%。而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12]
制造业的发展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它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市场、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联邦政府一向注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25年，联邦总理S.M.布鲁士一再呼吁运输业及与运输管理有关的行业应与联邦政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完善的运输系统”，共同“拟定一个计划”，以期“把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澳大利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至1938年，澳大利亚已拥有铁路4.3万公里，曾一度为世界上人均铁路里程数最多的国家。澳大利亚一直是英国机车市场上的大主顾。同时，它还有77万公里的公路，并已形成交通公里网络。此外，民用航空事业也初具规模。其次，制造业产品逐渐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从进口制造业产品逐年递减的现实便可看出这一点：进口制造业产品的数额在1913年为进口总额的39%，1929年为37%，1937年为25%。^[13]
总而言之，以制造业为前导的工业化生产促进和带动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再次出现繁荣，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32年澳大利亚国民收入为5.28亿澳镑，1933年为5.5亿澳镑，1934年为6.09亿澳镑，1935年为6.37亿，1940年为8.61亿澳镑。而同时，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为2.9亿澳镑，1932年为2.81亿澳镑，1933年为3.04亿澳镑，1934年为3.3亿澳镑，1935年为3.64亿澳镑，1940年为6.44亿澳镑。工业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以新南威尔士为例，1901年工厂雇佣人员占总劳动力的64%，1911年为71%，1921年为74%，1937年为79%。^[14]这一切表明澳大利亚社会正向工业化国家转型。
然而，澳大利亚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制造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不足。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所需资金大都来自以英国为主的国外资本，而英国的政府贷款和私人投资往往集中于能够直接为其提供原料并收益丰厚的农牧业和采矿业，因此，制造业缺乏直接的资金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此外，制造业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工人)是工业发展中的又一大难题，虽然澳大利亚也开办有不少技术培训学校，但难如人意。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国内市场分散而狭小的状况无疑对经济发展也起有制约作用。尽管澳大利亚的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列，但因人口稀少以致消费量相当有限，国内消费市场也就难以扩大。而国内市场又主要分布于若干大城市，虽有交通网，但相距遥远，往来仍然不畅。例如，从墨尔本到悉尼，铁路线长度为590英里，而海运线也达580英里;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距离均大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的距离。^[15]这不仅造成人员往来不便，而且也导致货物运费昂贵。制造商们对此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联邦政府逐渐介入社会经济活动，以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社会生产。
虽然在经济活动中，除了布罗肯希尔公司直接得到政府的支持外，其他工业部门大都采用的是英国的管理方式，即自主独立经营，各级政府基本上不予过问，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采取了“放任自由”政策。自联邦建立后，历届联邦政府都将鼓励工业发展视为重要任务之一，并以立法的方式，建立对钢铁工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的奖励金制度。直接受联邦总理领导的“开发与移民委员会”是一个与生产管理有关的政府机构，它声称：“本委员会认为，为了实现旨在鼓励建立一个平衡的工业体系的国家政策，国家在适当监督下将援助……符合于国内公认标准的工业部门。对新生工业的这种援助可以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能扩大联邦工业体系的基础。”^[16]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发展工业生产的既定政策。联邦及各州政府从宏观出发，积极地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予以保护、扶植和调控。从效果上看，这些政策与举措对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工业生产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和监督是对移植而来的英国经济管理模式的扬弃，“扬”的是市场机制，“弃”的是“放任自由”。对于基础薄弱、实力欠缺和缺乏竞争力的澳大利亚工业生产来说，这无疑具有保驾与促进的作用和意义。
联邦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首推保护关税政策。工商业人士和工人阶级是其有力的支持者和热烈的追随者。在第一届联邦政府中，联邦总理巴顿及各部部长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保护关税派。巴顿竭力主张将保护关税确立为国家政策，表示要建立一个具有“纯粹澳大利亚特征”的“实用和有利于商人的关税制度”。^[17]经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进口货物的征收税率被确定为5%—25%。对此，澳大利亚工商业界拍手称快，弹冠相庆。墨尔本《时代报》写道：对于澳大利亚工商业来说，巴顿政府是“一个好兆头”。
迪金政府(1903—1904年，1905—1908年，1909—1910年)提出了新的保护法案。1908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海关关税法案》和《货物关税法案》，从此，保护关税政策得以以法律的形式而成为国家政策。依据这些法案，有440多种进口物品被课以较前增加1倍的关税;英国进口货物仅享有减免5%关税税收的优惠。^[18]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进口货物的60%—70%来自英国及英帝国(后为英联邦)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以后的若干次变动和调整中，关税税率又有提高，征收范围也有所扩大，仅1926年就有53种货物的税率被大幅增加。1921年，澳大利亚关税局作为联邦政府主管海关的机构而成立，这标志着保护关税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而且已作为一种制度得以确立。面对日益加剧的国外竞争，它“有条理地努力进行挽救……去满足我国国内产业的种种需要”，“充分地保护联邦各地的主要和次要产业”。^[19]
保护关税政策的确立和执行对澳大利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经济而言，它有力地保护、促进和推动了国内工业的发展，而首先的受益者就是制造业。由于受到关税保护，制造业一方面得以免受英国同行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尽其能力占有国内市场。20—30年代，在关税税率不断攀升的同时，制造业则在长足发展。1920—1929年，制造业生产提高了30%;1929—1937年，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它仍提高了40%。^[20]
推行“人力、资金和市场”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重大举措。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资金和市场等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的劳动力问题因澳奉行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而尤其严重。1915年，休斯在就任联邦总理时坦言：“我们必须增加国内人口，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占有这个国家。”昆士兰议员科赛尔直言：“鼓励移民是联邦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因为我们不能希望由一小撮人来占领一片比美国还要大的土地。”^[21]于是，“人力、资金和市场”政策应运而生。它开始出现于休斯政府，在布鲁士-佩奇政府时期(1921—1929年)得到完善，并被大力推广。其基本内容为：通过吸引移民来解决劳动力不足;以引进外国资本来缓解工业发展中的资金匮乏问题;组织各式各样的销售和保护关税来促进制造业和农牧业的发展，扩大海内外市场。依赖英国是这一政策的基础。
当澳大利亚急于得到移民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迫切要求借向海外移民的办法来减轻因军人复员而造成的人口过剩压力和消除劳动力积压现象。早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英国皇家自治领委员会就已未雨绸缪，拟定了向自治领移民的计划。大战结束后，英国采取了对愿移居海外的复员军人给予资助的措施。移民计划及其执行成为1921年帝国会议的专门议题。1922年，英国议会根据帝国议会的讨论结果，通过了《帝国殖民法案》，以资助的方式，向自治领输送移民。由此，澳大利亚迎来了新一轮的移民高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自英国的移民逐渐增多，1919年为245人，1920年为9059人，1921年为14862人。而在实施《帝国移民法案》的1922年，移民数量猛增至24258人。从1922—1931年，共有28.2万英国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其中21.2万人享受到根据上述法案而提供的资助。这轮移民潮的高峰时期为1921—1927年，即从1921年3月至1927年12月31日，入境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数为170529人。直到30年代初，这一高潮才逐渐平息，1929年受资助的迁澳英国移民为1.3万人，1930年为2700人，1931年为275人，1932年为175人。^[22]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如此大量的移民进入，“成为重要，甚至是关键的劳动力来源”。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1919—1920年的雇佣人员为368500人，1926—1927年增至459800人，其中60%来自于这轮移民潮。同时，伴随着英国移民的到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也传入澳大利亚，并在各生产部门，特别在制造业中，发挥出“突出的作用”^[23]。
作为移民潮的连锁反应之一，资金匮乏问题得到相应缓解。根据《帝国殖民法案》，英国将向接受移民的自治领提供数额可观的移民安置经费。澳大利亚因接受移民数量庞大，自然得益匪浅。1925年4月，澳大利亚同英国签订了后被称作“3400万英镑协定”的协定，双方商定英国向澳大利亚提供3400万英镑，期限为10年的贷款，用于移民的安置和提高澳大利亚接受新移民的能力。其利息分配为澳大利亚在前5年承担50%，后5年为2/3。此外，为了筹措资金，联邦及各州政府纷纷向国外大举借债。1925—1926年，因借款数额太大，英国无法满足，澳大利亚转向美国举债1500万澳镑。^[24]再有，海关关税不仅事关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而且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市场方面，从192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在牢牢巩固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贸易联系的同时，澳大利亚努力开发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关系。它既同加拿大签订了贸易互惠协定，又同亚太诸国建立了奶制品出口贸易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呈上升状态，贸易伙伴也不断增加。以1937—1938年度为例，澳大利亚与各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其总额的比例如下图：^[25]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工业化的发展在技术、资金、劳动力及市场等方面对英国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充当英国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角色尚未改变，但是，因工业化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已使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独立性较前大为提高，“随着自治领的工业化，在那里销售英国商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母国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利益和谐看来难以取得。”^[26]从上表中也可看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的状况发展了变化，从19世纪占澳贸易额的大部分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50%左右，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在减弱。
尽管澳大利亚工业化与英国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存在着渊源联系，但是，从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上看，澳大利亚工业化在移植、求助、借鉴和扬弃英国制度和体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即虽然澳大利亚工业化与英国工业密切相连，但并未重蹈英国之覆辙。其工业化起步于传统的农牧业加工等初级产业，进而由轻工业波及重工业，没有出现类似英国那样因工业发展而造成农业衰退的情况。农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特色，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使澳大利亚由农牧业国家演进为工业化国家，两者的和谐发展与平稳变化既确保了社会稳定，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因此，澳大利亚产业结构的改变不是在突变中进行，也不是在强势状态下的替代或取代，而是在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逐渐完善新兴的工业生产体系，使社会生产免于震荡。这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是澳大利亚社会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澳大利亚除了借鉴西方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外，也注意到别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效应，并加以防范和杜绝，所以，在欧美国家工业化中常见的传统产业不景气、社会冲突、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现象在澳洲并不严重，基本上未酿成不良后果。

[1]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Allen & Unwin,1970,p.77.
[2] C.Forster,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1920-1930,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4,p.89.
[3] C.Forster,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1920-1930,p.90.涉及澳大利亚币制改革的内容见本书第251页。
[4]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298；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3页。
[5]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7页；张天:《澳洲史》，第225，290页。
[6]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77.
[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6页；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77.
[8]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131-132.
[9] C.Forster,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1920-1930,p.107.
[10]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161；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Heine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1981,p.110.
[11]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123-124，17.
[12]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3]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133.
[14]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8页；骆介子:《澳洲建国史》，第182页；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145.
[15]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205.
[16]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389页。
[17]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266.
[18] J.Sawer,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 and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68;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50.
[19]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407页。
[20]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2-3.
[2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411页。
[22]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s,1788-1978,George Allen & Unwin,1980,pp.104-106.
[23]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70页。
[24]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p.383-386;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154.
[25] C.Forster,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83.
[26]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s,1788-1988,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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