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社会所固有的内向性依然如故。虽然澳大利亚朝野对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外交缺乏独立自主的状况多有抨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也日益增多，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还是沉浸在“偏安一隅”的气氛中。1939年初，日寇肆虐于中国，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蠢蠢欲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时，澳大利亚人关注的则是养老金等社会福利问题。澳大利亚著名外交家H.V.伊瓦特感慨地写道：“澳大利亚社会的文明是基于遥远的欧洲传统。但是，当我们的地理位置已显示出我们社会和政治概貌的地区性特征时……那就需要一场战争，迫使澳大利亚民族能充分地认识事实，即他们的责任和权利在于它是一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1]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日，当英国的最后通牒送交德国时，联邦总理孟席斯声称：“我们与英国在一起!”9月3日上午8时，英国对德国宣战。9时15分，孟席斯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澳大利亚也进入了战争状态。”^[2]就澳大利亚而论，与以往参加战争一样，因追随英国而参战。从这时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战争的第一阶段。
大战爆发后，不少澳大利亚人眼看英国的节节失利和处处被动，“担心会使澳大利亚处于危险的脆弱之中”。对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身处危难之时，仍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日本“大规模”地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将会舍弃地中海，牺牲除了英伦以外的所有利益，前来予以援助。然而，丘吉尔的这一承诺是基于他认为日本的进攻矛头是指向亚洲大陆，而不是西南太平洋的判断。同年10月，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将新加坡作为英联邦国家的防务中心和在马来亚加强防务力量。为此，澳大利亚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前往上述地区布防，担任执勤任务。1941年12月2日，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却敌号”驶入新加坡，组成了新的远东舰队，向日本以显示威力，澳大利亚人为之振奋。对此，工党领袖柯廷表示对新加坡的防务能力持怀疑态度，称它是“纸老虎”，然而，柯廷是立足于反对党的立场，而不是出于务实的战略考虑。珍珠港事件后，现实让柯廷言中：澳大利亚只有天然屏障，没有有效的防御体系。
对澳大利亚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紧接袭击珍珠港之后，日军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登陆，对新加坡形成钳形攻势。12月10日，“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在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下葬身海底，“英国的远东舰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3]。到12月底，日军已作好渡海占领新加坡的准备。新加坡这个曾被誉为“不可攻破的基地”原本预计可坚守半年，但在该地固守待援的英军仅抵抗了10天，就在1942年2月15日战败投降了，许多澳军官兵沦为日军的俘虏。澳大利亚社会将新加坡的陷落称为“澳大利亚的敦刻尔克”。
新加坡陷落后，澳大利亚孤零零地裸露在日军面前，2月19日，日本空军首次轰炸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空袭虽然没有造成多少损失，但却震撼了人心。5月31日，三艘日本潜艇进入悉尼港，击沉一艘澳大利亚的海军修理舰。一周后，日本潜艇再度炮击了纽卡斯特和悉尼。太平洋上的炮声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宁静，人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花缭乱的变化，现实迫使澳大利亚人走向名副其实的自立与自主。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摆脱不了军事形势的影响与制约。空前的外来威胁和孤立无援的境地使澳大利亚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社会舆论而言，战斗的目标由拱卫英国的利益转变为保卫澳大利亚的生存;就政府决策而论，由依赖与听命英国变更为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抉择。新任联邦总理柯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新年咨文中阐述了澳大利亚的国策：“我毫不保留地明白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是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台而英国依然可以持续下去。因此，我们要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台，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关键的计划，它将增强我国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的浪潮向敌人反扑过去。”^[4]也是在12月，澳大利亚径直向日本宣战。
这篇咨文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基本国策转变的一个信号和转折点。丘吉尔大为恼怒，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不触怒英国，向澳驻美公使声称美国无意讨好澳大利亚，但是，澳美之间的军事合作随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新加坡陷落后。美军将领D.麦克阿瑟从战略地位与价值的角度考虑，认为：“……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的路线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5]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此表示支持，拥护政府联合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迎击日本的决策，因此，“新加坡的沦陷为澳大利亚拉开了战争的序幕”^[6]。反对党领袖孟席斯一方面认为柯廷的咨文是一个错误，使用“荒谬”、“危险”、“愚蠢”等辞藻对柯廷政府大加抨击，而另一方面又向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解释：“为了对付日本的侵略威胁，澳大利亚现在必须依靠美国，而这并非标志着它对英国效忠的减弱。”^[7]
1942年初，针对太平洋战场上的严峻形势，联邦政府宣称：“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维护本身的安全是它的第一责任，而不能指望不列颠会在太平洋上拥有更显著的作用。”^[8]基本国策的一反常态意味着传统的转变，把维护母国的尊严改变成为了保卫澳洲的安全，是严酷的现实使澳大利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有了这般重大的转变。它在行动上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决心保卫澳洲大陆，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维护国家独立地位的前提下，采取联合美国共同抗击日本的方针。从这时开始，澳大利亚社会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加强自主性和减弱对英国的依赖性，俨然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英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在新闻节目之前不再播送《英国掷弹兵进行曲》，而是《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9]
基本国策变化首先在国防和军事方针政策上显示出来，为澳大利亚而战斗成为基本国策的基调。2月15日，鉴于本土仅有20万战斗力不强的武装人员，国防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柯廷接受了澳军总参谋长斯图迪将军的建议，要求丘吉尔允许驻扎在中东的澳陆军第六师和第七师回澳，以加强澳洲防务。可是，丘吉尔联合罗斯福执意要将这两个师派往正在激战的缅甸。柯廷则坚定地声称新加坡保卫战的失败将被视做“不可原谅的背信”，坚持要将澳军撤回本土保家卫国，而不是去参加缅甸保卫战。^[10]2月22日，丘吉尔恼怒地对柯廷说：“我们不能想象你竟会拒绝我们的恳求，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的恳求，要求把澳大利亚的主力师调往缅甸以挽救局势。”而柯廷口气坚定地回答：“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正在迅速消失，我们的弱点已经完全暴露了。”^[11]最后，丘吉尔让步，令英国海军护送澳军回国。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澳大利亚人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与英国分庭抗礼。此举表明澳大利亚收回了对澳军的指挥权。不久，柯廷又决定将仍在中东作战的第九师调回本土，但因北非战役吃紧，该师直到1943年2月才班师回澳，接着就转战新几内亚战场。回国的澳军受到国内同胞的盛情欢迎。也因如此，澳大利亚人的情绪逐渐得到稳定，士气也大为高涨。一位澳大利亚小店员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敌人胆敢入侵，我们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12]
与此同时，为了联合美国抗击日本，澳大利亚以完全独立国家的身份，主动与美国联系，这正中美国下怀。3月，按照罗斯福的指令，从菲律宾败退撤出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落脚。4月，他接受澳大利亚的建议，将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立在墨尔本。经谈判协议，澳大利亚政府与其他盟国政府认可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澳军总司令T.布莱梅出任战区副总指挥官。^[13]澳美军事合作由此形成。从此，澳大利亚不仅在西南太平洋上全力与日本作战，而且充当了盟军在这一地区的基地。这既使澳军成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安全的劲旅，又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一员。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军事战略上抛开了英国。
在澳美的军事同盟中也存在冲突和矛盾，有时还十分尖锐和激烈。根据双方协定，布莱梅的地位与权限仅次于麦克阿瑟，负责指挥战区内的全部陆军，但实际上，他得到的仅是一个荣誉职务。自高自大的麦克阿瑟根本不把布莱梅放在眼里，拒绝了罗斯福关于在战区司令部里任命澳方高级军官的建议。这造成了澳美司令官之间一直处于关系紧张之中，这又势必影响到各级官兵。两军下级官兵之间的口角和殴斗频频发生，最严重的冲突是发生在1942年11月26日晚的 “PX仓库事件”，导致1名澳军士兵丧身，20多人受伤。从这一系列上上下下的矛盾和冲突中，可看出澳大利亚军人的思想感情较前产生了变化。以前，他们怀有效忠母国的观念和为英国而战的心情，因此，理所当然地听命和服从英军的指挥和安排。他们时常仅是英国用于渲染帝国气势的点缀，对此，他们非但不抱怨，反而引以为荣。可是，今非昔比，现在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军人)虽然自知战斗力大为逊色美军，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军队与军人，他们已有了要与美军平起平坐的要求和愿望，不再甘当摆设。
虽然布莱梅因麦克阿瑟屡屡忽视或拒绝他的意见与建议而大为不满，甚至是愤怒;澳大利亚民众也因澳军常常被派去打一些难打而又不引世人注意的硬仗而对美国多有抱怨，但是，两军联合抗日的方针则从未改变，两国政府也总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调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太平洋战争中的珊瑚岛战役、中途岛战役、瓜岛战役就是在基于澳美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三场战役的胜利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战略守势和相持转为战略进攻。在随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全线反攻中，布莱梅统帅的澳军作为盟军的一部分，主要在新几内亚一带作战，逐步控制了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为盟军进攻菲律宾扫清了道路。在收复菲律宾后，盟军矛头直指日本本土，澳又投入了7个师的兵力，协同美军作战。
除了直接参战外，澳大利亚承担了为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的盟军提供军需后勤服务的任务，成为盟军在西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先后有100多万美军在澳大利亚驻扎。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的给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空部队……都是自给自足。”^[14]在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3亿澳镑的物资和服务，而澳大利亚的回报则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个人口仅700万人的国家里，有50多万人走向前线，其中33826人牺牲，180864人负伤，23000多人被俘，还有大量人员从事军工生产和军需供应。虽然，从1942年起，大部分澳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但仍有数千澳陆军官兵在北非和欧洲战场征战。澳空军则主要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作战，有5116位空军人员在同德、意交战中牺牲或被俘，而在同日本作战中的伤亡数是1331人。^[15]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不仅为打败法西斯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维护住了自己的国家安全。1945年9月2日，布莱梅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在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一周后，他在马六甲摩洛太岛接受了日军第二集团军的投降。就军队的性质而言，与以往远征的澳军相比较，太平洋战争后的澳军是一支代表澳大利亚国家的军队，而不再是英军的一部分;就澳大利亚参战的目的而论，澳大利亚是为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与利益而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是以自治领的身份去为母国效力。
在澳大利亚基本国策的转变中，外交政策的变化尤为显著和影响深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堪培拉决定的”。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国际事务上一个单独和独立的成员”^[16]。而在珍珠港事变后，如同在军事上不得不为自身安全而战一样，“澳大利亚政府和从所未有的那么多公民都终于意识到外交政策的需要”^[17]。此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因与军事政策密切相关而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其基调同样是在自主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与主权的前提下，联合美国抗击日本。战时出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的伊瓦特以旺盛的精力活跃于外交领域，使“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大大地增强了”。他的言论和活动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的集中体现。
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澳大利亚作为独立国家参加了签字。针对英美阿卡迪亚会议确定的“先欧后亚”全球战略，澳大利亚表示不满，要求英美重视亚太战场。伊瓦特为使美国将部分力量转移到西南太平洋地区，除了要求美国将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外，还频频出访英国和美国，强调西南太平洋战场对全局的严重影响，努力使“大国能够听到澳大利亚的声音”。尽管他的活动收效不大，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时常受到冷落和轻视，但是，这向世人显示出了澳大利亚已是一个奉行自主外交原则的主权国家。
随着战况趋于好转，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1943年10月14日，伊瓦特在联邦议会说道：“澳大利亚在扑灭这场从欧洲点燃的烈火中尽了本分”，强调澳大利亚对西南太平洋地区有特殊贡献。他建议召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国家(如新西兰等国)，共商防务和战后建设事宜。在与新西兰驻澳高级专员的会谈中，他力主将英国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殖民地转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管辖所罗门地区，新西兰掌管斐济等地。^[18]这显示出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意向和特征，即在处理西南太平洋及南太平洋地区问题时，澳大利亚势必联合新西兰，执掌这一地区问题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英国立即作出反应，丘吉尔提出在11月初在伦敦召开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讨论伊瓦特的建议。然而，到了11月初，丘吉尔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去了，原定的会议不了了之。
伊瓦特在对未收到开罗会议的邀请而愤愤不平之余，积极加强了与新西兰的联系。1944年1月，两国签订了澳新结盟共同抗击日本的《澳新协定》。它在划分各自的防御地区的同时，强调太平洋国家有权维护太平洋地区领土的主权和控制权，坚持在战后处理这一区域有关问题上须得到澳新的同意。针对美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北的马努斯岛上建立大型军事基地一事，协定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战时占领并建有基地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这一条款表明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单位和权益，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虽然，新西兰多有勉强，但《澳新协定》的签订进一步显示出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独立性的坚强和它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的意图。
《澳新协定》签订后，澳大利亚的外交视野更加开阔。针对在反法西斯同盟中，英、美、苏等大国轻视小国作用的态度和伤害小国利益的行为，澳大利亚着眼于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率先提出了加强小国作用的策略。1944年9月8日，在论及战后国际组织时，伊瓦特阐释道：“国际组织问题是要保证这些大国……认识到……国家平等原则。在任何国际组织中，他们应该给予小国代表以公平的代表权，这样才能获得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哪怕是小国，都不会愿意自己的命运被另一个大国所掌握，哪怕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会得到来自小国在意向和物质上的热情支持。必须记住，在某些地区和特殊环境中，所谓小国可拥有巨大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19]这番论述在澳大利亚与各国商讨创建联合国问题上得到充分展示，并产生了可观的作用。
1945年4—6月，澳大利亚派代表团出席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在先期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伊瓦特力主各自治领与英国之间不存在政治依附关系，各自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前往旧金山。这一建议得到认可。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一再强调小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竭力维护小国利益和权益。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澳大利亚处于反对大国的领头地位，甚至与其他中小国家一起反对英国，使自己在国际政坛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崭新角色。这足以证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乃至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独立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对于由美国等大国起草的《联合国宪章》，伊瓦特认为它适合于大国，给予美、苏、法、英、中等常任理事国的权限过大。为此，他提出了38个修正案，其中26个得以采纳。他还进一步试图取消五大国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最后否决权，但未成功。很明显，出于小国利益的考虑，伊瓦特在力图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职能。正因如此，伊瓦特备受赞扬，被人们称为是国际事务中“小国的勇士和正义、民主的战士”。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展示在国际政坛上，并有效而出色地行使了“在(英)联邦以外自由独立发言的权利”，发出了不同于英、美等大国的声音。^[20]这一方面为联合国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先是追随英国，跻身于参战国之列，而太平洋战争则把它彻底“推下了水，不得不游”。英国的自顾不暇与无能为力迫使澳大利亚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依赖英国和颇有孤立主义色彩的基本国策，主动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联系与合作。正是这些联系与合作使澳大利亚社会接受了以往不可想象的变化，对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触动，其中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传统的种族主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种族主义对澳大利亚国家政策一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力。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民族具有鲜明的种族单一性和英国化特色，“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与血缘纽带，“白澳”意识^[21]在澳大利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大战期间，“白澳政策”显得与时局不符，无论在国际政坛上，还是在前线战壕里，澳大利亚人同包括有色人种的各国人民同甘共苦，协同奋战。广泛的共同利益取代了狭隘的种族偏见，澳大利亚人思想中的“白澳”意识被动摇。
在麦克阿瑟移师澳大利亚后，大批美军涌入澳洲。澳美政府曾担心美军中的有色人种官兵会引起澳大利亚人的不安，因此，将黑人数量多的部队安置在诸如昆士兰西北部等偏远地区驻扎。可是，事实证明这纯属多此一举，视美军为安全保障的澳大利亚民众与各种肤色的美军军人相处融洽。虽然，澳美官兵之间多有争执和冲突，但起因都不是种族和肤色问题。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军人“带着对澳大利亚美好的记忆从战场回到家乡。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将是美国可靠的颇有潜力的同盟者与投资对象”。同时，有1万多澳大利亚新娘要求获准前往美国。^[22]
同样，澳大利亚政治家、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在与外界交往中，只有盟友与敌人之分，而从来不受“白澳”意识的左右，更未遇“白澳政策”的限制。1945年9月，布莱梅在马六甲的日军第二集团军投降仪式上对日军慷慨而言：“在接受你们投降时，我不把你们视为可敬和勇敢的敌人，但你们将在各方面受到严格的礼遇。我回想起(你们)对我们的盟国中国的狡诈的进攻……我回想起1941年12月你们的政府在伪装和谈之时，背信弃义，进攻英帝国和美国;我回想起(你们)残害我们各族人民的暴行。”^[23]从这段真情流露中，已不见种族主义的踪影。
当然，澳大利亚民族是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就能一蹴而就地抛弃种族主义包袱，直到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气息依旧浓烈，澳大利亚人还“经常庆贺自己的国家99%是英国血统……它已经成为澳大利民族神话的一部分”^[24]。但是，这场战争使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意识遭遇到冲击，造成“白澳政策”的根基被动摇。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白澳政策”仍岿然不动，然而，根基的松动与缺失注定其寿终正寝已指日可待，“白澳政策”逐步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白色长城”趋于坍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联邦政府的行政能力进一步加强。自联邦建立以来，在澳洲政坛上，一直存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争权问题，虽然联邦政府的权限在扩大，但进展缓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这种发展。^[25]而前文所论及的联邦政府取代各州政府，并以统一税率在全国范围征收所得税的举措，仅是联邦政府一系列扩大职权行动的开始。在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在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正如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所能做的一样，并没有受到司法解释的妨碍”。^[26]地方权力过大是英国在澳洲殖民统治的遗留物，也是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移植西方的联邦制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各州都是“独立王国”神话的结束，标志着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现代化改革与发展取得重大进展，西方联邦制度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基本完成。
纵观澳大利亚历史发展，它表现为稳步而缓慢的渐进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如一副高效能催化剂，骤然加快了其发展速度，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社会整体飞跃。在这次飞跃中，澳大利亚克服了对英国的依赖，阔步走向自主，以至于有人认为澳大利亚的独立开始于这场大战。^[27]虽然，澳大利亚人在提及英国时仍备感亲切，但是，澳大利亚社会的殖民地色彩则因这种飞跃而大为消退，澳大利亚不再以英国为马首是瞻。伊瓦特曾阐释了一种“关于英联邦关系的全新概念”，即“使自治领的自主同与英联邦的合作调和起来”。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国家在政策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甚至连一些澳大利亚人都感到不解和不适。孟席斯在联邦议会说道：“澳大利亚的思想和行动断然独立起来，就好像与英国完全没有特殊关系一样，这对处在一个小岛洲的700万人民来说，是过于自负而不明智的。”^[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将澳大利亚现代化推向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即本土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战前澳大利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澳大利亚人视自己为英国人，以英国人的眼光审视澳洲的一切，大有英国利益高于一切之势。因此，虽然本土化一直在进行，在扩大，但它主要表现为移植和借鉴英国社会的各种制度、体制和模式，再根据澳洲的现实和需要进行扬弃和修正。这一程序已成定式，社会意识中依赖英国的心理和传统“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就像决定其生存的澳洲气候和地形一样”^[29]，因此，本土化自然也是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定式。随着国家和民族独立性的提高及社会意识的变化，本土化并未停止，而是其立足点由依赖英国转向自主，由移植和扬弃英国的舶来品转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和实际利益，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国家政策由“英国制造”转变为“澳大利亚制造”。
这种观念与行动的变化导致战争前后的澳大利亚形象的变化：在战火升腾之初，澳大利亚是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而效忠英国，追随英国，依赖英国;而当硝烟散尽后，澳大利亚则是以独立和成熟的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主成为其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此，战后的澳大利亚逐步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1] J.Camilleri,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p.19.
[2]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p.88-89.
[3]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72页。
[4]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05—506页。
[5] 约·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下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6]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 D.David,Menzies and Churchill at War,New Yord,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8,pp.239-240.
[8]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190页。
[9]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史》，第176页。
[10] 同上书，第175—176页。
[11]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p.250；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p.149-150;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03页。
[12]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11页。
[13]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p.250.
[14] D.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15]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486；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p.264.
[16] C.Mcgregor,The Australian People,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0,p.10.
[1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03页。
[18]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153.
[19] J.Camilleri,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p.137.
[20] T.B.Millar,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External Relation 1788-1977,pp.471-473；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06-508页；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pp.284-286。
[21] “白澳”意识与白澳政策见第五章第一节。
[22]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19页。
[23]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pp.265.
[24] A.Jamrozik,Social Change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94.
[25]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202页。
[26] 杰·博尔顿:《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年）》，第30页；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489页。
[27] W.Hudson & M.Sharp,Australian Independence,p.1.
[28]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06页。
[29] 同上书，第446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aodaliya/2022121819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