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感染的澳大利亚人E.哈格里夫斯原本是一个地质学的门外汉，但他把美国加州的地形外貌同他18年前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所见的地貌相比，突发奇想，认定“新南威尔士肯定存在金矿”‍‌‍‍‌‍‌‍‍‍‌‍‍‌‍‍‍‌‍‍‌‍‍‍‌‍‍‍‍‌‍‌‍‌‍‌‍‍‌‍‍‍‍‍‍‍‍‍‌‍‍‌‍‍‌‍‌‍‌‍。于是，于1851年1月他匆匆返回悉尼，奔向巴瑟斯特‍‌‍‍‌‍‌‍‍‍‌‍‍‌‍‍‍‌‍‍‌‍‍‍‌‍‍‍‍‌‍‌‍‌‍‌‍‍‌‍‍‍‍‍‍‍‍‍‌‍‍‌‍‍‌‍‌‍‌‍。2月21日，他果真淘洗出了黄金‍‌‍‍‌‍‌‍‍‍‌‍‍‌‍‍‍‌‍‍‌‍‍‍‌‍‍‍‍‌‍‌‍‌‍‌‍‍‌‍‍‍‍‍‍‍‍‍‌‍‍‌‍‍‌‍‌‍‌‍。

5月15日，《悉尼先驱晨报》将此事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强烈，随之引发起继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淘金热”。8月，在墨尔本附近的巴拉腊特又发现了大金矿。欧美报刊大加渲染，甚至说金矿就裸露在地表，唾手可得。在黄金的吸引下，各种神话般的宣传与消息令人眩目和疯狂，操着各种语言的人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澳洲，奔赴金矿，全澳人口从1851年的437665人猛增至1861年的1168149人。在澳大利亚做工的契约苦力不顾雇主的百般挽留，纷纷奔向金矿；有人在霍伯森湾“发现整整五十艘船根本无人问津”；“1852年，英国港口每天都有满载旅客和货物的班轮驶往澳大利亚“……”放弃职业的不仅是那些每个社会都有的游手好闲者，城市和郊区的散工和形形色色的店主、工匠和机械师；连那些颇受人尊重的商人、农场主，各级办事员，甚至相当数量的上层社会成员都步入后尘”，甚至出现了士兵纷纷开小差逃往金矿区，而派去追踪逃兵的军人也“黄鹤一去不复返”。就连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也不甘落后，为求得从淘金红利中分得一羹而将他的总部迁移到金矿所在地，向成千上万的淘金者露天传教。

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原本的社会现状与秩序因此而完全被打乱，以致在1852年的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上，温特沃斯提出修改金矿场地管理法案的议案，以便拒绝向未经雇主辞退的华人发放淘金许可证。可是，由于淘矿急需劳工等因素，这个提案被否决。《悉尼先驱晨报》忧心忡忡地告诫社会：“金子并不大量存在……必须准备接受比地震或瘟疫更可怕的灾难。”然而，在黄金的狂热召唤下，澳洲沸腾了，任何阻拦均无济于事，任何劝告均遭置若罔闻。“通往金矿区的各条道路都车水马龙。公共马车不分昼夜把淘金者送往矿区。付不起车费的人，打点包袱，徒步而行；有用手推车的，也有骑马的。为了发财，他们忍受了途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宗教被扔到一边，教育没人理睬，图书馆几乎空空如也……每个人都痴迷于一件事——一夜暴富”、“水手跳下船只，牧羊人离开羊群，雇工辞别老板，丈夫扔下妻子，用手中的镐铲去寻找财富”……诸如此类的记载可见于各种描述或论述这场“淘金热”的报道或书籍，巴瑟斯特、巴拉腊特、奔地戈等地骤然间人口猛增，瞬间成为当时世界上各类人种混杂程度最高的地方。

起初，黄金得来也确实不费工夫。人们主要是从地表的泥土或页岩中淘洗沙土，从中获取金沙。操作过程大致是四——六人结成一组，一人在矿洞中挖土、铲土；二人用手推车把土从矿洞运到河边；其余的人则负责淘洗泥土与砂石。运气好的时候，这样一组人每天大约可获得一盎司黄金，收入大致为3英镑，或3英镑6先令至3英镑10先令。在维多利亚的一些金矿区，淘金者一度平均每天可挣30-40英镑。在巴拉腊特，有位淘金者“通过一天轻松劳动，从一个矿坑中就取出价值1800英镑的黄金”。因淘金而暴富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此起彼伏，并被演绎成富有传奇色彩的新闻，日渐富裕的澳大利亚因此有了“坐在矿车里”的称号。

到1853年，表面土层的金矿石基本采掘殆尽，而深层的金矿已非淘金者能以简单的工具所挖掘，于是，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采金逐渐取代了人工淘金。到1861年，开采出的黄金价值达到1.24亿英镑，维多利亚的产金量超过了世界黄金总产量的1/3.至此，波澜壮阔的“淘金热”趋于尾声。虽然，日后在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等地也出现过几次热火朝天的“淘金热”，但无论在力度还是规模上，都大大逊色于1851-1861年的“淘金热”。

“淘金热”的出现虽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它却是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体现，即原本的英国流放犯殖民地向英属自治殖民地的转型已接近完成。19世纪20-40年代末，澳洲至少有过五次黄金发现，但都很快悄然无息了，其原因是，澳大利亚早期的英国总督们的使命不包括开发澳洲大陆，他们的职责“不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是阻止帝国的犯罪行为”。因此，满足于“牧羊业大潮”收益的“政府（指殖民当局）对任何勘探黄金的想法都不会予以鼓励，担心金矿的发现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失……会引起混乱的社会动荡”。1844年，一位名叫克拉克的牧师将在巴瑟斯特发现金矿石的报告呈致总督盖普斯，盖普斯却告诫道：“克拉克先生，把它放到一边去，否则的话，我们的喉管都会被割断。”但是，在牧羊业发展的带动以及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作用下，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拥有了不断提高的胆识、力量和智慧，敢于冲破禁令和束缚。这是一种渐变，表明人们求富的欲望在越来越快地上升；同时，阻力在变小，障碍在变少。雇佣劳动制对劳动指派制的取代以及市场经济对统购统销制的替代，使“淘金热”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将按照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

19世纪上半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为“淘金热”提供了社会基础、经营机制和物质条件。第一，自由移民的增多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活力得以彰显。当初从驻澳英国士兵身上体现出的英吉利民族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论述的“合理谋利”精神，已经弥漫于此时的澳洲社会。人们追求财富，渴望出名，明确的利润意识驱使他们通过发展和扩大生产去创造财富。哈格里夫斯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典型人物。在发现金矿石时，他立即想到的是功名：“我将成为一个准男爵！”他以替总督做开采金矿的向导为条件，索要到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1万英镑奖金，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中的各种教派争斗激烈，随移民而移植澳洲的基督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在一个“病态”社会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鼓励人们为“上帝”而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不义之财，这为英国的价值观念植根澳洲提供了强有力的助推力。时至19世纪中期，当工业民族精神因金矿的发现与开采而迸发出来时，其能量令人瞠目结舌。

第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形成，使“淘金热”从一开始就受到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刺激与调节。在此时内外贸易中，各种渠道畅通，有求必应；内部市场承担了不计其数的淘金者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物资的供应；海外市场使源源输出的黄金迅速转化为巨额货币收入，进而刺激了澳洲的投资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以银行为主体的澳洲金融体系的自如运行，便捷了用做投资的资金流动，加快了利润的形成速度……这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确保了生产、市场和效益呈良性循环。

“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健全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孕育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不仅使它呼之欲出，而且赋予它以产业特色——农牧业；而后者则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其发展水平大大提高，澳洲属性更加鲜明。虽然澳大利亚经济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仍被视为英国经济的补充或延伸，甚至是附属，但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它逐步演进为一种源于母国经济但又有别于母国经济的经济体系——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

“淘金热”对澳大利亚社会最直接的影响是社会财富和人口数量的激增。1850年，澳大利亚的银行储备为240万英镑，1860年为1420万英镑，平均年增长20%‍‌‍‍‌‍‌‍‍‍‌‍‍‌‍‍‍‌‍‍‌‍‍‍‌‍‍‍‍‌‍‌‍‌‍‌‍‍‌‍‍‍‍‍‍‍‍‍‌‍‍‌‍‍‌‍‌‍‌‍。在这期间，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的进出口贸易迅速上升，继而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上，即进出口贸易额分别波动在2000万英镑左右。这种财富增长无疑得益于“淘金热”。从1851-1871年，黄金贸易取代羊毛贸易成为澳洲主要出口产品，并由此换回了澳经济生产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进而刺激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社会的富裕程度也大为提高，1860年，澳大利亚的实际生产和人均消费高于英国。

在“淘金热”期间，全澳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1%，世界各地淘金者的涌入是人口骤增的主要来源。黄金引发汹涌的移民潮，从1820年到1850年，有10%的英国移民选择移居澳洲，而在1853-1860年和1861-1870年，上述比例分别为28%和17%。在这期间，仅以维多利亚为例，它的人口增加了6倍，从7.7万增至54万。人口的增长对澳洲社会各个方面都生产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与澳洲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但人口增长使澳洲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大为缓解。同时，移民也带来了澳洲社会所需的技术和资金。其次，自由移民的涌入使澳大利亚人口中的罪犯比例进一步下降，促成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澳转移罪犯，“金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流放犯到澳大利亚东部的结束”。这意味着旧制度和旧生产关系的终结，为新生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总之，“淘金热”为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机遇，有力地促进了澳洲社会经济的全方位飞跃发展。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相互衔接的两股强劲推动力——“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作用下，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稳步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从1861-1891年，澳大利亚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7%，而在同时，英国为3.2%，美国为4.8%。经济的飞跃发展使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牧羊业和羊毛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逐步被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由某一行业的产品垄断天下生产和贸易的状况逐渐改变。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动是按照英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行的，市场调节决定着生产规模、发展速度和产业种类。

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趋势表现为：移植→依附→自主，即澳洲的经济体制移植于英国，其资金、技术及贸易甚至还依赖着英国，但是，澳洲的经济正越来越明显地剥离于英国经济主体，表现为澳洲经济和经济利益愈加不等于英国经济和经济利益。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澳洲经济的属性也随之而变化，即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澳洲性”在从原先寄“帝国性”之中逐步游离出来，表现出愈加明显的民族性；另一方面是因越来越面向英国以外的世界而逐渐具有“国际性”。这无疑是导致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各种殖民地从合作走向联合，进而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社会经济因素。澳洲内部的向心倾向与澳英之间的离心现象在澳洲的经济领域得以再三彰显。

牧羊业在“淘金热”期间一度受到冲击，牧民们纷纷改行，羊毛产量下降，羊毛贸易额减少。但从60年代起，牧羊业逐渐复苏，进而稳步前进，羊毛出口逐渐超过黄金出口，重新成为出口额最大的商品，再度独占澳洲出口贸易鳌头。1848-1850年，羊毛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量的67%；1886-1890年，在出口门类大为增加的情况下，该比例仍为60%。牧羊业与以前有所不同的，一是羊毛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对改善牧羊业的大量投资与技术改造，即此时的牧场已经建起了栅栏，修筑了水坝和地下沟渠等灌溉设备，草场的品质与羊的品种也进行了诸多改良，凡此种种使得羊的个头增大，产毛量大为提高。二是因冷冻技术的出现使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1882年，新西兰航运公司用装有冷冻设备的运输船第一次成功地将冷冻羊肉运到英国，在英澳引起轰动。“羊肉变得与羊毛一样值钱”，这使得牧羊业的产品种类增加，乳制品和肉制品的产量和产值都有较大提高。在对外贸易中，乳制品和肉制品在1888-1890年为总量的6%，而1898-1900年已升至15%。由此，以前以羊毛生产和羊毛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牧羊业单一经营已经发展为多种经营，生产规模自然也大大增加。在此带动下，用于肉类和乳制品出口的养牛业也兴盛起来。在诗人劳森的作品《开创澳大利亚的人》中，有这样的诗句：“……（牧民）在冰冷刺骨的大雨中策马卫护牛群，彻夜不眠……”。畜牧业全面发展，其概念也不再是以追求羊毛产量的牧羊业为主，经营牧羊业的目的也不再仅旨羊毛。

在“淘金热”期间，农业出现衰败景象，随之而来的人口猛增使粮食供应问题成为燃眉之急，于是，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1851年，全澳可耕面积为49.1万英亩，1858年达到100万英亩。以1860年同1850年比较，全澳人口增长了188%，而同期的小麦种植面积和耕地面积分别增加了207%和209%。“淘金热”过后，农业发展愈来愈快，1860-1861年，全澳播种面积为1173628英亩，1880-1881年为4560991英亩，1900-1901年为8813666英亩。播种面积的扩大使农业产值增长，1861年农业产值为610万英镑，1881年为1020万英镑，1891年为1050万英镑。到90年代，澳洲的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1891年出口小麦41万夸特，1900年出口68万夸特。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成为两大谷物产生地。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植下，农民积极钻研农业科学和农业机械化技术，使农业的快速发展得到科技保证。

伴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工业生产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新内容，这是其经济体系趋于健全的重要标志。到90年代，尽管工业生产仍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但民族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冶金业率先跃进，相继成立的冶金公司及其所属的冶金工厂构成了澳大利亚钢铁工业的基础。它们主要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较大的有建于1878年的新南威尔士埃斯克班克钢铁厂。冶金业是此时澳工业的主体，以供其他经济生产部门需要。虽然19世纪末澳大利亚冶金业的生产水平较低，但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澳洲钢铁工业大发展正是在这基础上起步的。

采矿业的发展由来已久，“淘金热”后，它又有了新的发展，探矿活动的范围扩大；矿种增加，涉及银、铜、铅等多种矿物；矿产量增加，1816年其产值为1010万英镑，1900年为2010万英镑；采矿技术提高，1893年，澳大利亚第一所高等矿业技术学校——矿业工程学院成立，为采矿业培养人员。采矿业一方面与冶金密切相关，保证和促进了后者的生产与发展；另一方面矿产品出口成为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又一重要项目‍‌‍‍‌‍‌‍‍‍‌‍‍‌‍‍‍‌‍‍‌‍‍‍‌‍‍‍‍‌‍‌‍‌‍‌‍‍‌‍‍‍‍‍‍‍‍‍‌‍‍‌‍‍‌‍‌‍‌‍。从1888-1900年，矿产品出口量占全澳总出口量的11%-12%。

在工业生产各部门中，制造业的发展尤显重要。它发展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1869-1890年，其年增长率为8%，从业人员占全澳总就业人数的15%，产值占全澳总产值的11%。此时，它尚属不发达和落后的经济部门，仅是为农牧业服务的加工制造和机器维修，产品全部内销，尚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但是，这是一个颇有潜力和有作为的工业生产部门。

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走向健全的速度。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修筑铁路始于1850年，“淘金热”不仅向它提供了迫切的使用要求，而且为它注入了大量资金，确保了交通行业的大发展，促成了修筑铁路的热潮。这一热潮持续到90年代。1860年，全澳共有铁路线126英里，1870年为953英里，1880年为3347英里，1890年为8416英里，1900年为10566英里。与此相伴，通讯事业也长足发展，到80年代，已经形成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中心的全澳电讯网。交通运输网与通讯网的建立有力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在使社会经济的各环节得以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澳洲社会的变化，往来的便利加快了共同利益的孕育，推动了联合的进程。

但是，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铁路建设在规格与布局上多有不合理之处。一是由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铁路轨距各不相同，新南威尔士采用的是1.435米的英国式标准轨距；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采用的是1.07米的苏丹式窄轨；塔斯马尼亚初为1.6米的爱尔兰式轨距，后改为苏丹轨距；南澳大利亚则干线为爱尔兰式轨距，支线为苏丹式轨距。二是铁路线大多以各殖民地首府为中心，向几个重要的加工场地和港口延伸，其意在于本地原材料的加工和外运，但各首府及各地之间的铁路建设则较之逊色。上述情况的出现并非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当时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致，即六个自治殖民地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经过“淘金热”的刺激，对经济发展起保证作用的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澳大利亚银行储备金有增无减，1860年为1.42亿英镑，1870年为2.01亿英镑，1880年为4.62亿英镑。到1890年，出现了控制澳大利亚经济命脉的七家大银行，它们在全国设有近千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坚挺的金融网络。为了吸引英国资本，不少澳洲银行将分行开办到了伦敦。澳洲银行储备金扶摇直上，1870年为2010万英镑，1880年为4620万英镑，1890年为9880万英镑。金融业的发展使民族经济的飞跃得到了有效的支持与可靠的保障。

在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中，建筑业的繁荣是第三产业中一个直接关系民生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集中体现了澳洲社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城市化。其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淘金热”以及由“淘金热”派生出的城市的增容与扩大——前者造成了人口增加，后者导致了人口集中，进而共同向解决住房问题的建筑业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于是，建筑业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到1890年，其从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为14%。其规模仅次于农牧业，与制造业各有所强。它的发展使澳大利亚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850年人均拥有住房0.64间，1881年为0.85间，1901年为1.07间；永久性砖石结构的住宅在1661年时占建筑住宅总量的28%，1881年则升至32%；而临时性住宅的建筑比例却在下降，1861年为32%，1881年为12%，1901年为5%。尽管澳洲人口增长迅猛，城市化发展迅速，但社会上从未出现住房紧张的现象，更未出现在欧美国家常见的贫民窟。

总而言之，作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历时10年左右的“淘金热”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轨道，经济生产的全面发展使民族经济体系进一步得以健全与坚固，澳大利亚的富裕程度堪比母国，无疑是英帝国最富有的殖民地。日益健全但又不为整体的民族经济体系既促进与保障了澳洲各地社会经济的繁荣，但也导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一是由补充和辅助英国经济既自然而又必然地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自身的社会财富；二是澳洲内部经济交往的增进对澳洲政治版图的变化作用巨大，即在利益的驱动下，澳洲内部各地合作事项越来越多，并出现了逐渐上升为联合的趋势。这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澳洲各殖民地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上。50年代，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造成澳洲境内关卡林立。从当初设卡时的澳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般状况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英国的关系是相吻合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税问题的争论不仅有效促使澳洲各地交流的不断增进，而且自然导致澳洲各地之间的合作，乃至联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因此，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澳英关系与澳洲内部关系演进与变化的趋势。

19世纪澳洲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的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欧美先进的技术在澳洲不仅得到引进与应用，而且还被因地制宜地进行改进与创新，因此，“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就有技术创新者摇篮的美誉”。在学校教育中，“技能被置于知识之上，技工学校和矿校比正规大学更能适应工业的需求”。基于澳洲产业特点的科学研究得到重视，比如，筛选法是澳洲的科学人员首创的提取矿物的方法，后在世界范围得到推广；通过使用复合肥料与改进机械化收割机，农业区被大大扩展，并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工人的最低工资得到提高；政府新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大大促进了集约化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直到1890年前，相对于屡屡遭遇经济危机袭扰的欧美诸国经济，富甲一方的澳洲社会一直沉浸在一派繁荣之中，从未遇到任何困扰，人们大都为此沾沾自喜，以致对经济危机缺乏起码的防范意识。社会生活水平因繁荣与富裕而获得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可与英国媲美，因此，当英国等欧美国家在19世纪后期因“发现贫穷”而强调要建立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时，澳大利亚人却发现不了“贫穷”。从休闲方式上的某些变化也可见一斑：在不知不觉中，“从19世纪80年代起，星期六开始休息半天；教会将一星期划为6+1天改为5+2天。‘周末’这个词也许不是澳大利亚人发明的，但无疑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的变革，进而导致澳大利亚社会性质的变化，以自主、平等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以形为自治而实为独立的澳大利亚政治民主化演进到新的阶段，建立统一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与目标。“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转变，一个罪犯殖民地变成一个兴旺、激进的民主国家。”换言之，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健全是这一系列社会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英国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连续不断地向澳大利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外，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流放犯殖民地时代的各种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和关系已荡然无存。因此，英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移植与借鉴极大地解放了澳大利亚的生产力，有效地调整了这里的生产关系，便利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和德国等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给英国构成愈加沉重的压力，这使英国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增强自身力量，“帝国联合运动”应运而生，澳大利亚不仅理所当然在“联合”的范围内，而且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加强与各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和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商贸往来是此时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经济内容，整个英帝国逐渐“被一个由贸易关系、贸易委员会以及英帝国各成员之间和不列颠与海外自治领之间的互惠关税协定所织成的一个网连结了起来”。英国小说家G.奥威尔曾评说道：英帝国是一个造币企业。这种情况在80年代尤为明显。

英国的这一政策性调整的本意是维护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利益，无论是在主观与客观上，它非但没有伤害和妨碍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它得到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保护。其作用首先是使澳大利亚能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待遇”，轻而易举地从英国得到急需的资本，英国在1870年向澳大利亚投资250万英镑，后呈逐年递增之势，1886年时为1940万英镑。“70年代后……（英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置于南美、澳大利亚、亚洲以及美国。”其次是澳大利亚能以英帝国成员的身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英国的保护和支持。这对竞争力不强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再有是澳大利亚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扩大和增强，如，印度逐步成为了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当澳大利亚小麦在出口增加时，它就需要印度的麻布袋。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就是印度茶叶的最大顾客之一”。这一切对尚处发展阶段并具有外向型属性的澳大利亚经济而言，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英国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给予的优惠、扶持和保护是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很少能够享受的，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经济在发展之初是作为英国经济的延伸与补充而出现的，它所出产的工业原料和农牧产品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国计民生。澳洲社会的依附性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辅助性。

当然，英国厚待澳大利亚的出发点在于增强自身实力，然而，本土化所造就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自主性和“澳洲化”发展趋势与发展结果则与英国的利益和英国人的初衷相悖，这是不以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英国旨在加强与巩固其影响与控制，指望澳洲各殖民地能够在英帝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它积极促进和扶持澳洲经济的发展，致力于协调澳洲各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澳洲以外英属殖民地的经贸往来；而另一方面，经济实力愈加雄厚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则越来越表现出自主意识，在澳英贸易往来与关系上，双方在利益、愿望与行为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差异与越来越大的差距。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标志并非简单的是生产门类的增多和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是澳大利亚经济的属性产生了变化。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内容之一，澳大利亚经济在量变中缓慢地脱胎于英国经济，进而形成趋于自成一体的澳洲经济体系，由旨在为了“母国的繁荣”逐渐转变为旨在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澳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各地经贸往来的增多使各地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出现越来越显著的趋同，因而，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英国经济，澳洲的利益也日益不同于帝国的利益，从而构成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于1886年在伦敦举办的博览会，1888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博览会上，突出表现出来的不是帝国的发展与繁荣，而是“前进中的澳大利亚”，透露出澳大利亚经济自主性的信息。这场博览会像是一个国际性博览会，澳大利亚的工业品被置于显著位置上，而英国的产品、德国和法国等国的产品被一并作为外国展品而展出。这显示出了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国际化倾向，使澳大利亚经济俨然具有自主国家经济的架势。

在经贸往来上，英国原本旨在加强帝国内部发展与联系的举措在产生了加速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发展的同时，又引发了它们与英国的离心倾向。在邮政与通讯业务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1872年，在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的主持下，英伦与澳大利亚的海底通讯电缆铺设完毕，便捷了英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交往。按照英国的本意，通讯系统的改进与完善意在“引导澳大利亚经济趋向国际化，尤其是帝国化”。但是，这条海底电缆并没有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多少兴趣，因为其费用昂贵，从英伦到澳大利亚的电文是每个字10先令，而从悉尼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任何一处则是2.5便士。再有，自1886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筑完成后，在澳大利亚，来自美国的太平洋电报电缆以低廉的费用与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展开了竞争，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相形见绌。结果是太平洋电报电缆成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在对外通讯联系时的首选，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的业务对象则逐步不再有澳洲的民众，而主要是驻扎在这里的英国皇家海军使用。这自然使澳大利亚与英国以外国家的往来（尤其是商务贸易）大大增加。因此，通讯事业的发展和通讯业务的竞争，使澳大利亚经济不是越来越帝国化，而是越来越澳洲化和国际化。

长期以来，澳洲的邮政业务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受英国邮政部的管辖，澳洲经济的澳洲化与国际化则使这种邮政体系与澳洲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因此，现有的澳洲邮政业务，特别是海外邮政业务，已不能满足澳洲的社会需要。按照原有邮政业务程序，澳洲的邮政业务是由英国人操办的，境内的邮件往来也需按照英国的时刻表，由来自英国北部的邮船负责运送。而现在，澳大利亚人却根据自己的需要，更多的是同法国和德国签订相关合同，英国对澳洲各殖民地的邮政业务垄断被打破。1891年，英国邮政部惊诧地看到这些殖民地竟与自己平起平坐，成为了“世界邮政联盟”的成员。

澳洲化和国际化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在19世纪中后期最明显的表象，其实质就是本土化，表现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格局趋向于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经济贸易活动由澳洲各殖民地以英国唯马首是瞻转变为受澳洲各地经济利益趋同的作用，由此进行整合，外向型国家经济属性的特征愈加明显，而不再是英国经济的延伸和组成部分。因此，在对待作为关税问题中重要内容的“帝国特惠关税”问题上，澳洲各殖民地的态度不仅不相同，而且时常变化，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澳洲利益与帝国利益之间的不协调。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越来越重视与殖民地的关系，为此，在1854年，英国政府增设了殖民部。在英国的朝野内外，许多人士都提出了诸多加强英国与白人自治殖民地联系和团结的建议，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后。1872年，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分别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两度发表演讲，改变了一向主张放弃殖民地的论调，对“自由帝国政策”提出质疑与抨击，呼吁巩固”200年来英国人建立起来的帝国”，以帝国为后盾，保持和扩大英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维护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在他设想的管理帝国的具体措施中，建立旨在与欧美国家高额关税抗衡的帝国关税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内容。英国学者卡莱尔早已提出了未雨绸缪的见解：“一旦其他国（指欧美国家）提高关税，我们的产品势必被拒之于门外；一旦关税下降，我们的产品才能得以进入。只有英格兰的子女们，我们说英语的人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我们的产品。”

70年代末，面对海外竞争导致的农业危机，将食品工业从高额关税保护国转移到英属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举措使英国大为受益，解决了“亲爱的大面包”。热衷于帝国联合的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感慨而言：政府可做的是“开发我们帝国的资源，将英国的资金、技术和工业投向我们的自治领，而不是那些在商业上与我们敌对的地方”。1881年成立的“公平贸易协会”是一个主张变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为关税保护政策的组织，它得到了保守党的支持。随后由保守党组建的“经济萧条处置皇家委员会”的主张与观点虽然在诸多问题上与前者相左，但也是关税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而此时英国所主张的关税保护政策是针对英帝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而在帝国内部，执行的则是加强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政策。1885年，首相索尔斯伯里就帝国特惠关税说道：“我们可以认为，因（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关税上的分散而对联合王国造成的损害与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损害是相同的。”

在澳大利亚，关税问题早在“淘金热”时就成为了澳洲社会中的热门话题‍‌‍‍‌‍‌‍‍‍‌‍‍‌‍‍‍‌‍‍‌‍‍‍‌‍‍‍‍‌‍‌‍‌‍‌‍‍‌‍‍‍‍‍‍‍‍‍‌‍‍‌‍‍‌‍‌‍‌‍。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和澳洲各地与海外各国的商贸往来中，海关与关税事关重大，进而导致关于是推行保护关税还是实行自由贸易的争论升温。然而，这场争论的基点是澳大利亚，而不是英帝国，即“保护关税是否符合澳洲的利益”？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尤其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外来商业竞争日益激烈，以致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主张在全澳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阻止以英国商品为主的外来商品的流入。一些人还动议成立关税同盟，并为此多次召集各殖民地会议，但由于当时澳洲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自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亲疏程度，再加上这种澳洲统一的关税政策与英国的既定政策多有相悖，关税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并自然成为全澳范围内人们长期讨论与争执的重要问题。虽然人们对保护关税政策含义的认识与解释不一，对其推行的程度存在分歧，但是，大多数商人、企业家以及城乡居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阻止外来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流入而主张提高关税，因而，制定关税保护政策的呼声在社会上占上风，仅有新南威尔士明确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维多利亚是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先锋，“维多利亚关税同盟”于1859年成立，开创了建立这类团体的先例。1866年，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关税条例。187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对所有的进口货物平均征收25%的进口税。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予以响应。而英国提出的帝国特惠关税则使这一澳洲的关税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与多边，甚至成为影响澳英关系的大问题。

对于英国的帝国特惠关税，澳洲各殖民地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加以评判与取舍，而不是顾及帝国的全局利益。它们对来自母国的多重保护与优惠待遇当仁不让地照单收下，但对或许与澳洲利益不相符合的政策则加以质疑并明确表示反对。其帝国特惠关税对于殖民地的不利因素是：1.殖民地的关税收入自然会相应减少；2.殖民地与英国以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势必因此受到限制。在英帝国内，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各自经济发展状况与水平不一样，因而，对帝国特惠关税的反响不同。1886年，在由“帝国贸易商会”和“帝国联盟协会”召集的会议上，加拿大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态度则是多样的。昆士兰因其制糖业遭遇境外同行的竞争而支持帝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建立关税壁垒，一位名叫J.E.戴威的昆士兰厂主在1886年7月23日的《公平贸易》杂志上撰文：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帝国关税壁垒为昆士兰的制糖业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市场，并为昆士兰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1887年召开的殖民地会议上，关税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之一。昆士兰责任政府总理S.格瑞费斯的鼓动与活动使他成为澳洲支持帝国特惠关税势力的领头人物。与昆士兰意见相悖的是拥有关税保护体系的维多利亚，它主张建立澳洲关税体系，因为关税收入大致占其财政收入的1/3，甚至更多。其代表指出，正是因为70年代末以来的关税制度，导致它的制鞋产业损失惨重。维多利亚的制造业主们对来自英国的竞争心有余悸。

在帝国特惠关税问题上，新南威尔士的态度与举措是举足轻重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不仅是因为新南威尔士在澳洲社会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而且还取决于新南威尔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它与英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于新南威尔士而言，与英国的贸易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80年代，向英国出口产品的价值占其出口总值的48%，英国进口的羊毛原来的1/3来自于这里。换言之，依据帝国自由贸易原则和现行的关税体系，新南威尔士可获利多多，其原料产品可在英国市场上拥有独领风骚的地位。因此，从具体的统计数据上看，作为既得利益者，它是帝国自由贸易的“满意成员”，应是英国政策的支持者。可是，自主意识日盛的新南威尔士人则着眼于自身的长远利益而将自己置于澳洲社会，把这由来已久的获利体系视为“被动的双边协议原则”，转而成为关税保护主义的中坚，并由此形成了一场颇有影响的“保护主义运动”。新南威尔士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它放弃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是它追求的是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帝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

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自然导致新南威尔士不再满足于现有的贸易关系与格局。它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帝国自由贸易，但是，经济的继续发展则导致它逐渐超出帝国自由贸易的范围。这种变化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并非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非经济手段和澳洲社会对母国的情感所能左右的。因此，“保护主义运动”的实质并非是要建立澳洲的关税壁垒，它“保护”的是澳洲经济的“国际性”，而不是“帝国性”。简言之，新南威尔士要使澳大利亚经济的“澳洲性”寓“国际性”之中，而不是寄“帝国性”篱下。1882年，在一次海外旅行中，新南威尔士责任政府总理H.帕克斯以殖民地代表的身份，就羊毛出口和旧金山邮政等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了谈判。英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指示英国驻美大使设法介入帕克斯的活动，并对之施加影响，但帕克斯则使这位作梗的大使受到冷遇。《新闻公报》就此写道：英国“能够垄断这些（澳洲）殖民地的出口贸易……这是完全可理解的，因而……他（帕克斯）的活动会在母国引起不满的情绪”。在论及新南威尔士对外贸易的利益和与英国的关系之处，它指出：“贸易关系决定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与老家亲戚联系的冷热。”

“保护主义运动”是在80年代澳英关系中因澳洲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双方经济利益相悖和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它的发端可追溯到1881年“保护与政治改革联盟”在新南威尔士的成立。1880年，律师D.布查南向新南威尔士议会提交议案，要求对新南威尔士可以生产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该议案得到社会议论的好评，特别是冶金业和制衣业的厂主和工人对此大加赞扬，但是，它因35:5的议会表决结果而被否决。1881年，该议案再次被提出，但仍是相同结局。对此，新南威尔士社会哗然。次年，著名律师L.赫顿提出应对进口小麦和面粉课以关税。这是保护主义付之于行动的开始。他以屈从的口吻阐释：没有疑问的是，英国的政策对新南威尔士是有利的和适宜的，然而，就其发展而论，更好的办法是吸引移民来种植小麦。虽然赫顿的提案仍未在议会通过，但是，保护主义的主张与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在1885年的政府竞选中，关税问题成为了一个明确的竞选议题。1886年，在帕克斯组阁政府时，“保护与政治改革联盟”进入议会。至此，保护主义的影响与作用逐渐不仅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具有竞争的意识，而是成为一种旨在经济自主意识的行动纲领，并进入具体操作状态。

虽然，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澳洲各殖民地仍未就具体的关税事宜取得一致性的观点和采取协调的行动，或者说没有能够制定出统一的关税政策，但是，在众说纷纭中，保护关税问题的解决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纷争越来越拘泥于细节问题。更有意义的是，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沟通、交流和合作，表明澳大利亚人的自主独立与自我保护意识正在增强，并成为促进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诸多因素之一‍‌‍‍‌‍‌‍‍‍‌‍‍‌‍‍‍‌‍‍‌‍‍‍‌‍‍‍‍‌‍‌‍‌‍‌‍‍‌‍‍‍‍‍‍‍‍‍‌‍‍‌‍‍‌‍‌‍‌‍。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及相关措施表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正在走向自主与独立，虽说它与英国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存在，但是，它逐渐不再为英国经济马首是瞻，而是在脱胎于英国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自成一体。以英国的投资为例，它对澳洲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投资则是由澳洲人具体地根据澳洲实际情况进行操作。例如，在新南威尔士修建一条400英里的铁路过程中，要建造不少于105座普通桥梁、8座高架桥及10条隧道，挖掘土方不少于900万立方，其体积大致三倍于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这项工程建设过程中，澳洲人使用的是英国的投资和技术，而设计与施工则是他们自行实施并完成。正是在层出不穷的类似情况中，澳洲的经济发展了，实力增强了，而与母国的经济关系也因此由依附与依赖逐步演进为平起平坐、互助互利与争取双赢。这验证了一位英国学者的说法：“现在，经济发展也是经济斗争。”

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洲的社会形态由殖民地向国家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具有导向性与决定性的作用。“淘金热”为1860-1890年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创造了条件，引起了澳大利亚经济全方位的飞跃；民族经济的飞跃使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愈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过程中，澳洲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其地位由从属地位逐渐转变为自主，趋于平衡与平等。以英澳贸易为例，1854年，澳向英出口额为43万英镑，进口额为130万英镑；而1900年的出口额为238万英镑，进口额为236万英镑。此后，大致比例状况长期持续。虽然，澳民族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它的发展与健全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前者是后者的促进因素和经济部分。共同的经济利益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财政上有联合的必要”；“撤除殖民区之间的界线对社会经济是有利的。”而具体办法就是通过组成联邦，求得政治统一，扫除交往中的障碍，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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