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即土生白人）“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视其为“幸运之邦”，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绝大多数人是出于本能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充分自治权力的社会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虽然他们在言论与观念上非常排斥诸如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所阐释的“独立”，但是，他们向往的“自治”其实与“独立”在实际意义上相差无几，简言之，他们理想中的“自治社会”就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社会共识与认同中的体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民族意识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澳大利亚人一直深受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并且是这些理论和学说的实践者。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而构成这种社会意识的开端与基础则是澳洲认同感，或称民族认同，表现为在评判事务与审视世界的标准与视角上，澳大利亚社会已经拥有特有的核心价值观。

形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民族是继美利坚民族之后的又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新民族。纵览澳大利亚历史，其民族认同的内涵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特色，影响着澳大利亚人的思维与行为，它的变化也导致了澳洲社会属性的变迁。回首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19世纪期间，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轨迹与特点表现为澳洲人的自我认同从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再转变为“澳大利亚人”，澳洲社会由此而相应屡次转型。这种民族认同是各种社会认同意识的结合体，它的内部互动与整体嬗变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方式与形式，不断生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共性，进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造就了澳大利亚民族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

（一）社会权利——民族认同的起源

1788年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澳洲的英国移民按部就班地移植和复制英国社会，而不是致力于创造有别与母国的“新世界”，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使澳洲的社会面貌由此得以按照英国社会的形态式样而成型并发生变化。英国移民并未因身处澳洲而淡忘了自己的权利，反而越发关心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所拥有的共识是因为“我是英国人”，处处声张应在澳洲恢复“英国人的自由”和确立英国的制度。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澳洲现行的流放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尤其不能忍受实为“大典狱长”的总督们的专权。这种制度限制并伤害了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充满急切的社会改革愿望。虽然在这些移民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但在反对英国在澳统治现状上则是一致的，矛头直指流放制度。他们自然而坚定地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和法律，要求重获作为英国人本应有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实际上已经被“澳洲化”了。

相伴于“牧羊业大潮”的涌动，对“天赋权利”的认同酝酿出兴起于新南威尔士的自治运动，其目的就是争取“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19世纪中期，奉行“自由帝国政策”的英国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于是，用于限制权力与维护权利的代议制得以顺利移植和引进，各殖民地的责任政府相继建立，英国的“恩赐”使移民们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作为英国人而应有的权利。此时澳洲各地人们的“权利认同”是基于来自母国认可并给予的权利，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来自母国的特惠和保护，乐于被称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在英帝国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是英国“自由帝国政策”的最大收益者，澳洲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几乎与母国同胞处于相同水平。正是这样的权利认同构成了导致澳洲的社会形态由流放犯殖民地转型为自治殖民地的自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19世纪中期后，英国逐渐难敌欧美国家的扩张势头，其海外领地面临愈加沉重的压力。“自由帝国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抨击，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巩固是英国霸主地位稳定的基础，因此，殖民地应由受母国的保护和扶植转变为拱卫和支持帝国。澳大利亚人逐渐感受到帝国政策的变化。虽然他们仍视己为英国人，但英国则将澳洲各殖民地等同于英帝国中的其他部分，强调殖民地应对母国履行种种责任与义务。英国既定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令这些“澳大利亚英国人”最为敏感和不快。澳英之间在排华问题、澳洲防务问题等方面出现了分歧，澳方的不满情绪增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围绕责任与义务等权利问题，澳大利亚人不仅不以为然地意识到自己与英国人存在差别，而且也使他们明白母国的奉献已变为母国的索取。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愈加感到不安，人们的共识是作为英国人而固有的权利被母国忽视，甚至损害了。而在“正当”地伸张与争取“权利”的过程中，他们则逐渐走上了自立、自主与互助的道路，导致出现在争取应有权利的共识驱动下努力方向与原本维护对英国的依附的初衷南辕北辙的局面。在这过程中，在昔日彼此往来甚少的“澳大利亚英国人”中间出现了利益相近的现象，人们更加关注和认同的则是越来越多的“澳洲权利”。而最终导致澳洲社会转型为民族国家的联邦运动就是在这种权利认同作用下，在不以意识为转移中生成的，人们为了争取与维护相近或趋同的权利与利益而合作乃至联合，在一片针对英国的抱怨声中，怀着酸楚的失落感走上了通往民族国家的不归路，“澳大利亚英国人”逐渐因“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转变为“澳洲权利”而转型为“澳大利亚人”。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制定与确定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对共同权利的谋求与确认过程，也是故乡的“天赋权利”本土化为“澳洲权利”的过程。1901年元旦因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日而被称为“光辉灿烂的一天”，对当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澳洲权利”终于得到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因自治运动和联邦运动而产生的19世纪澳洲社会变迁都具有民族运动的性质，并导致了澳洲社会形态由流放犯殖民地渐次转型为自治殖民地，直到成为独立国家，但人们主观上认同的是谋求权利，而不是争取权力，甚至将“独立”“主权”等概念当做一种忌讳，以致那两场社会运动形似英国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与同期英国的宪政改革、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在运作形式等方面看似大同小异，甚至主观动机也基本相同，但最后的客观结果却是澳大利亚社会争取的是自治权，但得到的却是独立主权，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

（二）母国情结——民族认同的纽带

澳大利亚人不仅乐于称澳洲为“幸运之邦”，彰显澳洲人的健壮与慓悍，并且喜欢以此贬低英国和英国人，似乎英国很潦倒，英国人很懦弱。有澳洲学者写道：“这是常可观察到的事实，在发生海上沉船或丛林大火等灾难时，一个英国血统的人能够完成几个德国人才能干成的事，而这种能力澳大利亚人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人肮脏、奴相、不健康，总之是低人一等。迟至1965年英国来的移民还抱怨说，澳大利亚人把他们看作来自考洛纳欣的贫民窟——那是以曼彻斯特一小酒店及其周围地区为背景拍的一部英国电视肥皂剧中的地名”。但是，在澳大利亚的社会风尚和习惯意识中，“Mo ther Engl and”的概念却是刻骨铭心的，人们崇尚和模仿英国人的风度和派头，为曾经覆盖地球表面积1/6并控制着世界总人口1/5的英帝国而自豪。直到20世纪中期，许多澳大利亚人仍习惯或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仍是“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小学教学的世界地图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帝国版图被标以醒目的红色。这一切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牢固而明确的母国情结，其影响深刻并深远。

比较美国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的图案，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一斑”形象地显示出英国分别在建国当初的美国人与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地位。美国国旗上的“星”与“条”使人联想到的是脱离英国而独立自主；但在澳大利亚国旗上，英国国旗被置于左上方，南十字星座呈环绕状标以其他部分。保守的《悉尼新闻报》在1901年9月18日感慨道：“杂交的旗帜……是澳大利亚人观念的一个真正的象征……表明尚未革除的旧习俗痕迹。”英联邦国家在1931年签署的《威斯敏斯特法案》意味着自治领完全独立，而作为签字国的澳大利亚则反应冷淡，将其束之高阁，直到1942年，联邦议会才予以批准生效‍‌‍‍‌‍‌‍‍‍‌‍‍‌‍‍‍‌‍‍‌‍‍‍‌‍‍‍‍‌‍‌‍‌‍‌‍‍‌‍‍‍‍‍‍‍‍‍‌‍‍‌‍‍‌‍‌‍‌‍。

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人们共有并认同的意识，即对英帝国持自豪感，以种族亲情为纽带，维系着与英国的各种关系，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幸福的联合体”。在1890年2月召开的“澳大利亚联邦会议”上，虽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赢得了人们的拥护，但同时人们的共识与准则则是促进澳洲各殖民地“在英王名义下的早日联合”，建立一个以英王为国家元首的“联邦制共和国”。尽管各殖民地代表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大，但共同点是“澳洲人正在致力于建立的联邦并非意味着终止与母国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19世纪，澳洲社会对于作为英王代表的总督多有不满，但澳洲民众则是很明确地将两者分开的，或许仅除了少数爱尔兰的移民及后裔，人们一致认为：“我们效忠于一个人——英王……我们应将英王与总督加以区别……是总督伤害了英王。”这种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映出这些来自英国的移民仍保持着英吉利民族特有的忠君意识。在谋求“天赋权利”的过程中，他们频繁地用“恩赐”的代议制来对抗总督的专权，后逐渐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他的权力，最终将他置于统而不治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民族精英集团仍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征”。联邦总理任职时间最长的R.G.孟席斯以被公认为是捍卫澳洲利益与提升澳洲国际地位的著名政治家而德高望重，但当年他却想方设法使英国女王授予他英国的西斯尔骑士的爵位，并以此为乐，“俨然像一个苏格兰的高贵绅士”。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使用英国国歌《天佑女王》为自己的国歌，直到1984年才经全民公决，正式确定《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国歌。时至今天，在澳大利亚的许多礼仪场合，仍是英国国旗与澳大利亚国旗并排飘扬。

在英帝国及后来的英联邦里，“母国情结”在澳洲表现得相当浓厚，保存得相当完整。就情感因素而论，19世纪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英国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英吉利民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种族优越”，与其有着血缘与种族关系的澳大利亚人同样为之感到荣耀。自1788年起至19世纪末，澳洲一直处于英国军队的护卫下，“澳大利亚英国人”一向为此感到安全和自豪，并理所当然地视此为英国臣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辉煌到异常眩目程度的母国光环下，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和英国人本身一样，是完全成熟的英国国民”，甚至声称澳大利亚人可能比英国人更“英国化”，因为不少伦敦人往往是移居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澳大利亚人的那种认为自己是“鹏程远大的人”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相信自己拥有“英国的血统、坚毅和力量”的信念基础上的，这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充满信心，进而演绎出澳大利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幸运之邦”的概念。可见，这里的人们是将澳大利亚的繁荣和澳大利亚人的成功与英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母国情结”既是这种联系的纽带，又是这种联系的产物。

澳洲学者唐纳德·霍恩将这般“母国情结”称为英国的“外省人心态”。他在剖析其原因时写道：“他们（澳大利亚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英国的辉煌、英国人是天意所属，相信优等种族哲学，相信上帝选择英国人统治世界。这种对英国的信仰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的掌舵人和决策者中最有强有力的思想意识，而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掌权。如果你是‘英国的’，你就知道你是谁、该做什么，你会有某种历史感，也会有某种未来感。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臣民来说，所谓忠诚主要是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对澳大利亚忠诚只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传统和命运。”

“母国情结”在英属移民殖民地中本是与生俱来的，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王室和英帝国抱有的民族情感。这种出于本能的情感不仅是他们与母国保持联系的天然依据，也是他们在海外拼搏的精神支柱。然而，它的延续或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所为。在18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被认为重创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母国情结”，进而导致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独立，“旧殖民制度”因此遭遇英国朝野的质疑和责难。19世纪初，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对帝国利益的捍卫，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与探讨，威克菲尔德提出了“系统殖民理论”，达勒姆公布了《关于北美事务的报告》（即《达勒姆报告》），曼彻斯特学派认为“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家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自由帝国政策”应运而生，“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被认为是维护帝国利益的良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本是运用于加拿大，但在澳洲却首获预想效果。

英国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努力维系现状，以维护英帝国的完整；另一方面尊重澳大利亚人的选择，以务实的态度与温和的策略来顺应澳洲社会的变化，以求帝国的稳定及海外利益的最大化。格雷勋爵在出任英国殖民大臣期间屡屡明确表示赞成新南威尔士和澳洲其他殖民地实行自治，并打算将澳洲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从属英国的联邦国家。他的这种言行甚至使“新南威尔士的殖民者们怀疑他的动机”。19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制定过程中，英国政府开明的态度、适时的退却、明智的让步和明确的告诫对澳洲的稳定、制宪的顺利和帝国的平静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首相J.张伯伦在英国议会坦言：“凡是对澳大利亚有益的，也对整个大英帝国有益。”最后，澳大利亚人以和平的宪政改革方式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人们视那部宪法是英王的“恩赐”，“母国情结”依旧；而英国得到的则是英帝国的稳定和海外利益的保全，避免了重蹈北美独立战争的覆辙。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尽管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这种独立一直被认为是英王“恩准”的，甚至是“恩赐”的，带有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色彩。这种色彩以“母国情结”的形式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以致澳洲的独立并非是通常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自立和自主。以澳大利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应为例，在大战伊始，远离战场的澳大利亚人一心一意地支持英国，联邦政府立即决定将澳大利亚海军舰队的指挥权交付给英国，首批由2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很快就奔赴前线。朝野各派在战争问题上保持着一致，执政的自由党呼吁停止政党争斗，支持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联邦总理J.库克与作为反对党领袖的A.费舍竞相发表充满“爱国主义”的演说。1914年7月31日，库克慷慨地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澳大利亚都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只要帝国参战，澳大利亚就参战。”费舍积极地呼应了自由党的呼吁：“澳大利亚将站在我们所属的一边（指英国），去帮助和保护它，直到我们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工党要员休斯声称：“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遇到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很明显，工党支持参战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大于工党所为，费舍的那句名言成为澳大利亚全国开展征兵运动的宣传口号。在9月举行的大选中，费舍担纲联邦总理之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虽然也有反对为英国而战的呼吁，但全然淹没在效忠母国的喧嚣之中。在人们心目中，为英国而战就是为荣誉而战，是“爱国主义”的彰显。一位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地区战斗的澳军下士在牺牲前写道：“英国的军号回荡在海面上，现在，这响彻了千年的号声正呼唤着我，将我从黎明前的睡梦中唤醒，英国的军号——我怎能无动于衷？”在大战的四年中，有33万澳大利亚志愿兵在英国的指挥下战斗在海洋上、埃及、巴勒斯坦、法国、东线及达达尼尔海峡，有接近6万人战死。而战争对澳洲的影响一是澳军的战斗力有所提高；二是凭借着澳英关系，澳军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其中包括新几内亚。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时，澳大利亚人则无动于衷‍‌‍‍‌‍‌‍‍‍‌‍‍‌‍‍‍‌‍‍‌‍‍‍‌‍‍‍‍‌‍‌‍‌‍‌‍‍‌‍‍‍‍‍‍‍‍‍‌‍‍‌‍‍‌‍‌‍‌‍。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顿时激起了澳大利亚人对法西斯侵略的愤慨，这仍是与“母国情结”想联系的“爱国主义”激情。1939年9月2日，当英国的最后通牒送交德国时，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孟席斯声称：“全世界的英联邦国家保持一致，联合在帝国的行列里——一位国王，一面旗帜，一个目标。”次日上午8时，英国对德宣战。9时15分，孟席斯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英国已对德国宣战，因而，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如同当年加盟八国联军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是作为英国的一部分介入了战争的，是在为英国而战，因此，澳大利亚政府习惯性地将参战的三军指挥权拱手交给了英国。在英军统帅部的指挥下，澳军英勇拼杀，战绩卓著。前线的捷报在澳大利亚国内激起人们的自豪与热情。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在远方的战争，澳大利亚人是怀着传统的“母国情结”和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义愤而投入战争的。在具体行动上，他们除了听命和追随英国外，“没有人能够知道应该履行什么义务，对所采取的步骤也莫衷一是”。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们才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花缭乱的变化，以惊恐的心情接受了一个150多年来从未想到的现实——英国已经经不起澳大利亚的依赖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生存只有依靠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努力了。

概览1788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它对英国的“母国情结”始终不渝，但并非一成不变，一直在发生着微妙的渐变——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感在本土化中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亲情意识，看似外表模糊但内涵明确。受其影响的澳大利亚社会转型是实质性的转变，同样也因变化细微而难以为当时的人们所察觉或被感受。澳大利亚对英国不乏抱怨和不满，但却没有演变为决裂或分离，这同澳洲社会的变化与变革大都与受益于英国有关。而变革的结果则又常常保留着英国的印记，发展与革新的内容与内涵往往以继承母国的成功与成就，或接受英国的扶持与“恩准”的形式表现出来。接着，人们因颇有英国恩赐礼物意味的结果而感激母国，“母国情结”贯穿于全过程。本土化的运作过程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些要点而展开的，使得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好似“长大了的孩子”离开父母。其印证之一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使澳大利亚独立成为事实，但是，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G.巴尔威克则在1969年说：“要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时间的确是困难的。”至到1979年，他还认为：“确定澳洲独立的具体日期或许是做不到的。”这就难怪澳大利亚的国庆日不是联邦成立日——1月1日，而是第一批英国移民在澳洲登陆之时——1月26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澳大利亚人明知“我是谁？”明白澳大利亚民族有别于英吉利民族，坚信澳大利亚已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饱含“母国情结”的传统观念仍有着强大的惯性，“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由R.克莱顿编著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澳大利亚文明导言》是一部在澳大利亚通用的学校教科书，在其1962年发行的第4版中，作者仍坚持使用“英帝国”一词，而不采用“英联邦”。1947年，在一次问及在英澳两国国籍中如何选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乐意选择英国国籍。尽管根据1949年联邦政府颁布的《国籍与公民法案》，澳大利亚人均获澳大利亚国籍，但到1963年，许多澳大利亚人仍持英国护照出行。这反映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澳英国籍的概念不清。

1953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员R.契浦林撰文抨击英国女王。战后又东山再起并长期担任联邦总理的孟席斯闻讯大怒，以“有煽动企图”为由，下令联邦警察搜捕澳共官员和控告契浦林。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澳，这是第一位访澳的英国君主，澳大利亚给予了极其隆重的迎接，出现了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的场面。在昆士兰，迎送女王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5%。悉尼的一家百货商店挂出了一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英国国旗。女王的造访将澳大利亚人敬重女王的热情推到了顶峰。据报道，女王的欢送仪式比欢迎仪式更加热烈。孟席斯一向对英国饱含热情，在政坛上素有“英国女王侍者”的称呼。在1963年女王再度访澳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当众背诵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位抒情诗人的诗句来欢迎女王：“我付出了但只能看着她擦身而过，但我爱她至死不渝。”他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英国的效忠“是澳大利亚政治稳定的基本要素”。

1993年7月，联邦政府以“皇家”称号“在20世纪末已经完全不适合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为由，宣布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组织名称前不再冠以“皇家”称号。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要求澳大利亚能够成为共和政体国家，希望他们的国家元首是一位澳大利亚公民，而不是一位英国君主，即更希望以“我们自己的领袖”来取代英国国王。这是澳大利亚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客观现实所导致的自觉行为，而非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对“母国情结”的屏弃。换言之，在澳大利亚，“母国情结”的政治作用或许趋于弱化，但它的情感价值则依然如故。

（三）经济利益——民族认同的基础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相互衔接的两股强劲推动力——“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作用下，按照英国经济发展模式运作的澳大利亚经济稳步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牧羊业为主要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逐步被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趋势为：因作为英国经济的补充与延伸部分而兴起，又因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而本土化，转型为民族经济，尽管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澳洲人对经济利益的认同逐渐由英国转向澳洲。

英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持续向澳大利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外，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便利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不同于“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的影响，英国旨在使整个英帝国内经济互利互惠的“帝国经济政策”使澳大利亚能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待遇”，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经济大为受益。但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又因经济实力愈加增强而表现出自主意识愈加明显，出现了澳洲经济的本土化和与英国的离心倾向等现象。在澳英贸易往来与关系上，澳洲人的利益与英国人的愿望日益相悖。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标志并不仅是门类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增加，而且还在于澳大利亚经济性质的变化，即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内容之一。澳大利亚经济在量变中逐渐质变，由补充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社会财富，进而形成围绕经济利益认同而自成一体的澳洲经济体系。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境内经贸往来的增多使各地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出现越来越显著的趋同现象，澳洲的利益愈加不同于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经济逐渐有别于作为母体的英国经济，从而构成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

自主性与澳洲化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表象，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活动由澳洲各殖民地以英国唯马首是瞻转变为受澳洲各地经济利益趋同的影响和驱动，并由此进行本土化整合。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利益认同，它在使殖民地经济属性趋于淡化的同时，又使澳洲各地的经济往来逐步频繁，出现经济利益趋同的态势，澳洲经济体系逐渐俨然具有自主的国家经济的架势‍‌‍‍‌‍‌‍‍‍‌‍‍‌‍‍‍‌‍‍‌‍‍‍‌‍‍‍‍‌‍‌‍‌‍‌‍‍‌‍‍‍‍‍‍‍‍‍‌‍‍‌‍‍‌‍‌‍‌‍。在经济利益的认同中，关税问题的争议为一典型案例。尽管各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分歧，但这可被认作是澳洲内部经济认同的起步，正是在这样的争议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帝国特惠关税制度”下的“自由贸易”。凡此种种，经济利益的认同不仅使人们的分歧越来越少，越来越次要，而且也促使他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财政上有联合的必要”；“撤除殖民地之间的界线对社会经济是有利的”。具体办法就是通过组成联邦，求得澳洲统一，扫除交往中的障碍，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时至19世纪末，人们清楚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对英国的依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尚未注意到澳大利亚经济属性的变化。这种属性变化本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然渐变过程，其中的许多问题与现象是在以后回顾或反思时才被感知或感觉出来的，在当时，至少是在19世纪末，澳大利亚人对“帝国利益”与“澳洲利益”的介定与区别时常还是混淆的，许多已经存在的区别尚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才能够厘清。然而，90年代初，澳大利亚第一次遭遇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

1891年，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于是，“（英国对澳洲投资的）注入在1891年缩减了……接着便是危机在整个澳洲的蔓延”，维多利亚首先遭殃。“在1892年，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经济萧条之中，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对于许多人来说……90年代是一个悲惨的时期。”如果从数据等方面考察，澳洲所承受的打击大大逊色于英国的遭遇，但它却暴露出澳洲经济的致命缺陷——依附英国，即一是澳洲是因依赖英国而受“殃及池鱼”之灾，尤其是澳洲的金融系统；二是当危机发生后，英国只顾维护自身利益，任凭危机在澳洲肆虐，而澳大利亚人却束手无策。

为了获得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强压不满，祈求英国政府和取悦英国投资者，但英国投资者反应冷淡，英国政府甚至还为保护英国投资者的利益而从中作梗，以致直到1896年澳洲仍所获无几。这意味着澳洲各殖民地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可顺利获得英国的贷款。”1891年以来，英国保持有对澳贷款的能力，但（英国）没有了这样去做的愿望”，这使澳洲人感到保持与英国的传统关系没有多少益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旧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愈加深刻地感到“帝国利益”等同英国利益，而不等同“澳洲利益”，维护“帝国利益”的实质就是“澳洲利益”为英国利益去充当牺牲品；只有在“澳洲利益”有利于“英国利益”时，澳洲才能得到“帝国的庇护”。

经济危机不仅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面临相同的情况，即对母国的效忠无助于摆脱危机，而且促进了澳洲社会的变化，经济利益上的认同意识更加明确和明朗。在对付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澳洲各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共同行动不多，但境遇相同，采取的举措也大同小异。澳大利亚人由此联想到澳洲的联合，当时一家报纸指出：“联邦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对于我们应对目前的困境则有相当大的帮助。”相比较其他几种认同，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利益认同意识出现较迟，但在促进澳洲联合与催生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则相当明显和直接，尤其是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1893年召开的科诺瓦会议，标志着《1891年宪法草案》流产后趋于沉寂的联邦运动复苏，澳洲联合的速度随之显著加快。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经济同英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澳洲社会中的经济利益认同业已产生。它不仅加快了澳大利亚经济从英国经济体系中派生而出的过程，而且促进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因此，这种认同的发展与健全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经济利益的认同既是后者的经济基础，又是先决条件之一。

（四）祖先无罪——民族认同的情感

在澳大利亚人为澳洲的发达与繁荣而自豪的同时，前辈的罪犯身世则又使他们感到头痛与不平，甚至不少人为此“患上了偏头痛，其中不少人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在社交场合，如果谈及罪犯殖民有什么羞耻的话题时，“就可能有五六个澳大利亚人会吵吵嚷嚷地不让谈下去。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两人……坐在那里，奇怪地一声不响。”一位英国牧师写道：“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用起来像‘犯人’这个词那样要仔细考虑。”澳大利亚人内心中骄傲与羞耻交织，由此生成一种特殊的情感意识，19世纪的一首诗将这种情感意识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母亲的名声让我们把脸面丢尽，

她给我们的出生打上了羞耻的烙印。

我们原本是她的骨肉，

她亲生的儿女如今当家作主了，

我们的国家属于我们自己。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人是以鄙夷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一到伦敦，就有遭人冷嘲热讽，笑他祖先曾是流犯之虞……让中上层阶级的澳大利亚人感到难堪，在社会上没有面子”，特别是在19世纪。曾有英国人如此评价澳洲社会：“（在新南威尔士）当你尤其是在公共舞会、重聚联欢会和音乐会之类的场所发现你的右边是一个杀人犯，左边是个窃贼时，你不可能说在那儿存在着普通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不仅一个人一但成为罪犯，那就一辈子都是罪犯，永远都休想抹去这个污点，而且罪犯的品质会代代相传。“在血统的玷污上，父辈的污点确实报应在儿辈身上”；“年青一代的父亲是（刑满释放的）囚犯，母亲是囚犯或妓女，从他们的宗教和道德方面指望不了什么……因为在地球上，没有哪儿像新南威尔士那样存在着成堆的犯罪活动，耸人听闻得无以复加”。……更有甚者，还认为这具有传染性，那些本来体面的自由移民因遭受传染也变得越发“缺乏正直和荣誉”。19世纪40年代的总督菲茨罗伊和他的几个儿子因追逐女子而声名狼藉，这就成为了一个佐证。

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言论中，不乏“好孩子长大后总是去银行存钱，而坏孩子长大后总是被流放他乡”之类的说法。在他1861年出版的《远大前程》里，对澳大利亚人的描述定格了那一时代英国人眼里澳大利亚人的形象：“他拖着一条腿，仿佛上面还套着沉重的脚镣，而且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囚犯的气质。”《爱丁堡周刊》上有过这样的议论：“我们堆在这些遥远的海岸上的腐烂东西散发着气味，毁坏了世界上的一些最美丽的地方：新旧世界的邪恶在此汇聚，变成一堆发酵的杂烩。“1876年，一位英国的家庭主妇在无意中与曾在澳大利亚服过刑的仆人的女儿一起进餐后表现出了惊恐，而旁人则讥讽道“无意中礼待了澳大利亚最卑鄙的恶棍和谋杀犯之女该不会让人太难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常常也以其罪犯的历史来攻击和羞辱澳大利亚人。20世纪中期，一位菲律宾的专栏作家在痛斥“白澳政策”时，指责澳大利亚人“仍然牢牢抱住从他们的祖先——英国监牢里的罪犯——那儿继承来的习惯”。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澳大利亚人因自己的犯罪经历或祖先留下的罪犯烙印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一位19世纪时的英国海军军官讲述过他在马车上与一位“归国囚犯”相遇并交谈的情况：当海军军官提到自己去过新南威尔士时，“瞧！他（‘归国囚犯’）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影了；他用一种非常怀疑的目光来回打量你；然后又带着一股子迫不及待的好奇神情嘟哝着问：‘什么！先生，你到过那个地方？’”接着，他“趁着你的目光离开他的时候，渐渐地从你身边挪到车厢最远的角落里；而且，在假装摸索袖珍折刀或牙签时，检查一下身上所有的衣袋是不是都没有被掏过。”一些犯人的后代想方设法把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与自己祖先有关联的文件付之一炬。

澳大利亚人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和形式进行着抗争和申辩，逐渐产生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流放犯身份的“滞定型”。“根据该滞定型，流犯清白无辜，都是不公平法律的受害者，他们犯的小罪，放在今日连罚款都不会，却被判与家人生离死别，惨遭流放，被扔到世界的天涯海角。”许多澳大利亚学者致力于考察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无不是这些罪犯所犯的罪行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被逼无奈，之所以小偷小摸“只是为了养活他们饿得要死的子女——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残酷无情，把英格兰治理得一塌糊涂，农业经济濒于崩溃，导致他们作为诚实不欺的自耕农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有人指出，罪犯仅偷了几只兔子，就被判处重刑，流放澳洲，其实，“他们比英国的那些暴戾的法官还要清白无辜”。这种说法被澳洲社会所接受，甚至被澳洲的学校教育所采纳。197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J.科布利出版了《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其中列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某人因偷窃了“一件价值三先令的缎子背心和一件价值五先令的凸花斜纹布背心”，就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他指出，在流放到澳洲的犯人中，确有不少杀人犯和强奸犯，但其16万总人数中，仅有2万是妇女——大多数是妓女；男犯人中很多是少年——伦敦的弃儿、孤儿以及擅长偷窃的未成年人。

有学者考察了祖先犯罪的由来，无不为先人鸣冤叫屈。轻罪重判使得许多人的祖先蒙冤，这是由于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圈地条例把社会搞得四分五裂，造成了一群又一群饥饿、失业和动辄犯罪的人”。这些人“对19世纪警察制度极不健全的英国社会竟然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使得晕头转向的英国当局对那些碰巧被抓获的罪犯课以严厉惩罚。墨尔本莫纳斯大学历史学教授A.G.L.肖写道：“在英国高等法院巡回审判庭和一年开庭四次的郡法院被判有罪的人当中，大约1/5被关入监牢，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城市小偷、扒手和店铺扒窃犯。”然而，官方的惩戒既不公正，又收效甚微，“在（伦敦）泰伯恩绞死扒手时，（其他）扒手却在观看的人群中大偷特偷”。

澳大利亚的学者们以悲愤的笔调，喋喋不休地对流放犯们在澳洲所遭受的虐待与酷刑进行追述。在澳洲的流放地，犯人们“遭到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人的虐待，这帮人常常由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在权限之内去折磨或是杀死他们”。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澳大利亚人控诉的重要内容，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例如，在执行鞭刑的过程中，受刑者通常是当众被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场面惨不忍睹。英国官员声称：“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便是鞭笞。”鞭刑之残酷使“每一个到澳洲任何一个殖民地去参观的人很可能认为，英国建立并维护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1830-1837年，在新南威尔士，有4.2万犯人被施以鞭刑。

一位被强迫陪看的犯人的记录被广为流传：“他们用鞭子抽犯人的办法，是把犯人的两只手捆在一棵大树上，胸膛紧贴着树，让他躲不开也动不得。”他逼真地记述了一次打300鞭的情景：“叫我站在打手们的下风，我不肯。虽然我站得离他们有十码多远，但是当甩开皮鞭的时候，飞起的皮肉还是溅到了我的脸上。”一些关于鞭刑的骇人报道至今仍使人毛骨悚然：“令人一见胆寒的邪恶的三角叉架了起来，鞭笞者走上前去。他膀大力粗，手执皮鞭，沾满鲜血的手指握住多结的鞭柄，九条可怕的鞭条落下来，一共抽打了十五鞭子，一鞭比一鞭快而叫人疼痛难忍，打得死去活来。”

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有关流放的多愁善感的叙事体歌谣，表达了对英国流放制度的憎恨和对流放犯的同情。《1842年在夏季巡回审判处流放的那些不幸的人》中的“告别词”，令人动容：

噢，对男人多么残酷的徒刑！

你判处罪犯抛弃比生命宝贵的妻儿与亲人，

从此也永远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去到遥远的彼岸，

悲惨度日，又镣铐加身。

当年英国建立的流放制度确实是非常残酷的，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任何可能会偏离正道的人对流放植物湾的威胁感到畏惧”。1833年，一位英国官员声称，他要让流放比死亡更糟糕，更可怕。而澳洲殖民地官员们行为的严酷又大大令他难以相信，罪犯的处境的确是痛苦得无以复加，原本表情冷酷无情的罪犯在被宣判流放澳洲时即刻痛哭流涕。由此导致的恐惧与憎恨对澳大利亚人、乃至澳大利亚民族，产生了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种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有一种要把每一个身陷法网的人抢救出来的冲动……澳大利亚人最恨看到把人投入监狱”。

在为祖先申冤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又念念不忘抨击制造这种“悲剧”的英国人。其常见的做法是对英国人反唇相讥。早期的流放犯一直认为：罪行最大的不是他们，而是英国法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A.伍德的学术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基调：“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留在英格兰，而他们的受害者清白无辜，充满男子汉的气概，建立了澳大利亚民主制度，难道这个事实还不够清楚明白吗？”有人还引用英国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的言论回敬英国人：英国人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最卑劣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可怕的到处游荡的窃贼和寄生虫”。对于英国人指责流放犯的堕落，澳大利亚的学者和作家们则以抨击英国的流放制度作为回敬，指出其野蛮有损的是英国而不是澳大利亚，“应该引以为羞耻的，正是许多犯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所给予他们的恶劣待遇”。当时澳洲社会还流传着许多押韵的囚犯民谣，诸如“法律把那些在公共场所偷鹅的男女关进了大牢，却让那些从鹅嘴里偷食的大恶棍自在逍遥”等。

澳大利亚在19世纪的发展越来越引人瞩目，这里的人们也越来越为此骄傲。尚在1819年，就有人无不自豪地赞美悉尼“这块囚犯和袋鼠之地开始发展成为一块非常美好的、欣欣向荣的殖民地”。这自然使得澳大利亚人对祖先的罪犯身世以及澳洲的罪犯烙印的辩驳更加理直气壮。他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强调：自己的祖先不是万恶的罪犯，而是伟大的开拓者，“他们确确实实不屈不挠地建设起了一个居留地，真好像他们是从‘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

澳大利亚人非常反感英国人认为澳大利亚人有犯罪遗传的论调，一直在无休无止地进行着反驳。其实，英国人的这种说法与澳洲社会也多有偏差，早在19世纪，人们就看到“第一批犯人的孩子们一般倒都变得正直而勤勉”。1817年，一个对澳洲社会存有顽固偏见的英国律师来澳调查流放的情况，他大为吃惊地发现“在流放地出生的一代居民，在品行和体质方面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他们“以可敬的品格给整个殖民地留下了印象”。1822年，在比格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囚犯的子女“对于他们父母的道德品质与身体特点来说明显是个例外”。而澳大利亚人给出的解释简单而可信，又令英国人汗颜：“澳大利亚为犯人的孩子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劳动的前途比犯罪更好。”

针对英国人的贬损，澳大利亚人对土生白人赞誉不绝，无论是罪犯的后裔还是自由移民的后代，视他们为“决定澳大利亚未来”的人们，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温特沃斯曾如此描述土生的白人儿童：“一帮漂亮、有趣的小孩子”，他们“几乎没有沾染到他们父母中间非常突出的恶习！他们对酗酒几乎闻所未闻，而对诚实则尽人皆知”。一位移民是这样评论土生白人的形象的：“这个事实，在殖民地之外我从未听见过或看见过，但在这里却是尽人皆知的……即：从父母单方或双方是囚犯的血统中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殖民地的力量和美。“19世纪新南威尔士政治家、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J.D.兰格豪迈的言论令澳大利亚人扬眉吐气：“甚至对囚犯流放地的第二代的道德，我也该毫无担心，对第三代、第四代照样也不怎么担心……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注定会在国际大家庭的道德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占有优势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化，澳大利亚人对“罪犯的烙印”的感觉与看法也逐渐产生了变化。2008年，一位名叫H.加恩塞的澳大利亚系谱学家协会官员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澳大利亚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英国流放来的罪犯，这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话题”。然而，在这之后，能有个罪犯祖先反倒成了某种“荣誉”，因为“流放制度一不小心，就造就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批民族英雄”。许多澳大利亚家庭在研究自己的家庭时，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和犯罪有所联系，哪怕是沾亲带故。他进一步说：“对于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发现一个罪犯祖先，是件非常刺激的事，尤其是发现自己的祖先竟是坐1788年的‘第一舰队’被流放到澳洲的罪犯。许多人都认为那些流放罪犯的时代具有传奇色彩。”澳大利亚“祖先”网站负责人G.汉纳称，拥有“罪犯祖先”如今不再是家庭耻辱，这种风气的转变让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开始研究他们的家谱‍‌‍‍‌‍‌‍‍‍‌‍‍‌‍‍‍‌‍‍‌‍‍‍‌‍‍‍‍‌‍‌‍‌‍‌‍‍‌‍‍‍‍‍‍‍‍‍‌‍‍‌‍‍‌‍‌‍‌‍。

2008年8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澳大利亚当地教会花了至少一年时间研究于2007年11月24日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陆克文的家谱，发现他的好些祖先都曾有犯罪记录，其中有人还险些被处死。不过，陆克文并不为此感到不快，反而还颇为得意。最令他“自豪”的是父母两方都有重犯祖先，其中最“显赫”的当数陆克文父亲一系上溯第五代祖先中有一位名叫玛丽·威德的曾祖母。她幼年时生活在英国伦敦，靠在大街上乞讨和捡垃圾为生，后成为偷窃内衣裤的小偷。1788年，年仅12岁的玛丽因涉嫌合伙偷窃了一位8岁女孩的衣裙和内衣裤而被逮捕。1789年1月，英国老城堡法庭判处玛丽死刑，不过三个月后，玛丽获得减刑，并与200多名英国女犯人一起随“第二舰队”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研究还发现，陆克文父系的第四代曾祖父托马斯·陆德同样是个窃贼。他曾被指控“非法获得一包糖”，并被判处七年监禁，于1801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托马斯与另一名被流放的女小偷玛丽·凯伯尔结婚，而凯伯尔则是因涉嫌偷窃衣服在1804年被流放到这里的。后来，托马斯成为悉尼郊区坎培尔镇的创建者之一。在这个镇上，有两条街道是以他的姓名来命名的——托马斯街和陆德街。陆克文还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拉海的女祖先由于付不起房租而开始伪造假币，1789年被判刑，于1800年被流放到悉尼。

陆克文的前任、前联邦总理霍华德也被家谱学家揭出“家丑”，被查出其祖先曾经是“小偷和强盗”。霍华德父亲的高曾外公威廉·图利曾因合谋盗窃一块玳瑁表而于1816年被判刑，被流放到澳大利亚；霍华德母亲一脉的祖先托马斯·巴克曾在1835年被指控犯有两项抢劫罪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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