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政策的变化与澳洲的失落
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化的实现使19世纪中期被称为英国的“维多利亚中期大繁荣时期”。经济上,英国在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享有“世界工场”的盛誉;政治上,英国雄踞世界霸主宝座,独揽国际事务的决定权,令他国唯马首是瞻。但是,这美好光阴仅维系了20年左右,就出现夕阳西下的征兆。欧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突飞猛进,使英国的国力相形见绌,“70年代起,英国就感到了竞争的凛冽寒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三个特点:一是虽然工业生产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减缓,1860-1870年英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为33.2%,1870-1880年为20.8%,1880-1890年为17.4%;二是英国逐渐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860年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数的出口货物都是运往英国,但之后,这一比例每况愈下,到1900年时,英国所占比例已降至25%,而出口到西欧国家的货物数量则占31%;三是其世界霸主的经济支柱正在坍塌,“世界工场”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国的优势已是明日黄花。
相伴于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之间的商业竞争,自普法战争以后,欧洲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1815年以来维也纳体系所维系的欧洲格局已风雨飘摇,使英国愈加难以推行“均势政策”,它正逐步失去在欧洲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德意志的统一和觊觎霸权的举措对英国的霸主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充满复仇主义的法国不甘心失败,正在摩拳擦掌,决意要夺回欧洲霸权,恢复往日的欧洲霸主雄风;俄国则在处心积虑地寻机改变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处境,誓言要重返欧洲政治舞台,虎视眈眈欧洲霸权。虽然,英国仍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利用欧洲各国的内忧外患以及彼此间的矛盾冲突从中渔利,但是,它已难以左右欧洲总体局势的变化,“光荣孤立政策”大有捉襟见肘之势。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欧洲和中亚,普法战争加速了这种转向。
更令英国人不安的是,与19世纪中期由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主控的情形不同,19世纪后半期,世界进入了国家扩张的时代,欧洲国家成为弄潮儿。它们的扩张呼声一阵紧似一阵,扩张行动一个紧接一个。除了德国的扩张叫嚣煊赫不止外,法国也摆出了如果舍弃向欧洲以外扩张便别无选择的架势,“因为他们共和国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除非法国人从其依附地中获得其所需要的一切,否则,它绝对成不了一流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使欧洲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人口的增加使欧洲大陆国家出现人口过剩,因此,大到俄国、德国和法国,小到荷兰、比利时和丹麦,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把殖民地的价值视为具有决定一个国家生存的作用和意义,“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移民数量达到1200万,欧洲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等区域展开了占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角逐与争斗,来势汹汹,咄咄逼人。欧洲国家的关税壁垒使英国的“自由贸易”难有作为,英国的“自由帝国”也逐渐难敌欧洲大陆国家的扩张势头。此时的欧洲令英国的海外领地面临愈加沉重的压力。
1868年,由英国学者和社会活动家C.W.迪尔克撰写的《更大的不列颠》一书出版,在英国引起广泛关注。在书中,迪尔克写道:“我们能否从保留殖民地中克服民族的狭隘还是一个问题……真正能使我们走出小英格兰地方主义的应是建立更大的撒克逊王国,它将包含世界上最优秀最智慧的一切。”他提出以“撒克逊种族”为纽带,建立一个同种族的“更大的不列颠”。
面对来自欧洲的压力,英国朝野对自由党政府奉行的“自由帝国政策”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意识到殖民地的稳定与帝国的巩固是英国霸主地位稳固的基础。在英国人眼里,英属殖民地——特别是移民殖民地——逐步由受英国保护和扶植的海外领地转变为拱卫英国的既得优势地位,殖民地的地区性利益应服从于帝国的全局利益,英属殖民地应为英帝国尽忠效力。总而言之,在英帝国里,是殖民地为英国效劳,而不是英国为殖民地服务。为了论证英国在非洲进行的祖鲁战争“只能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愚蠢”,迪尔克忿忿不平地写道:“为支持墨尔本而向圣加尔征税,让多塞郡农业人口支付保护新西兰的费用是荒唐的”,“澳大利亚几乎没有感到要为保卫卢森堡出力,加拿大在塞尔维亚事务中毫无建树”。面对英属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他认为,殖民地不但应支付保护自己的费用,而且应为母国尽责任与义务。
在英国政坛上,“自由帝国政策”遭遇抨击和否定。曾经力主放弃殖民地、声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保守党领袖D.迪斯雷利1872年6月24日在水晶宫的演说中变换口吻,说道:英国人“以属于伟大的国家而自豪,并希望保持它的伟大……他们为属于一个帝国国家而自豪,并尽自己所能地去维护他们的帝国”。这一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英帝国的现代概念问世”。
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迪斯雷利设想的帝国构架在概念上逐步成型,成为英国的既定国策。其要点为:首先,这是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有形帝国。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帝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帝国的军事指挥枢纽;英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合为一体,形成以英国为核心的经济互利区域。其次,在国际政治中,帝国是英国抗衡欧美国家竞争与压力的有力武器。帝国的关税制度可使英国用于对付别国的关税壁垒;来自各自治殖民地的军队可在战争时期组成帝国联军,由英国将军统一指挥,按照英国的指令去冲锋陷阵。再次,维系英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由、松散的联系”,而是以感情为纽带,即基于“双方的感情、道德和社会的同情”,明确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帝国主义”的理念逐渐取代了“殖民主义”的概念,英国的殖民政策更多地显示为帝国政策,迪斯雷利由此被称为“帝国主义者”的先驱。
“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呼声很快就使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旨在帝国扩张与巩固的“新帝国主义”政策与理念取代了“自由帝国政策”。进入80年代,相伴于英国殖民扩张速度的迅速加快和殖民地面积的迅猛增长,为了避免帝国“没有永久的凝聚力”,巩固帝国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泰晤士报》坦言:“由于殖民地密集地围绕着我们,我们才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如果没有殖民地,我们的地位定将下降到不过一个欧洲的王国而已,这种地位将使英国缓慢地但又是必然地趋于死亡。”
在巩固帝国的既定政策中,加强母国与白人自治殖民地的联合与团结是巩固帝国的关键举措。从70年代起,在英国朝野,就有不少人提出多种建议。其中,一些人主张让这些殖民地派出议员进入英国议会,参与英国与帝国事务的决策;而另一些人则力主建立一个有别于英国议会和各殖民地议会的帝国议会,由英国和各殖民地的代表组成,专门处置帝国稳固和彼此之间的协调等问题。英国政府采纳了后一种建议。1884年7月成立的“帝国联盟协会”是这一建议的产物。
这个以“帝国的永久团结”为宗旨的机构是英国为促进帝国内部关系密切的最初努力。它虽是一个无党派的组织,但其成员则尽为英国和各白人殖民地的著名政治家和社会名流,英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组织,并牢牢操纵着它的领导权。“帝国联盟协会”致力于英国与殖民地在贸易和军事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体现出英国设想以感情纽带来维系帝国的初衷和期盼。英国诗人饱蘸激情地写道:“大家团结紧,和不列颠同心同德、同一生命、同一旗帜、同一舰队,同保吾皇定一尊。”英国政治家则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所企求的这个联邦,乃是英王所统治的各自治领间尽可能紧密的联合,它和全世界英国臣民的民族自由发展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同情心上、在对外行动上以及在国际上的最密切的合作。”这个协会虽然仅存在不到10年,但它在激发人们对帝国的热情和感情上成绩卓著,作用非凡,特别是它说服英国政府于1887年借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庆典50周年之际,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又称“伦敦殖民地会议”。
在英国的海外领地中,澳大利亚是发展速度最快和富裕程度最高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政策屡屡因自身情况与殖民地事务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总的说来,这些变化的起源往往与澳大利亚无关,但变化的结果则对澳大利亚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在英帝国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是英国“自由帝国政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屡屡因此而顺利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利,使得澳洲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几乎与英伦的英国人处于相同水平。比如,虽然澳大利亚人是勤奋的,将效率奉为金科玉律,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整个澳洲社会在追求时尚与享受休闲等方面毫不逊色于当时的英国,“人们都说澳大利亚人在享受时也是庄重严肃的,就像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正是由于是英国传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很快就感受到了英国的政策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人逐步意识到的变化是:(1)原本认为自己与英伦岛上的英国人是平起平坐的澳大利亚人,渐渐不以为然地意识到自己与母国的同胞存在着差别;(2)在英国与殖民地之间,以往来自母国的奉献正在逐步转变为母国的索取,原本殖民地对母国的依附正被来自母国的行为所逐渐终结。1887年5月21日,在澳洲颇具影响力的《悉尼先驱晨报》对英国政策变化进行了剖析,指出英国推行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在于借助殖民地的力量,“帮助英国去支持它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是它正步入一场行将在欧洲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而对一向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无论是扩张还是巩固,都是不受欢迎的,被认为是不适合澳大利亚的。这一系列变化令澳大利亚人十分不满和备感失落。
从70年代起,英国越来越明显地从帝国巩固和英国利益的角度来对待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事务。澳洲人依旧视自己为英国人,关注的是争取和维护作为英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而英国则将澳洲各殖民地等同于英帝国中的其他殖民地,注重的是殖民地应对母国履行的种种责任与义务。英国的“自由帝国政策”成就了澳大利亚的兴旺与安宁,而这种既定政策的变化势必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相应产生很大的变化,然而,澳大利亚人并不想出现什么变化。因而,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围绕责任与义务,在澳英之间出现了分歧,好似一场不愿离家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就是否应自食其力和孝敬长辈而发生的争执,子女的离家是大势所趋,澳英之间的离心自然逐显端倪。面对英国诸多不由分说就改变现状的行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愈加感到不安,现实迫使它们逐渐脱离对英国的依附,走上自立、自主与互助的道路。一场关系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未来命运的社会运动——联邦运动——在人们的诸多不适与抱怨中生成,它表现为自然渐进状态,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应运而生。与前先的自治运动一样,它的初衷是向英国申讨“与生俱来的权利”。
继18世纪末美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后,1871年,联邦体制也在德国确立。一时间,联邦制和联邦主义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代表着不同利益与理念的人们各抒己见,高谈阔论其利弊。在英国的海外领地,尽管爱尔兰和加拿大对联邦制表现青睐,但英国的预感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将捷足先登,以联邦制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英国社会对此报以乐观,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建立联邦制,将确保这些殖民地与英国的永久性团结。
此时依然以做英国人为荣和视效忠英王为本分的澳大利亚人,起初并未对联邦制度和联邦主义产生多少兴趣,他们所关注的是英帝国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澳洲的影响。虽然,澳洲各殖民地缺少共同之处,近邻间的交往密切程度大大逊色于各自与英国的往来,但它们对英国的政策变化则是敏感的,诸多见解也是趋同的,其中尤以对英国在防务问题上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动的认识大致相同。他们认为70年代以来英国军队的撤离标志着“在澳大利亚事务的管理上帝国当局最后象征的转移”,而澳大利亚人“仅关心的是(将防务问题)与英国的防务联系在一起”,希望撤离的英国军队能够重返澳洲,强化两地军事联系。1887年,A.迪金出席了伦敦殖民地会议。在会上,他抱怨英国对殖民地漠不关心,指责英国殖民部对殖民地事务“表现出蔑视与冷漠”,恳切地呼吁英国政府改变既定政策。在澳洲社会上,失落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着作用,以致在排华和防务等问题上出现了新的现象,即一是澳洲各殖民地与母国的分歧渐渐显露,二是各殖民地之间的共同利益逐步形成和增多,这些现象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联邦运动在澳大利亚人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言行中生成和发端。换言之,英帝国的政策变化与澳洲的失落引起澳洲人对英国的不满,而不满的加剧与叠加一方面使澳洲各地走向合作,进而发展到联合;另一方面使澳英之间的隔阂加深,要求扩大自治与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18世纪后半期,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民众在向母国争取权利的斗争中,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彻底结束了,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公民;当时,澳大利亚人则以相同的心态,重蹈其“表兄弟”的覆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美人与英国人的唇枪舌剑引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独立战争;澳大利亚人的抗争形式则始终是讨价还价和口诛笔伐,逐渐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宪政运动。总之,英国的帝国政策逐步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使澳洲人感到自己正在失去来自母国的庇护,帝国利益与澳洲利益之间的差异逐渐显露。于是,在竭力呼吁英国要对澳洲尽责尽职的同时,他们不得不逐步愈加彻底地担负起“自治”的责任。在抱怨英国的气氛中,澳洲人的合作逐渐升级为澳洲的联合,由此在澳洲出现了与殖民地社会属性相悖的社会发展趋势。在澳大利亚人的“自治”概念里,“独立”的成份越来越多地取代“依附”的含量,虽然这种意识还相当模糊不清,甚至其变化过程还处于无意识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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