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格雷地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势力快速发展起来。提格雷地区是埃塞俄比亚古代文明的摇篮，辉煌的阿克苏姆文明就是在提格雷的高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埃塞俄比亚国教，而提格雷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几个地区之一。直到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克苏姆帝国一直在红海地区的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主导地位。拉里贝拉曾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根据地。^[1]约翰尼斯四世皇帝(1872—1889)就是提格雷人，并将其行政首都建在默克莱(Makelle)，而抗击意大利侵略的英雄皇帝孟尼利克二世(1889—1913)虽然身为阿姆哈拉人，却与提格雷人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渊源。

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提格雷地区发生、成长的族群民族主义对普通埃塞俄比亚民众来说具有更广泛的感召力，该地区的反德格势力也逐步成为未来国家政权最有力的竞争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在早期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修正政治目标，族群民族主义逐渐扩大为国家民族主义，争取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德格政府也认识到“天下未乱此先乱”的提格雷地区的重要性，因此想用军事手段打击活跃在该地区的反叛分子。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德格政府不仅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游击武装作为打击目标，还严厉惩罚那些给反叛分子提供帮助的平民百姓。政府军在多次清剿行动中，极大地破坏了人口稠密的提格雷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强了对盛产乳香、阿拉伯树胶和谷物的西部地区的控制，想以此切断反叛分子的经济和人力来源。这种坚壁清野的残酷战术迫使很多提格雷地区的居民在政府军到来的时候逃往森林加入游击队伍，在政府军撤离后又回到原来的村落建设被毁的家园。^[2]德格政府军的残暴镇压刺激了提格雷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壮大。

另外，德格集团在北部地区陷入孤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推行的宗教政策。提格雷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分别是这两种信仰最为忠实的信众，他们都异常看重其宗教的超世俗价值。德格集团对宗教的敌对态度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采取的宽松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加入游击队伍的宗教人士都视自己是为宗教而战，为其斗争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约翰·杨在考察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宗教的政策后总结道：

由于受到在埃塞俄比亚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教条主义的限制，德格集团没能理解农民的宗教情感。像其在城镇中对受教育的年轻人的攻击一样，德格集团对教堂、清真寺和他们的农村代表的侵犯是引起农民疏远的主要原因。虽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农村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德格集团处理农民的价值和体制的方法不近人情，但是，如果德格集团没有先通过(攻击)宗教而触怒他们的话，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要想取得农民的支持是难以置信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提格雷这一为宗教所裱饰的社会中穿梭运作，证明了其对农民宗教情感的高度关注。^[3]

到了德格统治的后期，提格雷地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政府军不可能通过武力镇压解决当地人民的反叛，而苏联对德格集团军事支持的减少则加快了其覆亡的进程。^[4]

[1] Robert　L.　Hess,　Ethiopia:　The　Modernization　of　Autocracy,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31-50.
[2] James　Firebrace　&　Gayle　Smith,　The　Hidden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Change　in　Tigray(Northern　Ethiopia)Based　on　Eyewitnesses　Accounts,　London:　Lithosphere　Printing　Co-operative　Ltd,　pp.11-16.
[3] John　Young,　Peasant　Revolution　in　Ethiopia,　the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197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8.
[4] Paul　B.　Henze,　Ethiopia　in　Mengistu's　Final　Years:　The　Derg　in　Decline,　vol.　1,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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