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一直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德格集团上台后，厄立特里亚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反抗已经非常严重。在阿克苏姆时代(公元1—10世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要高于其与南边边疆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经过意大利对厄立特里亚的殖民统治(1890—1941年)之后，厄立特里亚人的民族意识极大地增强，越来越视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为外来殖民势力，认为厄立特里亚是这种关系中的受害者。厄立特里亚的多次反抗总是引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残忍镇压，加深了厄立特里亚人民对埃塞俄比亚政权的排斥感。^[1]

意大利殖民时期，厄立特里亚在文化教育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埃塞俄比亚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步伐却缓慢得多。由于民众心里长期的被压迫感和殖民统治的经历，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情感与日俱增，建立独立的、拥有自我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追求。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厄立特里亚由英国接管。1952年，联合国做出裁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松散的联邦。但是，海尔·塞拉西于1962年解散了厄立特里亚议会，并宣布将厄立特里亚划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这与大部分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愿望是背道而驰的。海尔·塞拉西统治晚期，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高涨起来。

德格集团上台后，名义上承认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自决权。在《全国民主革命计划》(Program　for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中，德格集团首次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民族政策：

各民族的自决权将被承认和完全尊重。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将得到同等的认可，任何民族不得主宰另一民族。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团结将以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为基础。这种联合斗争的愿望就是构建一个以平等、相爱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新生活和新社会。^[2]

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给刚刚夺权的德格集团出了一道难题。以何种手段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德格集团的燃眉之急。德格集团主宰的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阿曼·安东姆主张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在1974年11月被害之前，安东姆曾两次亲临厄立特里亚考察当地情况。但是，由于其所奉行的政策迟迟不能解决当地的紧张局势，安东姆逐渐被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视为软弱无能的代表。11月24日，安东姆被秘密处死。^[3]“大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沙文主义开始主导政府的政策取向，军事征服的意见成为政府意志。

德格集团上台之后，在厄立特里亚的军事行动日渐频繁，而厄立特里亚的反抗力量也不断壮大。1982年年初，德格集团发起“红星运动”(Red　Star　Campaign)，企图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赢得厄立特里亚普通民众的人心。根据该运动的指导意见，埃塞俄比亚政府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食品和商品的配送渠道;训练工人和农民，并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政治和技术培训的机会，避免他们被反抗武装招募。^[4]但是，这项运动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推行这项运动，政府总共投入了6 600万美元的资金，这几乎占到了国家非军事支出的10%。另一方面，政府军加紧对“分裂主义暴徒”的战争。

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武装组织的游击战术让德格集团派出的军队损失惨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简称“提人阵”)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EPLF，简称“厄人阵”)的合作使德格集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行动连连受阻。种种迹象表明，德格集团发动的“红星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北部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逐渐发展为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的核心武装组织。

激进的政治改革和穷兵黩武的镇压政策，使人民大众对革命的热情逐步转变成了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革命不仅没有解决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滞后和饥荒频仍的问题，反而使原有的困难更加严重。各种形式的国内反抗正是在德格集团统治日渐衰微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1] Simon　Weldehaimonot　and　Emily　Taylor,　“Our　Struggle　and　its　Goals:　a　controversial　Eritrean　Manefesto”,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8,　No.　130,　December　2011.
[2] Program　for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Addis　Ababa:　Committe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of　Ethiopia,　1976,　see　Edmond　J.　Keller,　Revolutionary　Ethiopia:　From　Empire　to　People's　Republ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03.
[3] Bahru　Zewde,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1885-1991,　2^nd　edition,　Addis　Ababa　University,　2002,　p.238.
[4] 至1983年9月,“红星运动”重修了15个主要的工业区,创造了11000个工作岗位,建设和修缮了11所学校,更多的梯田、造林工程、水坝、道路、水库、医院和政府设施也被修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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