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赫勒·塞拉西(Sahle　Selassie，1813—1847年，孟尼利克二世的祖父，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曾祖父)在夺得王位后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扩土的战争：多次攻打阿瓦什低地地区，征服奥罗莫人和阿高巴人(Argobbas)，在萨拉勒(Selale)和木格尔(Muger)巩固自己的地盘，对居住在阿瓦什以南地区的卡拉由人(Karayu)、阿希人(Arsi)、马查奥罗莫人(Macha　Oromo)和古拉格人(Gurage)也发动了战争。不过，撒赫勒·塞拉西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去扩大自己的统治。奥罗莫民族本身就有很多的支派，他巧妙地利用派别之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还通过与贡德尔和提格雷地区的贸易广聚财富。英国和法国也非常支持绍阿地区的贸易发展。1841—1843年由哈里斯(W.　Cornwallis　Harris)少校为首的英国使团受到了塞拉西的热情接待，双方还签订了一份正式的条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北边的阿姆哈拉地区——如沃洛(Wollo)、戈贾姆(Gojjam)和贝格姆德尔(Begemder)——对未来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像中古时代那么显著。由于与奥罗莫首领及旧王朝政治势力内耗严重，北方地区的阿姆哈拉人的政治影响力在1820年代后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北方的提格雷地区也日渐跟不上南方绍阿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内患较少，绍阿地区的农业经济平稳发展，为后一阶段该地区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基础。这种情况是符合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趋势的。自阿克苏姆帝国衰败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就一直处于往南迁移的过程之中，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程度明显要高于相对因循守旧的北方地区。再者，北方强国埃及的多次进犯使提格雷地区不断受到威胁，这比起外部威胁较少的南部地区——尤其是处于上升阶段的绍阿地区——来说，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然而，撒赫勒·塞拉西并不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统治更多地表现出中古君主的特点：不断扩张国土，加强中央集权。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大任需要具有现代思想的统治者来实现。这个人就是特沃德罗斯二世。^[1]

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所处的时代是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的晚期，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要比当时的地方贵族先进得多。他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改革行政和教会制度。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他设立总督，推行法官任命制和薪水制，建立常备军以代替战时向地方首领借兵的做法。特沃德罗斯还曾试图改革教会，因为他认为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是愚昧而且不道德的。但是，当他想要向教会征税以支持政府运作的时候，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他没收教会土地的做法使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树敌太多。

特沃德罗斯在结束埃塞俄比亚的分裂状态、完成国家统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人慷慨，足智多谋，在1845年时就已经建立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军队。他娶了阿里王公(Ras　Ali)的女儿特瓦比克(Tewabech)为妻，并且担任科瓦拉(Qwara)的统治者。在经过1852年11月到1855年之间四次主要的战役后，他最终击败了过去25年间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的地方分裂势力，基本上完成了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他在1855年被加冕为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结束后新一任皇帝之时，特沃德罗斯意识到了埃塞俄比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需要。斯文·罗本森认为：“特沃德罗斯超越了其所有的前任(皇帝)，……他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道德的松懈和技术的落后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他所宣布的改革、他所努力推行的政策以及他处理问题的一心一意和坚定不移都表明他的目标是民族的复兴，并且将其祖国转变成现代国家。”^[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沃德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亲西方的政策，改善政治制度。^[3]他开始着手修缮与教会的关系，对西方传教士大开国门，以便实现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的对接。但是刚刚登上皇位的特沃德罗斯缺少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他以为奥特曼土耳其是基督教的死敌，英国就会愿意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攻打耶路撒冷。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与土耳其联手对抗俄罗斯的事实，使特沃德罗斯开始对西方世界心生芥蒂。更让他失望的是，虽然他优待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西方人，并希望他们成为拉近埃塞俄比亚与西方关系的桥梁，英国政府却对他三番五次的友好提议置之不顾，这极大地伤害了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此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只是特沃德罗斯争取英国支持的一种更为失败的尝试，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4]

幸运的是，由特沃德罗斯开创的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事业并没有随着他个人的失败而终结。历史证明，有着特殊文化传统的埃塞俄比亚有着极强的自我恢复和重新崛起的能力。特沃德罗斯之后，继续推进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是约翰尼斯四世和孟尼利克二世。

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后，埃塞俄比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不过，人们对和平与统一的向往以及特沃德罗斯时期奠定的国家统一的根基使得那些觊觎皇位的竞争者不敢也不能继续各自为政的统治方式。

在特克拉·吉尤尔吉斯皇帝(Tekla　Giyorgis)^[5]被卡萨·莫查(Kassa　Mercha)消灭之后，后者于1872年年初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帝号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　Ⅳ)。1870—18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是很幸运的，国家南北两地各有一位充满远见和活力的统治者来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业：孟尼利克在南方不断扩大地盘，凿通商道;而约翰尼斯四世则在北部抵抗埃及和意大利的侵略，防止苏丹东南部地区混乱局势的蔓延。虽然这两位统治者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部地区有利益冲突，并且发生过正面战争，但是每当军事对抗升级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大局而抛弃前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议。^[6]他们甚至还通力合作促进埃塞正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和解，控制传教士和外国冒险家过于狂热的宗教活动。

约翰尼斯四世面临的挑战较之特沃德罗斯时代更为紧迫。特沃德罗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非常少，埃及虽然经常侵扰埃塞俄比亚北部边疆，但是地区外大国侵略的魔爪还未深入此地。摆在约翰尼斯面前的任务，一是要稳定其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二是要抵制野心不断膨胀的埃及、苏丹东南部的马赫迪武装力量(Mahdists)和刚刚走上民族国家行列的意大利的侵略。伊斯梅尔(Ismail)成为埃及总督(khedive)以后，积极推行往南扩张的政策。欧洲国家不愿意采取行动阻止埃及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写信跟约翰尼斯说，埃及总督只是在追捕劫掠财物的罪犯。但是，埃塞俄比亚在抗击外国侵略方面成绩非凡，埃塞军事上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伊斯梅尔1879年的下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约翰尼斯未能像孟尼利克一样成功地利用当时的国际局势，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1880年代的英国在非洲最为关心的是它在埃及的主导地位和对红海的控制，其次才是埃塞俄比亚的稳定。但是，英国也担心，在意大利的军事攻势下，埃塞俄比亚转而支持马赫迪武装会伤害到英国在非洲东北部的整体利益。^[7]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英国积极斡旋，埃塞俄比亚最终与埃及达成和解，合作对付马赫迪武装。作为交换条件，埃塞俄比亚对博格斯(Bogos)的主权得到了埃及方面的承认。此后，埃塞俄比亚不得不花费更大的精力对付马赫迪分子和意大利的侵略，由此带来的巨大消耗给埃塞俄比亚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8]

在约翰尼斯积极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孟尼利克却在绍阿地区积聚着自己的力量。在约翰尼斯抗击意大利侵略之时，孟尼利克拒绝直接支持任何一方，但是他也意识到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在与意大利的争议中，孟尼利克废除了《乌查利条约》，致函欧洲各国领导人告知其登基的消息。虽然主要的欧洲强国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冲突中举棋不定，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土耳其和俄罗斯——却给予埃塞俄比亚公开的支持，后者还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在阿杜瓦战役中战胜了意大利侵略军后，孟尼利克巧妙地利用有利的局势取得了暂时的和平，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1906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三方会谈基本解决了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的利益分配问题，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也同意将马里布河(Mareb)作为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线。到海尔·塞拉西一世上台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基本确定。^[9]

[1] 特沃德罗斯二世原名卡萨·海卢(Kassa　Hailu),特沃德罗斯二世是他的帝号。有些学者以当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评判特沃德罗斯二世,从而认为他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参见Shiferaw　Bekele,　“Kassa　and　Kassa:　The　State　of　Their　Historiography”,　in　Kassa　and　Kassa:　Papers　on　the　Lives,　Times　and　Images　of　Tewodros　Ⅱ　and　Yohannes　Ⅳ(1855—1899),　IES,　AAU,　1990,　pp.289-404.转引自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0,　p.133.比克勒(Bekele)对特沃德罗斯二世的批判主要是:只想主宰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并没有建立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现代国家机器;不重视发展法治;听不进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包容不同政见者。这种看法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特沃德罗斯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他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却更像中世纪的君主。
[2] Sven　Rubenson,　The　Survival　of　Ethiopian　Independence,　London:　Heinemann,　1976,　p.269.　转引自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0,　p.135.
[3] 特沃德罗斯清楚地认识到武力可以使他得天下,却不足以使他守天下。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特沃德罗斯利用了人们宗教信仰中有关即将出现的贤君将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一千年的幸福、充足和和平的预言,认为自己就是人们期待的担大任者。参见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0,　p.132.
[4] 为了逼迫英国政府支持其技术现代化的事业,失望的皇帝于1863年开始囚禁西方传教士和英国外交官,以此要挟英国政府。这种鲁莽的行动最终导致英国政府派出了那皮尔(Robert　Napier)率领的远征军。1868年兵临城下时,提沃德罗斯自杀。英国军队在推翻特沃德罗斯、劫掠马格达拉(Magdala)之后撤离了埃塞俄比亚,为埃塞俄比亚从战争废墟上重新发展、独立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这种做法对于殖民国家来说是不常见的。　
[5] 吉尤尔吉斯皇帝原名瓦格叔姆·高毕兹(Wagshum　Gobeze),1868年加冕称帝。他的部队在马格达拉战役的时候已经达到60000人。他的父亲于1858年被特沃德罗斯绞死。
[6] 约翰尼斯四世加冕后一直不能有效控制绍阿地区羽翼不断丰满的孟尼利克。孟尼利克在通信中称自己为绍阿的万王之王(negus　negast),并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所罗门系皇帝勒布那·丹吉尔(Lebna　Dengel)。在约翰尼斯集中力量对付外敌的时候,孟尼利克为了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赢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不断地保持着与外部侵略势力的联系。1878年3月,孟尼利克与约翰尼斯达成和解,被封为绍阿之王(Negus　off　Shoa),地位仅次于约翰尼斯。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从此才开始放手经营自己的事业而不用担心内部消耗。
[7] 1883年11月,一股由英国率领的部队在科尔多凡(Kordofan)被马赫迪武装歼灭,出于现实考虑,英国说服埃及完全放弃了苏丹。
[8] 马赫迪主义者开始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看作其必然的敌人,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特别提到埃塞俄比亚王对伊斯兰教发展初期的教士的庇护。参见P.　M.　Holt,　The　Mahdist　State　of　the　Sudan,　1881-189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0.
[9] 阿杜瓦战役后,孟尼利克着手建立了高效的政府体制,这代表了政治现代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也存在着一种彼此牵制的关系,没有哪一方能够自由地争取更大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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