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埃及的早期现代化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赛义德改革和伊斯梅尔改革等三个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埃及国家的影响和早期嬗变而言，上述三个环节彼此联系、互相影响、逐渐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进步因素，也蕴藏着某些扭曲甚至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20世纪上半期的自由宪政时代成为埃及现代化的中间环节，直到七月革命才真正导致埃及现代化出现了具有路标意义的转折。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先开启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798—1801年拿破仑所率法军对埃及的入侵和占领是第一次世界现代化大潮对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震荡性冲击，以此为标志埃及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民族危机伴随国内的社会危机以及穆罕默德·阿里为寻求其家族对埃及长期统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促使穆罕默德·阿里高举改革的大旗以迎接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启动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这里所谓启动“早期现代化”主要指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就其实质而言，它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就其阶段和成效而言，它还是现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埃及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对埃及传统社会体制一次伟大的挑战和超越。改革增强了国力，在新兴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发动了连年的征战。战争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现代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使英、土无法容忍埃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在军事上的强盛势头，其结果是英土联军挫败埃及军队。战争的失败导致阿里改革的结束。
然而，埃及的早期现代化并不因此而停止。在特定的时代和条件下，如果说改革的契机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那么改革的深入则意味着现代化的发展。^[1]在经过阿拔斯一世(1849—1854年在位)短暂的停滞后，1854年7月继位的赛义德对内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遗志，对外模仿奥斯曼的“坦齐马特”继续进行改革，这是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挫折之后又一次可贵的探索。赛义德改革作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中间环节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1863年继位的伊斯梅尔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由于改革不仅公开标榜“全盘西化”，究其实质乃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赛义德改革的继续，因此它是埃及历史上又一次以“西方化”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把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的改革使埃及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崭新的气象。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三代改革是为实现埃及富国强兵而发动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给埃及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它不仅实现了国家的安宁和统一，而且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埃及第一批机器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知识分子，增强了国力，使埃及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埃及的工农业产品基本都能满足国内需要，有的还多余出口。这些不仅保证了埃及的经济独立，制止了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而且也为埃及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以至于穆罕默德·阿里死后改革仍获得了进一步推进，尤其在伊斯梅尔统治时期，埃及社会现代化又取得了一定程度发展。美国学者在论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埃及时曾感慨地说：“对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的埃及来说，哪怕是从西方意义上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那个时候，埃及政府在行政管理、法庭制度和财产法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2]通过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虽然埃及在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可与其宗主国相抗衡的强大国家，它的强大军事力量在30多年的时间里，有力地抵御了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成为西北非竞相模仿的富国强兵的榜样，以至于马克思也曾赞扬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3]。
但是，埃及早期现代化是以财政破产为代价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现代化成效都是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取得的。到1875年底，伊斯梅尔所欠外债达9100万镑。在财政困境中，他被迫把苏伊士运河公司股金中的44%的股票卖给英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一笔“极坏的”财政和政治交易。1876年，埃及宣布国家破产，埃及财政命脉完全被外国资本所控制。1879年伊斯梅尔被黜。至此，埃及早期的现代化打上了句号。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以阿里为代表的埃及新型统治者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被迫做出的、以面向现代社会的最初尝试，是以“西方化”为最大特征的一场埃及早期防御性现代化运动。作为一场以输入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工业模式以及接受西方教育文化的外源性现代化^[4]，它被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化”的烙印。就时间来看，穆罕默德·阿里执政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上半期(1805—1849年)，与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和扩散的时间(1780—1860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它是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产物。埃及早期现代化运动不仅早于广大亚非拉其他国家，甚至早于北欧、德国等那些被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欧美国家。在就外源性现代化的模式、表现特征来看，埃及都可称得上是先行者，它不仅拉开了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拉开了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广大亚非拉国家现代化的序幕。
埃及的早期现代化是一场典型的西方化运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最早开始输入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工业模式以及接受西方的教育文化，到赛义德加速埃及土地私有化进程，直至伊斯梅尔依靠西方资本大建世俗性质的各类公共事业并公开标榜全盘西化，西方影响都起着最主导的作用，从而形成所谓“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
但是，必须指出，与大致同时代及稍晚的一系列东方边缘化国家如土耳其、伊朗、中国相比，包括埃及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对久远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家虽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是近代时期东方国家边缘化背景下文明交往的突出特点。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人类对生物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交往，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赖以创造的文化实践”，而“所谓适应性交往，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5]作为东方古典文明中心之一的埃及，在边缘化的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选择并非完全历史自觉的西方化实属一种无奈。历史的悖论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和借鉴、模仿的东西。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至少是短期内不能)产生任何新的模式，这正是埃及(及广大亚非拉国家)选择西方化面临的历史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西方化毕竟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
近现代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纯粹的西方化是不可能使国家得到自救或者根本自立的。埃及早期现代化以抑制和避免边缘化开始，以初步实现和完成边缘化而结束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进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西方从19世纪开始的对东方的殖民主义入侵，迫使东方各国掀起“西方化”的改革狂潮以迎接挑战，避免边缘化。从表象看来，西方化和边缘化是直接冲突、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边缘化代表的是西方的入侵力量，其矛头直指殖民地国家;西方化则代表反入侵的抵抗力量，其矛头指向殖民主义。然而，就实质而言，西方化和边缘化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西方化并非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效仿，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恰恰也正是边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化更不是现代化，无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西方，西方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东方各国的落后与贫困。西方化成为一个使东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者们无法识破其本质的陷阱，它使埃及统治阶级在自我蒙蔽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边缘化的深潭。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本国一些落后的传统因素的现代改造，而西方化不仅从不承担这样的历史任务反而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这一点在19世纪的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已初步显露，但由于积极倡导西方化的统治阶级并未考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过分地引进西方模式，这样就把本国的现代化表面化和肤浅化，结果是在西方化深入的同时，边缘化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本身。
当然，埃及以改革推动的西方化运动毕竟还是为埃及聚合了一些积极的现代性因素，影响着未来埃及现代国家的变革。
第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通航虽然加速了埃及殖民地化的历程，而且西方列强为争夺运河控制权大施阴谋诡计，最终受害最深的是埃及人民。但这一事件也是促使埃及进一步卷入全球性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性步骤。埃及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而更显重要，苏伊士运河也因此成为见证埃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就标志着20世纪后半期埃及现代化进程新的开始。
第二，具有浓厚世俗化性质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以报业为核心的埃及现代新闻业的发展，这是使埃及能够独领阿拉伯世界风骚的重要的文化现代性因素。从最早拿破仑入侵时创建印刷厂，编辑《埃及志》，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埃及进步报》、《金字塔报》等，埃及报业发展迅速。在埃及，没有出现类似土耳其、叙利亚那样严格的报纸审查制度，这的确是十分先进的。许多记者都愿意留在埃及。埃及的报业不仅影响了本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影响了整个中东世界，正如当代英国著名的中东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评述的，“埃及的刊物，在其他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流通甚广，这些国家也在这个资讯扩散的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报业的成长，造成巨大的影响”^[6]。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西方化的进行，埃及欧化教育的开展，留欧学生的派出及其回国，埃及逐渐产生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具有现代眼光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感受到同时代西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且还深受以阿富汗尼、阿卜杜等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影响，从而成长为埃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7]1871年，他们提出了“埃及人的埃及”口号。他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发起对埃及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其矛头也对准西方殖民主义，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必将被进一步推向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千方百计排挤走法国，变埃及为附属国。英国占领埃及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殖民压迫和掠夺。随着殖民侵略的加深和殖民统治建立，埃英民族对立日趋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埃及历史进程中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1882年奥拉比领导的武装起义，掀起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起义虽因英法势力的联合剿杀而失败，但其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兴起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华夫脱运动。另外，在一战期间，埃及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壮大，为新一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以柴鲁尔为首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驱逐英国，实现埃及独立，遂成为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经过华夫脱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多次斗争，1922年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宣布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和保护，给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埃及随之进入标榜着“自由主义”的所谓宪政时代。然而，英国官员仍然充斥于埃及政府，军队仍然驻扎在埃及本土，埃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民族矛盾也因此并未得到缓解。华夫脱党虽然在埃及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是它毕竟是埃及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害怕群众参与政治，在反对英国的同时又与其妥协和勾结。因此，争取完全的独立便成为埃及推进现代化进程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1922年取得名义上独立的埃及是在英国殖民者与本国上层势力的联合统治下生存的。综合而言，直到1952年革命，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现代化几近中断，仍然体现了西方化模式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政治上，英国以“四项保留”作为埃及独立的条件，充分说明了埃及的国家实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埃及实质上还是一个殖民地封建制国家。福阿德和法鲁克两代国王及诸多政党组成的政府都未能推动埃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并结束封建统治，亦无力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达到民族独立。华夫脱党在同英国妥协的状态中得以几次组阁，它对权力的关心渐渐地胜过对独立的关心，为自己掌权甚于为埃及掌权。^[8]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更使华夫脱党的名声江河日下。在这场战争中，军队准备不足，武器缺乏，高级军官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国王则接受100万镑贿赂，购买无法使用的坏武器，致使埃及遭受失败。^[9]主权上的独立对埃及的发展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
经济上，埃及仍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农业国。在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占31%。^[10]农村中实际的土地制度是寄生地主制，大地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近百万佃农终生勤劳，生活贫困。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满足自身纺织工业的需要，强迫埃及大面积种植棉花，致使埃及粮食不敷国内所需，进口逐年增多。早在阿里时期，埃及就开始了工业现代化的尝试。但这些工厂是为阿里对外扩张服务的，基本上没有推动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在第二次埃土战争后纷纷破产。伊斯梅尔建立的欧化城市犹如空中楼阁，不久就被英国的枪炮摧毁。二战期间，随着英国势力的衰弱，埃及的民族经济发展起来。但由于英国极力阻挠埃及经济独立，民族工业只能在贪婪强暴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冥顽不化的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工业规模非常小，工业的比重仅占国民收入的9%。据统计，1948年在13.4万家企业中，不雇佣劳动力的企业4.6万家，占58%，雇佣5人以上的企业1万家，占8.3%。^[11]由此可见，七月革命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埃及经济对于英国的依附性是极强的，与主权上的丧失相呼应。
社会思潮和政治意识方面，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埃及民族主义大旗被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从1882年奥拉比起义到华夫脱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一直伴随着埃及的殖民化进程。1919年埃及人民发动大起义，1922年埃及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华夫脱党的软弱促使一些激进的反帝爱国组织纷纷成立。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高举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两面大旗，在群众中大力鼓吹伊斯兰复兴思想，号召通过伊斯兰拯救岌岌可危的祖国。与兄弟会并存的政治组织有二战后出现的青年埃及党和马克思主义团体，这两个组织由于自身局限性影响甚小。可见，埃及长期被英国殖民主义控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当时埃及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通过以后的自由军官组织运动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自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埃及各地的军官学校恢复招生，迫于战争需要，统治当局规定平民子弟也可入校接受训练。“自由军官们大都来自中等地位的社会群体，包括普通官吏、职员、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抑或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上流社会的下层。”在七月革命前的十几年中，自由军官人数不断增加，于20世纪4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秘密团体——自由军官组织，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其领导者。自由军官组织是一代爱国青年，痛恨华夫脱党1936年在英国面前奴颜婢膝，反对封建地主混入该党集团内部，也反对军队领导人与外国占领者相互勾结。^[12]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是埃及受难的祸根，埃及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驱逐英国人，实现真正独立。为此，自由军官组织与王室及其内阁做激烈斗争，相继发生了开罗军官俱乐部选举事件和“国会纵火案”。埃及处在了革命的前夜。1952年7月22日午夜，参加革命的部队由自由军官领导，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下，陆续占领了军营区内各兵种的重要据点，凌晨完成了全部占领任务。7月23日清晨，自由军官组织控制了首都，夺取了军队，宣布革命取得成功。1953年6月18日，埃及庄严宣布成立共和国，埃及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0年的自由主义宪政在埃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是却孕育了对埃及现代化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几个因素，即这一时期较为初步的宪政实践、现代多党制的早期运作、穆斯林兄弟会乃至伊斯兰复兴思想的诞生，以及自由军官组织的产生。他们之间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却内在地规定了20世纪下半期埃及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结构和趋向。
七月革命使埃及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的中断之后步入了新的阶段，成为埃及现代化的“路标”，开辟了埃及历史的新纪元。在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埃及终于在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以独立、共和、发展、世俗的姿态跻身于现代中东大国之列。
首先，七月革命在民族国家重建和主权独立方面实现了自近代以来埃及历史的根本性转折。七月革命推翻了国王，但是英军仍驻留在埃及。埃及人民把驱逐英军视为争取民族真正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基于此，从1953年4月自由军官就与英国就撤军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经过多次协商，日益衰落的大英帝国终于在1954年10月同埃及政府签订了撤军协定，埃及人民实现了收回国家主权的第一个胜利，至此，长达74年的屈辱史宣告结束。独立后的埃及也力争实现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与英国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最终收回运河主权。在纳赛尔时代，和平中立，不和东、西方国家结盟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纳赛尔联合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倡导组织了不结盟运动，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新诞生的主权国家，埃及积极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斗争，强烈反对美帝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主义。阿以冲突不断升级之时，埃及又成为抗击以色列、维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益的领头羊，纳赛尔也成为那些信奉纳赛尔主义青年人心中的英雄。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举足轻重。
其次，七月革命完成了埃及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性转换，把埃及从一个传统君主专制国家带入了共和制时代。纳赛尔执政期间，政府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宪法规定埃及实行总统制共和政体，伊斯兰教是国教。规定总统有职有权，总理辅佐总统行使权力，实现政府的职能，国民议会是国家立法机关。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为优秀分子参与国家决策打开了大门，民主日益成熟起来。纳赛尔既不赞成一党制，也不赞成多党制，认为这两种制度都会破坏民主，因此成立四个组织来辅佐其执政。然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同政党大同小异，不过它们都为总统服务，听不到反对党的声音，埃及实质上是一党制国家。当然纳赛尔的政治体制也有很明显的政治缺陷。军人遍布内阁，控制国家机器，纳赛尔作为总统其个人权力极度膨胀，民众很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议会形同虚设，宪法宛如一纸空文。1970年纳赛尔逝世时，埃及生产力下降，“六五”战争败北，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完善共和政体，继任总统萨达特和后来的穆巴拉克都致力于对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模式进行变革的艰难探索。萨达特针对客观情况，强调要建立民主政权，“维护人民的自由”，“扩大群众参政范围”，最终通过了1971年永久宪法，宣布埃及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加强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在完善政治立法的同时政府还把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例如，萨达特于1971年颁了65号法令“阿拉伯资本投资和自由区法”及77号法令“建立埃及外贸与发展国际银行”，为实行经济开放作了立法上的准备。穆巴拉克也高度重视经济立法，如1989年制订了新的投资法。从纳赛尔时代到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体制的转变非但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反而更加使民主具体化，巩固了统治基础，是埃及走向政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三，七月革命在经济上使埃及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殖民化进程，走上改革振兴之路。纳赛尔政权一开始就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为向经济现代化发展做好准备。针对土地高度集中的现实情况，政府颁布了1952年的“土地改革法”，规定每人占有的土地限制在200费丹以内，如果土地占有者有子女最多可占有100费丹，多余的土地征购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改革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带动了埃及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方面，埃及实行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据统计，到1966年，埃及国营企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工业产值按时价计算由1952年的6.61亿镑，增至1970年的16.34亿镑，增加了1.47倍。^[13]“六五”战争中埃及大败，纳赛尔政权威望下降，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重新探索埃及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后届政府面临的一项新任务。1970年萨达特执政后，逐步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内容有三：吸收外国资本，发展私营经济，调整公营部门。1974—1979年，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向埃及提供了165亿美元援助，私人经济在基建中的比重由1974年的4.3%增长到1978年的13.2%。^[14]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尤以石油工业突出)，自1975年到1981—1982年度平均增长达8.4%，超过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穆巴拉克当政时，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外资不断流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埃及终于实现了由依附经济向独立发展现代经济的飞跃。
第四，七月革命使纳赛尔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指导着埃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七月革命使埃及重新走向发展现代化的道路，由纳赛尔创立的纳赛尔主义成为埃及独立后重建主权国家的指导思想。纳赛尔主义起源于埃及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亦是埃及新生社会势力排斥传统政治秩序的逻辑结果。^[15]纳赛尔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其形成经过了三个层次：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
埃及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雏形，它以争取民族独立，重建主权国家为目标，“根除帝国主义”被列为埃及革命六原则之一。纳赛尔在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并将其国有化便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践。随后，在美苏冷战的紧张环境下，纳赛尔毅然保持“中立”，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首倡者，将埃及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推上了世界舞台。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进一步延伸，这可以在纳赛尔的“三圆圈”理论中充分体现出来。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提出了“三圆圈”主张，即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其中阿拉伯圈是最重要的。纳赛尔始终把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放在首位，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成为这种统一的前奏。埃叙合并失败后，1963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又一次建立了“三国联邦”。但是纳赛尔认为埃及理应成为三个圈子的中心，因而置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于不顾，导致阿拉伯世界统一运动的屡屡失败。阿拉伯社会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深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1956年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拉开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序幕。接着，政府又把在埃及的外国公司、银行收归国有，并致力于工业的优先发展，完善工业结构，强化国家的工业基础。萨达特执政后，虽逐渐放弃了纳赛尔主义，但纳赛尔主义的影响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纳赛尔主义固然存在弊端和局限，但是纳赛尔时代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和工业化的巨大进步，无疑为其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铺平了道路。^[16]
最后，七月革命使埃及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国家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促进了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的观念性转换。世俗化同工业化一样是现代化的内在体现和本质要求。然而埃及却是一个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家，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决定作用，历代统治者无不奉行政教合一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要想使埃及脱离政教合一，实现世俗化确非易事。所谓世俗化，就是指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逐渐摆脱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这样一个过程。^[17]埃及也不例外，它同样遵循着宗教与政治、法律、教育相分离的原则来实现世俗化。纳赛尔时代，国家不断加强对宗教机构的控制，设立宗教基金部，主管全国宗教事务。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它有功于七月革命，纳赛尔政府先是同其团结，加以利用，后来转变为镇压的方针，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逮捕其成员达数千人。1955政府又将所有的沙里亚法庭并入世俗法庭体系，严格限制沙里亚法的适用范围，初步实现了法律世俗化。为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国家设立教育部，开办世俗学校。在经济方面，政府取消私人宗教田产，使宗教机构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通过以上措施，埃及世俗化进程大大加快。然而，埃及宪法却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统治者也经常把沙里亚法作为其立法依据，足以证明埃及世俗化的不彻底性。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实行的仍是一种部分政教分离政策。例如，他们严格限制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政治，都实行过先利用后打击的方针。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宗教影响仍然存在于埃及，宗教组织的势力也依然强大，甚至一度有崛起的态势，但随着埃及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埃及走向世俗化的趋势始终居于主流。
总之，直至七月革命前，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埃及人民的屈辱史和抗争史中进行的。在作为英国殖民地期间，埃及现代化经历了中断的危险，但农村资本主义与民族工商业的萌芽还是顽强地成长并发展起来，产生了推翻殖民统治的强大的阶级力量，最终导致华夫脱党的组阁和自由军官组织的成立，把埃及一步步引向独立。七月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地克服了埃及所面临的边缘化和衰败化趋势，把奄奄一息的埃及现代化送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1] 王泰:《近代中日埃俄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 R.R.Palmer　and　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1978,　p.61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1页。
[4] 关于外源性现代化的含义和特点,可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的叙述。
[5]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 [英]伯纳德·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5页。
[7]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 钱乘旦:《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的难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9]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10]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11] 畅征:《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是怎样获得政权和维持政权的》,《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
[12]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13]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2页。
[14]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15] 哈全安:《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16] 哈全安:《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17]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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