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1956年纳赛尔全面执掌埃及政权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政府严格控制的水利灌溉业和少数需要保护的出口工业(例如纺织业)之外，埃及国家经济体特征仍然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企业经济相结合，延续了战前埃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棉花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但埃及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对私有企业的自由投资。这一方面得益于二战期间埃及工业的增长，另一方面得益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包括关闭亚历山大棉花交易所，提高对非基本消费品征收的直接税和进口税，等等。^[1]
从1956年开始，埃及进入全面的经济调整时期，一直到纳赛尔总统在1970年去世，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当时国际上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选择了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以纳赛尔社会主义为指导方针。^[2]1955年3月，纳赛尔在接见印度记者时首次提出在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12月5日，纳赛尔在埃及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在全国建立一个“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1962年由纳赛尔主持制定的《民族宪章》(又称《全国行动宪章》)确认埃及信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1964年临时宪法又明文规定埃及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纳赛尔的相关论述，纳赛尔社会主义对埃及经济现代化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是“导致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3]，是“导致社会解放的道路”，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革命的决策”。^[4]纳赛尔认为不发达国家消除落后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本上的”^③。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乃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5]第三，关于剥削所有制和非剥削所有制的区分问题。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说：“应由人民掌握所有生产资料，根据预定计划决定利润的处理。”但他又指出：“所谓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并不是指生产资料都要实行国有化，取消私有制，也不是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6]当然，纳赛尔并非拥护剥削阶级所有制，他激烈地反对“剥削阶级所有制”，说他只允许不剥削他人的私营部门存在，为发展总计划做出贡献。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按照上述纳赛尔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为减少贫困和机会不平等，埃及新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打击腐败、扩大对低收入者的安置以及从1952年9月起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在196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对全部农业用地的13%进行了重新分配(分配给那些占地不到2费丹的农户，这部分人约占全国土地所有者的10%)。此外，政府没收了王室土地，并且降低土地租金，价位是1947年土地税价格的7倍。这样就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1952年第一次土改时为200—300费丹不等，到1961年降为100费丹。尽管这只是相当温和的土地分配，它还是导致了埃及社会政治结构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改变。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埃及财产所有制的私有性质以及社会经济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7]
再次，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土地改革特别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纳赛尔总统扩大对全国经济的战略控制。其主要特征就是严格投资的计划性，推行大规模国有化，实行行政主导价和固定工资，同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农业资源的利用。对外贸易和生产扩张的主要推动就是实施替代进口战略，为此安排的资金占1956—1965年期间总投资的1/3。这就导致埃及的发展模式逐步由市场经济向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变，其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7%的增长率，还要实现建立在稳定基础(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公平分配，以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利益)之上的埃及人的全面发展。
在国有化方面，到1963年，国有部门占据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在工业和电力部门达到60%，交通部门达到75%，不过在农业部门只占到6%。国家已经控制了82家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资产。政府就业快速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公有部门工作享受工资的工作人员占到全部享受工资工作人员的一半。通过劳工立法，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包括提高每日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每周工作时间、享受带薪假日、义务社会保险和免于非法解雇等。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战略导致了社会全面就业。它证明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多项措施是可以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的。随着免费的公共服务部门范围的逐步扩大，一个福利国家的面貌初步显示出来。
总的来讲，缩小贫富差距、推行立足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且没有出现官僚腐败，被认为是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和特点。^[8]不过，与上述成就相伴随的则是冗员过多、效率低下、持久的隐性失业以及经济管理机构的中央集权化，使少数管理者管理着大型国有企业，他们构成了经济机构的精英，处于中央经济控制的核心地位。
另外，由于1961年埃及棉花生产锐减，支持也门战争(1962—1967年)及参加1967年中东战争、把原准备投资于商品生产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美国停止援助以及苏伊士运河和旅游业收入减少等，纳赛尔所计划的埃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的目标没有达到。在第一个经济计划时期(1959—196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到20世纪70年代时降为3.5%。^[9]
早在1968年埃及就开始进行有关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当年7月1日在官方的《金字塔经济学家》专刊上发表了纳赛尔总统制订的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开始对政府部门、国营、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行经济与财政改革。^[10]
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总统决定开始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到70年代中期，该政策基本形成，主要内容体现在官方发表的1974年的“十月文件”。该计划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并连续在1974年、1976年、1978年和1980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引进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利用外资和外援来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动员本国资金投入，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活跃经济，增强国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合营企业，引进外资并实行优惠政策，实行进口自由化，改革对外贸易体制，从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建立自由区，形成了一套开放经济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国有部门占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放松对于进口和国内贸易的限制。其结果是进口，特别是消费品的进口从1960—1970年时年均增长率不到1%上升到1970—1975年度的15%，而进口汽车在同期就增长了30倍。因此，萨达特总统这一时期的开放又被称作是“消费型开放”。“开放政策”伴随着1973—1979年石油价格的飙升，一方面虽然增加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在石油出口(几乎是1966年的10倍)和侨汇收入(是1961—1970年平均水平的近8倍)方面增加了收入。这一时期，政府仍旧是主要的雇主、制造业和电力部门的资源分配者、社会服务和粮食的主要提供者。
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遇刺直到海湾战争之前，穆巴拉克总统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对埃及发展战略做了部分调整并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表现为：确定了把“消费型开放”变为“生产型开放”的总政策方针，鼓励和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调整外贸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较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改造沙漠为农田;紧缩开支，抑制消费;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外汇收入;改变过分依靠美援的做法，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并积极配合经济政策的贯彻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这些政策已取得一些成效。首先，在吸引外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到1988年仅阿拉伯国家对埃及70多个项目的投资就达35亿美元。其次，从国外获取了大量赠款、贷款和先进技术。再次，社会消费有所压缩。至1985—1986年度，社会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70年代中期减少了3%—5%。
总的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埃及经济处在一个各种经济相对交织的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6%，　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6.7%。　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2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23美元。随着西奈半岛油田的回归以及油价的迅速攀升，埃及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70年代的后五年经济增长达到9.6%。石油占到埃及全部出口商品的75%，传统的主要出口商品棉花从45%降低到7%。^[11]此外，政府还可以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大量的租金。随着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对外国劳工需求的增长，埃及在外工人的侨汇也开始引人注目地迅速上升。1980年，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与旅游业的收入分别为30亿美元、27亿美元、10亿美元和6亿美元。1973—1980年国内公共投资约增长26%，　私人投资增长78%。新的外国私人投资(非石油部门)也从1977年的1亿美元，　增至1980年的4亿美元。^[12]
但是，石油经济的繁荣并不长久，到1990—1991年度出现衰退，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不稳定的发展”(erratic　development　)。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埃及GDP年均增长率为7.3%，1980—1990年降为5.4%。^[13]主要表现在实际人均收入下降20%，从1986年的750美元降至1989年的640美元，1990年进一步降至600美元。制造业产出和贸易平衡也出现严重的倒退，外债增加了一倍半，积累到140亿美元。^④高达20%的通货膨胀率(1987—1991年)，直接导致市民实际生活消费的增加和收入的降低，同期大约降低25%。　相应地，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稀缺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于消费品的补贴，再加上与经济开放政策相关的一些法律漏洞，使腐败开始在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迅速扩张。
由于积极参加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埃及得到了西方国家(美国和巴黎俱乐部成员)以及阿拉伯国家庞大的经济援助和债务减免，出于同美国联系的紧密并且受到美国政府的某种压力，埃及同意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计划。这次经济战略改变即官方所称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从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而言，埃及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来应付日益临近的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执行显示它并不是为埃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政府的债权人，主要是巴黎俱乐部)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提倡者。^[14]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标准的调整计划，ERSAP针对政府和公有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失败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两类：短期内稳定计划和长期结构调整。前者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革(削减政府支出、货币贬值、无需考虑收入分配、提高税收、降低实际工资和利率自由化等)。其目的是降低公共和私人消费(即降低需求政策)，由此产生的高储蓄直接用于投资，主要是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主要由世界银行来负责，主要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提高资源分配的长期效率(特别是商品生产部门的内部供应)。两项计划是彼此促进，在某些方面互相交叉。
1987年5月，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时期的谈判之后，埃及政府决定采取包括从1987—1991年五年计划在内的一揽子稳定政策。埃镑贬值几乎达100%，从1987年1美元兑换1.36埃镑降至1989—1990年度的2.6埃镑。政府还采取措施降低占GDP总量达16%的预算赤字(1987—1990年)，这些措施包括取消电、油、交通等非食物补贴，削减食物补贴，使之从占1981年国民收入的10%降到1990年的2.5%。
ERSAP按阶段有步骤推进，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是以财政金融改革为主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从1993年10月到1996年10月是以巩固宏观经济、初步开始结构调整为主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1996年10月到1998年9月是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经济稳定、扩大和深化结构改革为主的第三阶段经济改革。
ERSAP在宏观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主要有：第一，使埃及GDP增长率得以恢复，在1998—1999年度达到6.0%，但是按照1996年价格计算在2000年又回落到4.9%。第二，通货膨胀率、预算、财政支出和全部外债的急剧削减，但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欠的全部内债仍然很高，在2000年仍达到1740亿埃镑。第三，外汇储备(包括黄金)急剧增加，从1991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95亿美元，但在2000年降为145亿美元。第四，随着国有部门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外国直接投资由1991年的1.4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12亿美元，到2000年增加到16亿美元。但从总体来讲，该数值仍然很低，只占埃及全部私人投资的4.5%、国内生产总值的0.5%—1%的规模。^[15]
为了使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和应对全球化挑战，埃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大了私有化的力度，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企业投资于传统上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基础设施行业。埃及1991年颁布的203号新“国营企业法”标志着埃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开端。根据此法令，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信贷不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置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于同等地位，允许国有企业清算资产。1996年的詹祖里新内阁把通过私有化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私有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1999年底，已经出售股份的公司达到129家，私有化收益累计124亿埃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埃及政府将私有化方案的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把国内私人投资作为新建港口、电信、发电站等大型项目的主要投资来源。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力求融入全球经济是埃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既定目标，因此埃及市场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外向型的贸易体系，实现埃及的贸易自由化。埃及进行的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增加贸易透明性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达到50%，1989—1996年间平均法定关税降低了20—28个百分点。1996—1998年间多次下调税率，逐渐减少进口附加费。此外，埃及还在1998年1月取消了对纺织品进口的禁令，2001年1月取消对服装进口的禁令。同时，埃及还承诺逐步取消对农产品进口的数额限制。
当然，ERSAP并没有为埃及带来当初想象的改革成果，也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例如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仍然受到体制性的瓶颈制约，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贸易自由化政策过多地集中于进口而不是出口，使埃及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内外债尽管大量削减，但对于经济来讲仍然是沉重的负担，私有化过程依旧缓慢，从1993年启动了314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以来，直到2001年初，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企业私有化的目标。另外，特别需要一提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调整计划增加了埃及的失业率，更为严重的是伤害了埃及低收入者的利益，在城市中产生了新一批的贫困者阶层。根据2002年2月官方公布数字，埃及失业人口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增大，由2000年的8%上升到2002年9.1%，失业人口相应地从150万上升到180万。专家指出，如果只是依靠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控制通货膨胀)而不增加资本支出来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埃及将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加大对一些新兴行业和地区的开发力度，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显得十分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几年来埃及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3%左右的较低水平)、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埃及政府接连在2004年7月和2005年12月两次重组内阁，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肩负起振兴埃及经济的重任，显露出埃及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的力度和决心。埃及由此进入“第三代经济改革”，它“依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也就是要紧跟全球经济的步伐，增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为私营企业提供机会，使私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16]具体内容包括一系列关于税收、海关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9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2005年埃及经济增长率约为4.8%，2006年约为5.2%。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17]
通过对埃及经济发展战略50多年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出，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一长期探索的过程中，以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也引发我们对埃及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
首先，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彼此之间形成互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始终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反过来，发展模式也影响到战略的调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巩固七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正是这样的战略要求导致埃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模式和道路，尽管它被赋予了浓厚的阿拉伯特色，但依然是当时解决国家发展资金、大规模集中和动员社会力量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七八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转向实施“开放政策”，解决纳赛尔时期的一系列弊端，相应地埃及发展模式出现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型”。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埃及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和变化，加快了向市场化和私有化转换的步伐，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仍然处于艰难的探索、改革、调整和转型时期。
其次，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内部自我探索和外部施压互动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冷战时期，受两大军事集团的争夺以及和以色列的冲突与矛盾的影响，埃及的发展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很大。纳赛尔时期依靠苏联援助，萨达特总统转而投靠美国。穆巴拉克总统在后冷战时代则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埃及现在仍然是美国继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大援助国，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债务减免数量可观。埃及的改革一直受到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并且由国际借贷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配，这在减轻埃及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得探索符合一条埃及国情的发展道路困难重重，导致问题很多。事实上，埃及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化”的历史阴影，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以及埃及与美国的结盟使埃及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品，但这种试验能否成功，却是留给埃及的最大经济难题。
最后，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也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效能。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国家干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削减补贴、增加税收是十几年来埃及走上西方式模式正在进行的改革手段，这些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欢迎。世界银行在其2005年下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各国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中认为，埃及是2004年全球实施经济改革力度最大的6个国家之一。^[18]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埃及经济发展一直面临许多体制性难题，例如埃及严格的政治控制和权威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强大，由此导致私有化进程缓慢、官僚体制效率低下、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严重，等等。政治改革步伐缓慢，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等体制性的问题从根本上束缚着埃及经济自由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因此，埃及能否最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某种伊斯兰发展模式^[19]，乃至埃及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还取决于其能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

[1]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75.
[2] 关于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参见唐大盾、张士智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6—119页。
[3]③ [埃及]纳赛尔:《独立的翌日》,转引自《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1982年版,第141、138页。
[4] 同上书,第138、139页。
[5] 杨澋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92页。
[6] [埃及]纳赛尔:《独立的翌日》,上引《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第140、141页。
[7]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75-76.
[8] Fouad　and　Barbara　Ibrahim,Egypt:　An　Economic　Geography.　I.B.Tauri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94.
[9]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78.
[10] 王宝孚:《埃及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难题和前景》,《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5期。
[11]④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79,p.80 .
[12] 王宝孚:《埃及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难题和前景》,《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5期。
[13]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4.　50^th　edition,Europa　Publication,　England,　2003,　p.322.
[14]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p.80.
[15] M.　Riad　El-Ghonemy　ed,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p.81.
[16] 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年鉴2005》,第69页。
[17] 详见埃及新闻总署编《埃及》,2006年冬季第40期,第8—9页。
[18] 《埃及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新华社开罗2005年12月31日电。
[19]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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