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6日，穆巴拉克总统向人民议会提出宪法第76条修正案，指示议会废除“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提议允许有多党多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第76条修正案，为改革总统竞选规则创造了法律依据。导致穆巴拉克总统做出修改总统选举制度这一历史性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迫于美国压力，穆巴拉克总统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穆巴拉克总统提议多党参加竞选是“对华盛顿新近施加的压力做出直接回应的最清楚的例证”^[1]。外部影响，尤其是小布什将阿拉伯改革与其全球安全相联系的政策，至少可以解释这场所谓“民主运动”兴起的原因。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盟友之一，埃及一方面每年得到美国的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要求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但在2005年2月，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传播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并公开点了埃及的名，要求穆巴拉克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随后，为抗议埃及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艾曼·努尔的做法，国务卿赖斯又取消了访问埃及的行程。即使在穆巴拉克宣布修改宪法之后，小布什仍然在施加压力。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他向穆巴拉克建议，为了通过对埃及民主制度的考验，总统选举应该赋予人民“集会自由的权利，允许多名候选人参选，使候选人享有自由使用媒体的权利，以及使人民享有组建政党的权利”^②。

其次，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2003年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之后，一股所谓的民主化潮流开始在中东涌动。^[2]作为中东大国的埃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貌似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这是导致“埃及总统多党直选”局面出现的地区因素。

2005年1月，先是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大选，然后是伊拉克人不顾恐怖威胁及谋杀的危险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2月初，沙特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月中旬，黎巴嫩举行的要求“主权”、“独立”的运动导致了亲叙政府倒台并最终成功地将叙利亚驻军赶出黎巴嫩。一时间，西方政界和媒体惊呼“中东民主浪潮兴起”^[3]、“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到来。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说，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中东出现的“变革的涟漪”为这片愚昧的穆斯林土地带来了民主。^[4]不管“阿拉伯之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或者为之过早，但其影响的确是包括埃及在内的众多中东国家所不容忽视的。

第三，近年来国内政治改革及反对派活动。从埃及国内政治来讲，从上世纪90年代埃及启动政治改革到近年来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加剧，表明埃及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和苗头。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穆巴拉克总统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就启动了政治改革。埃及已经实现了多党参政，政党数量已增加到19家;另外，埃及的报刊和言论也更为自由化了，据统计，现在埃及的报刊杂志已达到500多家。如前所述的公民社会、民众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工会、行业协会、体育协会、企业家联合会和宗教团体等非政府性志愿组织自1990年起也开始了其频繁的活动。^[5]

数年来埃及反对派一直要求对宪法进行改革，限制总统任期，举行普选^[6]，但均受到政府的压制。2005年1月底，埃及政府逮捕了反对党“明日党”领袖艾曼·努尔，并做出对其拘禁45天等待调查结果的决定。但随后在美国的压力和外界的影响以及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下，被迫于3月12日提前释放了艾曼·努尔。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国内的反对派活动越来越公开化。2月21日，开罗大学发生反对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包括自由派、左派和伊斯兰教人士在内的500多名示威者公然打出了“打倒穆巴拉克”的标语，并要求进行宪法改革，让更多的候选人角逐总统职务。从2004年底以来，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四次。

从以上三点原因来看，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美国因素。不论是直接施压，或者“大中东计划”，以及支持或扶植埃及国内政治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着美国的印记。美国纽约州萨拉·劳伦斯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格吉斯对此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说，“这是内部要求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进行改革的渴望和呼声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布什政府施加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非此即彼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美国的压力、外部的影响及内部的动力都使得埃及的民主化改革近乎水到渠成。

据统计，2005年9月7日，共有1100万人，大约占全部选民的35%的人口参与了投票。^[7]在10位候选人的角逐中，民族民主党候选人、现总统穆巴拉克获得了88.6%的选票而获胜。结果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它给埃及带来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大选表明埃及是成熟、自信的中东大国。部分西方学者在提到进入2005年以来令人目眩的“阿拉伯之春”时，总是将巴勒斯坦大选、伊拉克大选、沙特的地方选举以及黎巴嫩的街头运动同埃及的大选相提并论。但如果仔细比较这些选举，特别是将埃及大选和巴勒斯坦大选、伊拉克大选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相似的表面下不同的政治内涵。巴勒斯坦大选能够进行，正如分析家所指出，其重要的前提是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去世，而伊拉克大选则是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才实现的，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它们分别是在以色列和美军占领状态下进行的选举，或者说是“枪口下的民主”^[8]。然而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恰恰是“外国的干涉和军事占领破坏了中东的民主”，导致了反抗、民族主义乃至极端主义。^[9]

而埃及则不同，它虽然受到外来压力和影响，却是由执政党主动提出的民主方案，从穆巴拉克总统2月份讲话提出宪法修正建议，到5月份第76条修正案被通过，以及9月份完成的大选，都极为成功。大选的意义如果不能同当年纳赛尔总统收回苏伊士运河相比，至少可以和当年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相提并论。就如1978年萨达特总统能够不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为了埃及的国家利益而率先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从而开创了中东和平进程一样，穆巴拉克总统关于埃及大选多人竞选的决定无疑会对于埃及的政治进步、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埃及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中率先主动宣布实行总统全民大选的国家，再次体现了埃及在中东毫无疑问是自信、成熟、有影响的大国地位。

埃及和埃及人民是大选的获胜者。大选的成功证明埃及人民完全有能力进行一场大选来应对民主的挑战。选举第二天，埃及《共和国报》社论指出，埃及人民响应了民主的号召，证明了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强迫，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参与一场公正、廉洁、透明的选举。历史将记住　9　月　7　日这个日子，这是埃及永恒的日子之一。在这一天，人民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建设高度的民主，外国人的法律和规则对埃及不起作用，埃及没有服从于外国人的意愿和利益，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升埃及的地位，实现埃及的目标和最高利益。^[10]的确，发生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大选本身，是一次卓越的民主尝试，充分体现了人民参与政治这一理念。第一次差额直接投票总统选举的举行，证明埃及和埃及人民有能力以高度的觉悟和充分的认识来应对民主发展的挑战。正如穆巴拉克总统大选获胜后在民族民主党议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所指出的，选举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宪法的修改案落到了实处，因而真正的胜利者是埃及和全体埃及人，真正的胜利是差额选举制度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埃及人民是真正的胜利者，选举尽管不一定是完美的，但选举结果为民主奠定了基础，从此选民的意愿得到了尊重，候选人之间光荣的竞争也得到了尊重。^[11]

大选结果说明人民渴求政治稳定。尽管选举之前人们对大选结果有着普遍的预期，但在理论上并不排除穆巴拉克总统落选的可能性。穆巴拉克总统按照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以高票当选，说明埃及人民渴求政治稳定以及对“奇里斯玛”型人物的尊崇情结。

正如埃及《消息报》所指出的那样，“选举活动的进行体现了埃及政局的稳定，实现了埃及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证明埃及是朝气蓬勃的。如果发生了一些违规事件，或者一些事情引起了争论，那么这也是预料之内的。……埃及人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素质，他们喜欢稳定，反对混乱和紧张，特别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期和关键时刻，他们都能够理智、妥善地对待埃及在未来几年可能存在的问题”^[12]。一个稳定的埃及无论对埃及人民还是对于整个中东局势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包括美国也不希望由于大选造成埃及政局的不稳，因为一个政局不稳的埃及显然对美国贯彻其“大中东计划”没有任何好处。

另外，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造成了中东人民对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的尊崇，这类领袖被称作“奇里斯玛”型人物^[13]，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巴勒斯坦前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等。现年77岁的穆巴拉克作为民族民主党候选人，以改革和稳定为主要口号，参加竞选并且赢得了近88.6%的选票，固然与本次选举时机和环境有关，但毕竟他已经执政长达24年，人民熟悉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换言之，穆巴拉克已在埃及人民心目中塑造了“奇里斯玛”形象，其地位与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刻地融进埃及广大穆斯林的内心深处。这也是穆巴拉克成功当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从目前埃及以及整个中东各国政治形势的角度来看，2005年埃及大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阻力导致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西方人士对此次埃及大选的诟病^[14]，即：从1981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一直没有废除;对大选的监督力度不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埃及国内最大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由于此前的种种限制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选打上折扣，显示出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走上不归之路。诚如《金字塔报》所评论的那样：“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下，而是将影响到未来的一代代人，这次选举重新勾画了埃及的政治版图，全社会的互动将形成强大、坚实的基础，而政治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15]穆巴拉克总统2005年9月11日在总统府接见议会成员时表示，他将在其第五个总统任期中努力兑现竞选时向选民做出的有关承诺，继续推动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在政治方面，他将努力保持这次选举体现出来的民主和自由氛围;在经济方面，他将努力解决失业等问题，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并切实改善埃及人民的生活。穆巴拉克说，通过举行埃及历史上首次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的直接总统选举，民主和多元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埃及的改革进程也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16]

的确，如果从埃及政治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2005年大选的实际意义显然要大于象征意义：宪法修正案以及大选本身给埃及带来的与其说是当权者与其他派别分享权力，还不如说是在埃及现代化的制度层面又迈出了极为重要而关键的一步^[17]，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新的里程碑，是法理意义上真正的政治现代化。纵观现代埃及历史中制度层面的变革和进步，埃及从君主制转变为一个共和国，从临时宪法的制定到永久性宪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体制，从绝对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总统制，从长期以来实行的“唯一”总统选举制度到宪法第76条修正案，体现了自上而下改革的特点和取向，虽然付出了极大的时间成本，但获取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成果。

整个2005年的大选显示出它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关于埃及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对话机制，激发了埃及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资源，培育出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埃及从未有过的政治气氛。如果说2005年之前，人们普遍对政治参与表现冷淡或者没有兴趣，宁可成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那么，2005年发生在埃及政坛、媒体、公共领域的一些情况则完全改变了这一沉寂多年的政治现实。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中东研究和外交中心的尤拉姆·梅特埃尔教授认为，就2005年大选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斗争情况而言，“埃及的大选不仅是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改革(效法)的榜样”^[18]。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对埃及民主化的未来前景估计过高。具有深厚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结束绝不是通过一两次选举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通过修改宪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埃及政改的自上而下性、政府主导性都决定了民主化进程的缓慢性和保守性。就此，我们也可以说，埃及虽然获取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成果，但也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在民主化方面迈出了足够大的步伐，而反对派显然认为这远远不够，甚至把2007年初的宪法修正视为“民主的倒退”，是“26年来对人民权利最大的侵犯”。^[19]由宪改所造成的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冲突再次凸现了当局的压制性政策对刚刚开始出现的民主氛围的破坏。^[20]

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后深刻地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意味着不稳定，这也的确是被世界各国现代化所证明了的一般规律。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稳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又似乎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二战后新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权威主义政体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它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这就形成了悖论，一方面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稳定中推进现代化，依靠什么来实现这一点?权威主义能够把自己既作为工具又作为目的吗?它能够利用自己把自己最终消灭掉吗?这可能才是以埃及为首的中东国家现代化面对的真正的难题。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时代的权威主义与纳赛尔时代、萨达特时代的权威主义的确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埃及完成向后权威主义的转变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文网站,2005年3月14日。
[2] 唐继赞:《美“民主化”寒流在中东涌动》,《世界问题研究》2005年4月13日。
[3]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文网站,2005年3月14日。
[4] 英国《卫报》,2005年3月10日。
[5]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新闻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年鉴》,2005　年。
[6] 法国《世界报》,2005年3月9日。
[7] 埃及《金字塔报》,2005年9月10日。
[8] 英国《卫报》,2005年3月10日。
[9]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2005年《全球议程》,2005年2月8日。
[10] 埃及《共和国报》,2005年9月8日。
[11] 埃及《金字塔报》,2005年9月12日。
[12] 埃及《消息报》,2005年9月8日。
[13] 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4]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5年6月8日。
[15] 埃及《金字塔报》,2005年9月8日。
[16] 《人民日报》,2005年9月12日。
[17] 法国《世界报》,2005年3月9日。
[18] Yoram　Meital,　“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　the　2005　Electio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60,　No.2.　Spring　2006,　p.257.
[19] Gamal　Essam　El-Din,　“Winner　takes　all”,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fr1.htm
[20] Mohamed　El-Sayed,　“Too　little,　too　late”,　http://weekly.ahram.org.eg/2007/837/eg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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